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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记忆 （献给那些保卫祖国和建设祖国的人们 ） 文/王西庆 七、随父亲来到新建工厂 过了几天以后，父亲像是接到了调令，要去太行山驻地某兵工厂就任解放军代表室总代表，这一次我们的旅途也是不近的，我们坐火车从北京出发，然后又坐汽车，最后，终于来到了太行山深处的这个工厂里。 工厂离城不是很远，这是一个新建的工厂，家属楼房很多，是解放后当时苏联帮助援建的，楼房都是三层楼。 我家就住在马路北面、靠西面的一层楼房里，房间很宽敞，有两居室，一个卫生间，一个厨房，还有走廊，另外还有前后两道门。冬天有暖气，在当时这样房间结构还是够超前的。从前门出去，下了两三个台阶，便是不到十来米宽的土便道，再往前、往南走，过了不到百多米宽的开阔地，就是一条通向工厂东西走向的公路，横过了公路，就是我要上的小学校。 这个工厂很大，工人也很多，特别是单身的年轻职工。在离我家楼房西面几十米远有一个很大的操场，在操场的南面还有两个灯光球场，一到星期六晚上或者星期天里，厂里的篮球队员们来到这里比赛，那看打篮球的人们，把场地围得是里三层外三层的，他们叫喊声和裁判员的哨声，站在我家门口都能听得见。 操场的正北面是一个很大的俱乐部，星期六和星期天的晚上经常上映电影。在我家楼房的东面不很远，则是工厂的一个大食堂，一到周末，这里也是西洋乐器声不间断，经常举办有苏联朋友参加的舞会。那吹奏洋号子的声音，在夜晚很远的地方都能听见。 在当时工厂的工会，提供这样一个平台还是不错的，因为当时青年工人很多，要占到百分之七八十，这又是新建工厂，单身职工也是很多的。所以，一到周末，来跳舞的人们是很多得。我经常也随父亲去那个地方看舞会，一些苏联朋友早早地去了那里，他们跳舞的舞姿非常的优美，年轻的中国工人远远比不过他们。不过，中国工人也不甘落后，有些工人真是迷恋上了跳舞，有些甚至成了舞迷。在休息的时候，你会在工厂生活区的路上，或者是在空闲地方，就会看到一些人两手摆出跳舞的姿式，“冬察察，冬察察”的学习跳舞。 我和父亲去舞场玩耍时，我经常能吃到那些青年工人们给的糖果，尽管是看大人的脸色不让吃。当时在舞场上年轻人搞对象，谈恋爱很多，他们大多数人还是以给女方糖果，来增近男女双方的感情。当然，在结婚的时候，也是散发糖果，吃瓜子和花生为主，很少有摆桌子吃饭的。 在欢乐的舞会上，父亲爱和一些青年男女聊天，爱给他们牵线当红娘，爱和苏联朋友用俄语对话。在这过程中，苏联朋友对我小孩子也十分的友好，又是拥抱我，又是握手、又是给点小礼品。我有时也随着那些跳舞的叔叔阿姨们，在舞池里跟着音乐的节奏，也跳来跳去，跑来跑去。童年时候的我，就享受到音乐给我带来的快乐。 在那个时候，我们这里的小孩子们都喜欢养蚕，这里的桑树真的是很多。我在家里也养了不少，因为我知道蚕宝宝吐得丝，可以续到棉花被子里，是很暖和的，而且，而且蚕宝宝的蛹，又可以当作高蛋白来补充身体。在蚕蛹收获的时候，常常被母亲当作一道美食来给我们炒着吃，是好香的，真是高蛋白，而且还富有营养。 春天里，我常和小朋友去附近农村采摘桑叶，有时还能吃到紫红颜色的桑葚。有一次，就是因为采摘那些桑叶，我差一点就要了命。 那是在一个星期天，我随几个小朋友，去了比较远的农村，来到一家农民家里的房顶上，那里的桑叶又多又大，因为在我们住的近处，桑树的叶子早就都被人们采光了。 我看着这么大的桑树，这么好的桑叶，我曾想，我的蚕宝宝吃了以后，会长得更快更大，吐的丝也会很多的。但就在采得过程中，我光顾着，看树上面的桑叶，竟没有看到脚下面的房顶，被我一下子踩空，头朝下从房顶上摔了下来，结果是脑袋落地，把脑袋上摔了个口子，流了不少的鲜血。 但最主要的是，就在我跌下来的那个地方，有一口农村的水井，距离我掉下来的地方，不到两米远的距离。现在我回想起来还是觉得有点后怕。 后来，父亲知道了，说以后不让养蚕了。可是我想，这几天，就在我受伤的这几天里，有谁能够去采桑叶喂我的蚕宝宝呢？再不喂，那些可怜的蚕宝宝们可能就饿死了。给了别人我又不愿意。我躺在床上反复地想着，眼看着我的蚕宝宝就要断粮。 没想到、没想到父亲第二天坐车出去办事，回来不知从哪里给我采回来好多的桑叶，那桑叶是我看到的至今最大的桑叶，比大人的两个手掌还要大。我想，那桑树应该有上千年的历史了吧！也应该称得上是千年沧桑了，那桑葚也应该是很大很甜的。 晚上，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扶在养蚕的桌子上，还能听到蚕宝宝“沙沙沙”地，无忧无虑地吃着桑叶的声音，这是不是象征着我们、我们新中国的少年儿童们无忧无虑的成长呢? 一次在星期天，我写完了作业，在广场上看解放军战士做早操，玩双杠，看着他们在上面玩的自由自在，我很羡慕，他们完了以后，我也爬上去玩，双杠很高，下面还有铁座，没想到我没有抓紧，一下子从上面又栽了下来，那双杠下的铁座，正好碰在我的嘴巴下面，把嘴下巴的骨头被碰了个口子，当时鲜血直流，是一个解放军叔叔抱起我来，就往工厂医院里跑去。 