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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异兽钮印章 美国 波士顿美术馆 如果没有以石入印，寿山石大约不会和文人创作联系在一起。 虽然早在唐代，就有了第一枚文人斋馆印“端居室”，然而，无论是官印还是私章，早期印章所选用的材质，以铜、玉、金为主，或铸或刻，其中的工艺和难度，都非“外行”的文人所能掌握。坚硬的玉，需要以锋利的昆吾刀一点一点地碾就，平日里抚卷执笔的文人，哪有这“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力量与时间？因此囿于印材之特质，文人所用玉印，往往托与工匠们雕琢，不曾亲自参与篆刻，自然有些不得趣了。 可见，文人想要亲力为篆，则必须寻找到合适的印材—— 怎样是“合适”的？ 柔而易攻，却又不易破碎，同时具有审美趣味，又不能过于罕有…… 明 寿山石“玄谷帝君金丹之玺” 故宫博物院 石，就这样进入了文人的视线。 关于“以石入印”，流传最广的当属王冕以花乳石入印的故事。 明代刘绩的《霏雪录》里写道： “初无人，以花药石刻印者，自山农始也。山农用汉制刻图书印甚古，江右熊囗巾笥所蓄颇夥，然文皆陋俗，见山农印始大叹服，且曰：‘天与一出，万马皆喑。’于是尽弃所有。” 文中提及的“山农”，指的就是号“煮石山农”的元代大画家王冕。 明“感慈报恩”龙纽花乳石长方章 首都博物馆 因为刘绩生活于元末明初，又与元末诸遗老交游，故而历来认为他对于王冕的说法颇为可信，后世的文人们在撰写篆刻论著的时候，便常常引用刘绩的观点，认为“以石入印”自王冕始，也就把石章出现的年代定在了元代。在记述这件事的时候，文人们还不免暗搓搓地推一把自己偏爱的石头，比如明人郎锳《七修类稿》，就说“至元末，会稽王冕以花乳石刻之，今天下尽崇处州灯明石，果温润可爱也”，单推“灯明石”；而《清稗类钞》则说“花乳石为图书石之一种，天台宝华山所产，色如瑇瑁，莹润坚洁，可作图书”，则青睐天台宝华山的石头，并说这就是花乳石。 南宋 鹿钮冻石印 新昌博物馆 不过，从目前的出土文物来看，也许“以石入印”的历史，还要往前推进一些。1972年浙江新昌的南宋淳熙元年（1174）墓中，出土了一枚方锥形的米黄色石印，其质地莹润，印纽雕刻为一只昂首的卧鹿，印面乃是阴文篆体的“卢渊”二字，刀法古朴笔力雄厚，无论从钮雕还是篆刻来看，其功力都较为成熟，可见至少在南宋时期，就已经有了“以石入印”之例。巧的是，宋人梁克家也几乎就是在淳熙年间所撰写的《淳熙三山志》中，首度以文献记载的方式，提及了寿山石的存在—— 寿山石：洁净如玉。大者可一、二尺。柔而易攻，盖珉类也。五花石坑，相距十数里，红者，髹者，缃者，紫者，惟艾绿者难得。 这大约是个美丽的巧合，却也不免令人猜测：是不是从宋代开始，这些天然的、莹洁的、缤纷的石头，已经吸引了文人的注意力了呢？ 或者这真的是一个“巧合”吗？已经注意到石材“柔而易攻”、“洁净如玉”的特质了，文人真的不曾想过将它们作为印章篆刻吗？ 一切只有等待更多的考古材料给我们以解答了。 无论“以石入印”为何人在何时首开先河，但各式各样的佳石被广泛地运用于印章篆刻中，应该是明代的事了。明代文人沈野在他所撰写的《印谈》感慨道：“以篆刻为游戏，如作士夫画，山情水意，聊写其胸中之致。”一旦找到了可以轻松入刀的印材，过去繁杂的篆刻便不再困难，文人不但能够自己设计印面，更可以亲自执刀。 明 寿山石盘龙纽“成化御书之宝” 故宫博物院 “石刀易入，舒展随我”——篆刻逐渐成为了文人日常艺术生活的一部分，他们在篆刻中抒胸中感慨、写个人志趣，信手拈来之间，展现出诗、文、书、画多方面美学趣味。正如周亮工在《因树屋书影》中所说的那样“古人如颜鲁公辈，自书碑，间自镌之，故神采不失……自书自镌者，独印章一道耳。”自己写自己篆，最大程度地保有了作品的艺术感，印章本就是日常的实用物，又平添了艺术创作的趣味，且小巧的石印章比起书画更便于携带，在文人们的交游中共同品赏，又促成了更多文人艺术家参与其中，印章的内容越来越丰富，更加强调意趣，强调章法、篆法之美，并出现了如文彭、何震、苏宣、朱简等篆刻名家，也逐渐有了雄健、猛利、俊爽、浑穆、工稳、秀逸等等诸多个人篆刻面貌的细分。 可以说，“以石入印”，不仅是石的“艺术成长”，也是文人的“艺术成长”。 · end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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