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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忆旧 · 吃食堂 by 肖克凡
我一九七零年初中毕业进工厂，这是一机部的一家重点企业，主要生产水轮发电机和军用发电车，还有五七高射炮的底盘。正值文革中期，物价却与文革之前基本相同。一根油条四分钱，一个烧饼四分钱，一碗豆浆三分钱，一碗馄饨八分钱。如今看来，那时物价低得宛若史前社会。
职工食堂的饭票，分粗粮与细粮两种，另有菜金券。粮食定量供应的年代，谁丢了整月饭票就等于丢了三十天口粮，其严重程度远远超过今天丢失钱包。
记得我在职工食堂买了一份甲菜：一个狮子头肉丸子配着一只鸡蛋，人民币一角五分钱。一个学徒工吃甲菜，这在老工人眼里多少有些“小资产阶级”味道。所以，我心虚，买了甲菜只在职工食堂里吃，绝不回到班组去显山露水。
老师傅们勤俭过日子，上班带饭的居多。只有小青年们爱去“吃食堂”，一派吃咸不管酸的劲头儿。无论什么年代，青年都代表着先锋与前卫。
每逢青黄不接季节，职工食堂的青菜完全断档，只供应两种菜品，一是炒海带丝，二是烩猪血丁。偶尔见到咸鸭蛋，味道也不新鲜。有时候青菜极端匮乏，中午食堂竟然出售臭豆腐。热饼夹臭豆腐，气息就浓厚了。一时间工厂处处弥漫着王致和遗留的味道，绕梁不散。
进入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职工食堂供应品种有所增加，出现“小炒”窗口。一样样菜品摆在里面，丰俭由你。我记得花五角钱便能吃上一条半斤大小的鲢鱼。只是老工人们依然舍不得吃，他们要养家的。
我所在的工厂食堂供应米饭，可以凭粗粮饭票购买。这种米饭是先煮后蒸，因此余有大量米汤。一大桶米汤摆在食堂中央，随便喝。有一位极其吝啬的老工人，每天带一罐米汤回家，让老婆用米汤和面作饭，嘿嘿笑着说米汤里也有粮食啊。
毛主席说，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改造客观世界的武器。这个老工人无疑实践了伟大领袖的教导。他从稀薄的米汤里看到它的本源——粮食，从微观世界看到宏观世界，鞭辟入里。
全国开展批儒评法运动，工厂职工食堂“诗墙”上挂着这样一首诗：“谁说老粗没文化？登上讲坛要讲话，创造历史讲历史，天大困难也不怕！”署名是“一车间老工人”。其实作者是我。那时我经常为“老工人”捉刀代笔，创作了一大批“顺口溜”。
进入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我所在的工厂食堂二楼开设了职工图书馆，我成了那儿的常客，中午端着饭盒就去了。我至今记得图书管理员是来自六车间的一个姑娘，还记得当时书架上的诗集，有李学鳌的《太行炉火》，李瑛的《枣林村集》，李幼容的《天山进行曲》，黄声笑的《挑山担海跟党走》，还有纪鹏的《新坦克兵进行曲》……那些年出版了那么多诗集，中国好像真的成了诗歌大国，重返盛唐了。
由此可见，职工食堂不光为工人们提供碳水化合物，还提供精神营养。这里经常举办文艺演出和忆苦思甜大会，是工厂政治文化大舞台。
除了政治文化，职工食堂也滋生爱情。这个车间的小伙子与那个车间的姑娘，不同的生产岗位只有相遇于食堂了，包括传递纸条儿。一旦确立恋爱关系，胆子就大了。要么女方给男方买好饭菜，坐在那里等候着。要么男方给女方买好饭菜，径直送到车间里去。这真应了“食色，性也” 那句古语。
当然，已婚男女食堂邂逅，一旦磨擦出情感火花，就叫“生活作风问题”了。男的被称为“臭流氓”，女的被称为“破鞋”。哪座工厂都有这两路角色。从当时的道德观念出发，职工食堂也不是一块净土，尽管不包括臭豆腐味道。
职工食堂的饭菜，有些品种家里是做不出来的，大酒店也做不出来。譬如铁锨熬白菜，譬如素炒茄子丝，譬如黄澄澄的窝窝头，还有那一大桶刷锅水味道的清汤。它只属于工厂。因为工厂是一块独特的园地。举凡独特的东西，往往是无以替代的。 无以替代的，还有那一去不复返的工厂岁月……
工厂忆旧 · 加班券 by 肖克凡