医院不是很远，一会儿就到了，医生在给我处理伤口的时候，好像是在我的下巴碰破的骨头里放了一个“小钉子”式的东西，然后缝了几针，最后还真的是很快长好，伤口也不痛了，现在回想起来，真是要感谢那位解放军叔叔，也要感谢那位好医生。当时工厂医院里的医疗设备，医疗水平还是不错的。回到家里，母亲埋怨我说：“看你再去不去‘费！’”（淘气） 我们那时小孩子也非常的惹人淘气，在那时，工厂的大食堂一到星期天就开两顿饭，上午九点和下午三点一顿。当时工厂里住单身的很多，他们都在食堂吃饭，食堂很大，有好几个窗口，到了开饭的时候，食堂卖饭的几个窗口队排得满满的，很是热闹。 在那时候不知道我们这些小孩子，在家里没有吃饱还是在家不够吃，我们三三俩俩、一伙伙的，上午跑到人家大食堂门口，去尾随那些吃了饭的职工，想让他们出点血，给我们小孩子一些饭票。 然后，我们拿着饭票就能到食堂里去买饭、买馒头吃。那些青年工人有的是男女一对一对的，他们从食堂出来后，我们看过很多电影，就像电影镜头里国民党特务一样，尾随在他们后面。他们走一截，我们走一截，他们停下来，我们也停下来。特别是有的在搞对象的年轻人，他们有时光顾说话，真没有想到,后面竟然有几个小“克格勃”跟着他们,他们走到偏僻的地方，做过激的小动作时，才发现了我们这些不速之客，那女的马上一下子就红了脸，羞的赶忙把脸面悟住，急忙让男的快扔给我们几张饭票就跑掉了。 在那时，姑娘们还是很要脸面的，工厂的青年人很多，搞对象的自然也少不了，我们小孩子就是瞅准了这个弱点，就是紧跟在人家后面。这无形之中增加了人家谈恋爱的难度，阻止了人家两个人相互了解，相互沟通。特别是那些女职工们，在没有搞成对象以前，很怕熟人或者单位车间的人知道或看见，有些人很害怕，怕影响不好，特别是在学徒时期的女职工或男职工，是不允许搞对象的。 他（她）们扔给我们一些饭票就急急忙忙走开了。我现在回想起来，可能是我们这些小孩子们，在学那些经常来我们工厂讨吃要饭的那些人吧！因为在当时，农村是很穷的，周边农村来工厂要饭的人还是不少的，他们满脸污垢，穿着破烂衣服。这其中有老、有少，有女的、还有残废的，他们手里还拿着个棒子当拐杖，挨门挨户地要饭，在来到我家门口的时候，母亲经常叫保姆，把一些吃的多余的剩饭剩菜倒给那些人吃。 当时，我们小孩子们非常爱看热闹，一看到那些要饭的，就一直跟着那些人走，看到谁的家里去要饭，每家每户的看谁家给的是什么饭菜，淘气的我们这些小孩子们，也从中学到了那些人，要饭时的动作。也学到了那些人的“大爷大妈”的叫喊声。我们也从中领悟到了一些东西。 星期天的到来，我们不上学了，上午九点以后，我们小孩子就跑到大食堂门口，去扮演“要饭”的或当“克格勃”的角色。我们和真的要饭有一些不同之处，他真的要饭的你要是不给，他就悄悄走了，不会老尾随人家或待着不走，而我们这些小孩子们不一样，又都是工厂的子女，甚至是那些年轻工人师傅的孩子，只要被我们这些小孩子跟上哪个人了，甩掉我们这些“特务”是很困难的，除非你摔给我们一张饭票，特别是对于那些处在热恋时期的年轻人。男的往往是主动的显示自己有钱，有爱心的，特别是要在女朋友面前。所以，那些男青年会主动的拿出些饭票来给我们。 然后，我们就高高兴兴地跑到食堂去，幸亏大食堂里还没有下班，那些食堂大师傅们，在卖饭窗口上看着我们这些小孩子，经常拿着饭票来买馒头，感到一些困惑和惊奇。不过，他们还得乖乖的卖给我们。我们有时拿着饭票能买到一两个大馒头，坐在食堂的櫈子上高兴地分享着“美食”。使得那些大师傅们在窗口上好笑地看着我们，我们并不理会他们。但有时我们去“要饭”时，也会碰见个小气鬼的工人，他们只摔给了我们一点饭票，欺负我们小不认得字，结果跑到食堂只能买到半个馒头。我们几个小伙伴们只能是拿着半个馒头，你啃一口，我啃一口，在食堂里吃着。那些食堂的大师傅见了，也不知道怎么的笑我们。 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大食堂的馒头要比家里的馒头好吃的多。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后来，大人们终于知道了这件事，我回到家里后，挨了大人们的一顿骂，父亲甚至抬起脚来踹我的时候，被保姆给拦住了。我当时吓得大声哭起来。 小孩子做了不得体的事情，也是应当受到惩罚的。在父母的严格教育下，我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让我后来，后来星期天里，我们再也不敢跟在人家屁股后面要吃得了，就像“老鼠爱大米”，和特务尾随地下党一样。现在想起来，我都觉得很可笑，要是让我们这些小孩子们真的去演电影，当“克格勃”的话，我想，我们会演得很像、很成功的。 （待续） 作者简介 王西庆，1949年8月出生，1968年12月在阳泉矿务局三矿参加工作，先后在阳泉环卫处，市政工程局工作，担任技术、办公室、库房、统计工作，曾经被当地报刊聘为编外记者和通讯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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