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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发烧的年代,一句话、一件事甚至一个物件都有可能惹祸上身。即便侥幸免除，也常常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让人心有余悸。以至于终生难以忘怀。老友张山那天来我家喝酒。席间，他就给我讲了少年时期亲历的一件事。这件事让他担惊受怕了好多年。他说，直到现在，几十年来，这件事他从来没给任何人讲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作为当地主要的粮食作物，那时各村兴大面积栽种红薯。每次刨了红薯，生产队就当天分到各家各户。这一天傍晚放学后，11岁的张山拿着麻袋，跟着父亲高高兴兴地到地里去分领属于自家的那份红薯。 
大人们在排号等着干部们喊名字。小张山围着红薯堆转来转去看着玩。红薯结得又大又多，堆成小山似的。红薯长的形状五花八门，有的像人头，有的像馒头，有的中间粗两头细像个大尕尕，看上去非常好玩。忽然，他发现了一块大红薯，长得特别大，像个小枕头似的。拿起来立着看，活像一个胖胖的小孩子，上半截是个圆圆的脑袋，下半截是个大大的肚子。张山心中暗喜，拿起来这枚大红薯就用木棍儿和指甲不假思索地在上面画上了眼睛、眉毛、鼻子和嘴，还在两边添上了两个大耳朵。他画的嘴大张着，里面露出两排牙齿。画完，他又想在上面写点什么。那时，基于对伟大领袖的敬爱和崇拜，人们写的最多的几个字就是“毛主席万岁”，无论是大书法家，还是小学生，或者试试新买来的钢笔好不好使，都爱写这几个字。小张山更不例外，纸上、墙上、地上、树上，到处都写。这时，他不假思索，习惯性地在这个红薯上写下了“毛主席万岁”五个字，红皮白道道儿，他写得很好看。写完了，画完了，红薯堆那边父亲在喊他，他家的那份已经分好了，装好了麻袋，抬上了小车，父亲正准备回家呢。他一边答应着，一边把那块画好的红薯原地一放，跑到父亲身旁，捡起绳子，在前边拉着，一路哼唱着“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高高兴兴地回家了。红薯，本是个好东西。在饥馑的年代，它让人们果腹，而且有“长寿食品”之誉，现在它甚至被列为防癌、抗癌第一食品。但在我们这个地方，在人们的口头语里，红薯可不是个好听的词语。形容一个人的长相不好，往往就说“长得跟红薯似的”；形容一个人被批评得狼狈不堪，也说“熊得跟红薯似的”；“熊了个狗不吃红薯尾巴”等。也就因为这，张山差点惹了一场“大祸”。在分红薯之后五六天，他去大街上玩耍，见两位族兄正在聊天：“咱村里出了现行反革命了！有人丑化伟大领袖毛主席！”“啊，怎么回事？”“贫农主任老荣大爷分了一块大红薯，现在还摆在大桌子上呢。上面画着鼻子眼睛的，还在后面注明是毛主席！你看多反动——他污蔑毛主席是红薯！”听到这里，张山吓得不敢出声。悄悄地一扭头回了家。
以后的时间，倒也没人找上门来。但这件事一直存在他脑子里，让他害怕了好长时间。他怕事情万一败露，真的会被揪出来打成“反革命”，或者被取消了上学的资格。他也知道那位老荣大爷是个告状迷，曾经把亲侄子告到大队上批斗。因为侄子当着他的面指着主席台上的伟人说过一句：“你看毛主席白天黑夜在大街上站岗放哨，多憨呀”。一想到这点他就胆战心惊。为避免大人担心，他甚至从没敢告诉给他的爸爸妈妈，任自己一天到晚提着心。直到现在，他退休了，才敢借着酒桌上向我这个多年好友说起画红薯的故事。此时，他说着说着，竟开怀大笑起来。我也跟着大笑起来。来走亲戚的小外甥凑过来问：“姥爷你们笑什么了？讲给我听听。”我说：笑……呵呵，”我抚摸着外甥的小脑袋，“五十年前的故事啦，讲了你也不懂！”
特邀曲艺家简介：刘旭东，山东临清人。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山东省曲艺家协会会员、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胡琴专业委员会会员、聊城市文联签约文艺创作员。聊城市“五老”志愿者先进个人，聊城市抗击疫情文艺创作先进个人。多年来涉足文学、音乐和新闻领域，获得过“临清市首届运河名城文化名家”、“临清市文学艺术之星”和“临清市第一批乡村优秀科技人才”等称号。创作过散文、小说、快书、鼓词、诗歌、歌曲、相声、小品和小戏剧等各类文艺作品，合编书籍多部，作品在全国多次得奖；散文《与邻家一道墙》曾与全国“百名名家力作”一同收入《跟理想主义者喝茶》一书。 人生如茶 君子之交淡如水 投稿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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