如今有了《劳动法》，对工厂加班有了法律规定。从前，工厂流行的口号是“大干快上”和“吃大刀，打快转”，还有“宁叫汗水漂起船，也要任务提前完”。因此，工厂加班被赋予一种政治含义。工人加班，也成为“一颗红心献给党”的政治行为。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们的国营大企业基本依靠传统管理组织生产。有的企业很难做到“均衡生产”。所谓均衡生产是指每月的生产任务量，上旬完成百分之三十，中旬完成百分之三十，下旬完成百分之四十，也就是企业通常所说的“三三四”。
“三三四”是理想状态。一座大工厂工艺流程长，工序环节多，一旦前一道出现“卡脖子工序”，后一道工序自然没活儿干，望着“瓶颈”干着急。出现这种状况，莫说实现“三三四”，就是“二二六”也难以保障。严重者甚至出现“一一八”。于是，工厂呈现这样的景观：前面的“卡脖子工序”二十四小时加班加点，连轴转。后面的工序无所事事，工人们抽烟喝茶四处溜达，班组只得开展政治学习，坐在更衣室里念报纸。
那时候工厂加班，还有一种形式叫“七对七”，就是早晨七点钟上班，晚间七点钟下班，一天十二小时工作。还有的工厂，一连几个月取消公休日，大干。
这种大战役式的加班，除了法定节日发放加班费，平时只给“加班券”。
所谓加班券，是一张小纸片，油印。一张加班券面值八小时，盖有车间公章。加一天班，发一张加班券。它好像没有废止期。不流通，只在本车间有效。
平时，工人若想歇一天班，跟组长请假交一张加班券就是了。假若你请半天假，组长就在这张加班券上写上“已歇半天”字样。我不记得当年有人在加班券上造假。
举凡在“卡脖子工序”干活儿的工人，几乎人人手里都有一叠子加班券。再者就是经常加班加点抢修机器的保全工，他们也是拥有加班券的“大户”。
赶上没活儿的时候，车间就组织手里有加班券的工人集中“补休”。有的工人积累了很多加班券，一歇就是好几个月。记得一九七三年的一天，我在工厂食堂遇见八车间一个熟人，他告诉我明天就歇了，咱们半年以后见吧。由此可见，他手里积攒了多少加班券。
既然加班券具有“代金券”性质，工人之间也就出现了借加班券的现象。我没有加班券，家里有事歇班，找你借。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就跟民间借钱一样。那时候的工人生活，充满了日常的乐趣。
公元一九七四年，工厂里掀起“共产主义义务劳动”热潮。班组的政治学习，主要内容是学习苏联卫国战争期间开展星期六共产主义义务劳动修建铁路的文章。我至今还记得列宁语录，大意是说有朝一日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就在欧洲大城市用黄金修建一座座公共厕所。革命的激情使革命者视金钱如粪土。
开展共产主义义务劳动竞赛，我所在的车间掀起贡献“加班券”活动，大墙上贴出倡议书，工人们纷纷签名。保全工小禹一次就贡献加班券近百张，以实际行动表达奔向共产主义美好远景的决心。
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企业整顿”。国营大企业成立“企业管理科”，学习日本企业管理经验“PDCA”循环，大力引进发达国家的企业管理模式。企业生产，逐步走上正常轨道。
有的企业引进设备，请来外国工人安装调试。八小时工作时间里，他们除了吃饭喝水，一语不发埋头工作。到了下班时间，收拾工具抬腿就走，休息去了。假若我们加班，这些洋人往往流露出惊讶表情：你们为什么不在工作时间里完成工作任务呢？
革命样板戏《海港》里韩小强的台词：“八小时以外是我的自由。”当时属于负面形象，受到批判。这也表现了当年工人阶级的价值观——为了共产主义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
如今，我们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终于懂得了，工人经常加班属于不正常状态。一个生产秩序正常的企业，在法定工作时间里完成额定的生产任务，那是不需要加班的。当年“救火式”的加班，既表达了工人阶级的生产热情，也说明我们缺乏科学的企业管理。
以前表现工业生产的诗歌，有“浓烟滚滚，炉火熊熊，马达轰鸣，汽锤铿锵”之类的句子，如今看来那是很不环保的。同样，狂热的加班加点，也属于往昔工厂的政治景观了。我们现在构建和谐社会，提倡科学的发展观了。
那天遛了遛古董市场，看到地摊上一张张泛黄的先进生产者奖状和劳动模范奖章，我突发奇想：怎么没人收藏当年工厂的加班券呢？
是啊，计划经济时期的许多东西，如今都成了准古董。这就是时代的变迁。
工厂忆旧·大侠 by 肖克凡
一座几千人的大工厂，其实就像一座大村庄，总有一些奇人异事。随着时光流逝，这些奇人异事渐渐朝着“史料”方向转化，呈现增值的趋势。
三十八年前，机修车间有外号“大侠”者，中年男性，此公脚踏一辆匈牙利产自行车，上班下班一路骑行，给人留下弯腰弓身的背影。
他的匈牙利产脚踏车，身架高大，体量远远超过一般自行车。它原本不是自行车而是烧汽油的“轻骑式”摩托车。当时中苏友好，这一只只车架进口到中国，只等待机器安装了。没想到中苏关系嘎巴一声破裂了，地处东欧的匈牙利与中国的关系也随之冻结。
于是，那一台台等待安装的摩托车发动机，永远不会来到中国了。没有发动机，这种车子当然不会成为“轻骑式”摩托车。好在我国有关部门同志极具聪明才智，随即将它当作自行车，推向市场销售。这种从摩托车退化而来的脚踏车，产品数量不多，几乎不为广大人民群众知晓。
“大侠”有幸买到这样一辆来历不凡的脚踏车，于是成为记载着当年中匈友谊戛然破裂的“骑士”。
无论在职工食堂还是工厂浴池，都不会见到“大侠”的身影。他永远是一个骑着自行车一闪而过的独行者身影。他好像不大讲究卫生，背影也透着邋遢。与许多衣着整洁精神焕发的产业工人相比，“大侠”无疑属于负面形象。
据说，他的生活节俭，近似“悭吝人”或者有过之而无不及。他骑自行车，遇到上坡路段必然推着车子行走，以免“抻”了链子。有人说“大侠”过桥扛着脚踏车行走，则属于杜撰了。
他从来不去食堂而是从家里带饭，这样就节省了许多。有人见过他的饭盒儿，被描述为叫化子的讨饭罐子。
当年，只要晚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布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工人们便自觉来到集合地点，然后列队游行欢呼伟大领袖发布新的“最高指示”。每逢这种时候，“大侠”总是早早坐在边道牙子上等候游行。然而，他“磨刀不误砍柴功”手里总是做着一些活计，包括缝补自己破袜子什么的。他身上散发的气息，即使在红色革命年代里，也令人退避三舍。
那时候，工人们工资普遍不高。据说，每月工资只有五六十元的“大侠”由于省吃俭用，竟然颇有积蓄。他家的积蓄，并不存入银行而是随时带在身上，颇有几分“人在阵地在”的味道。外人当然不知他藏宝于何处。有一次，他满头大汗四处寻找，说丢了钱。车间同事们知道他的积蓄都是从牙缝儿里省出来的，于是纷纷帮他寻找。
遍寻不到，“大侠”跨上那辆匈牙利脚踏车，沿着上班途径一路找寻而去。终于喜讯传来，他的积蓄完璧归赵了。原来，他将一叠叠人民币装在一只破袜子里，不慎中途滑落。这种又脏又破的袜子，即使经济困难时期也没有路人愿意弯腰去捡的。就这样，“大侠”的破袜子，远远超过了大富翁保险箱的价值。
“大侠”是一个普通产业工人，他的节俭其实也是一种品质。只是这种品质在他身上表现得过于极端罢了。
当年那种清贫的生活，人们又能奢侈到哪里去呢？不能开源只能节流，人们的普遍表现是节俭。
当年“大侠”的极端节俭与如今大款的疯狂斗富相比，透露出时代的巨大变迁。至于他为什么得到“大侠”的绰号，我不得而知。如今，人们阅读金庸武侠小说对“侠”的理解，大体是指“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理想人物，透着那么一种孤独味道。 那辆匈牙利脚踏车，今安在哉？“大侠”留在人们记忆深处的，只是一个生活于红色时代的骑着一辆具有特殊来历自行车的渐行渐远的孤独的背影。 【来源：肖克凡新浪博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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