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拓片长292宽146拓幅面223宽120.两面尺寸一样 干禄字书》是唐人颜元孙（书家颜真卿的伯父）撰写的一个字书小册子，针对诸多汉字，列出了“俗字/通用字/正字”三种（半数以上其实为“俗/正”两种），而其中所搜集的“俗字”基本是唐以前六朝碑志上出现过的，属於民间写法，而在民间使用与流传时间比较长了的字也就成了“通用字”。那麼“正字”呢，就是颜元孙总结规范出来的“官方字”，在撰写官方公文奏摺等时，是必须按规矩书写的，这也是那时代所开展的“正字运动”（那时也还有张参修撰的《五经文字》等），要求民间尽量少写或不写“俗字”。而这本小册子之所以称之为“干禄”，本源於《论语》中的[为政]篇----“子张学干禄”。学干禄就是学入仕求官之道，“禄”也指官吏的俸禄，故《干禄字书》便可理解为专为官吏书写公文时辨别字体而作。 当然，这本小册子在当时，也起到了帮助唐人辨识前代碑志文字中所出现的“俗字/通用字”的实际作用，对我们今天研究唐以前的六朝碑志及其文字也不无裨益。其实，初唐时人所写的碑志中也多有俗字和通用字，比如初唐时的著名书家欧、虞、禇、薛等人所写的碑志，里面还保留著不少民间俗字与通用字。唐以前在民间流行的俗字和通用字，远不止这些，颜元孙只是择其经常使用的要字加以示例，某些字的俗写或通用写法，原本也不止一种，但颜元孙於每字的俗写或通用写法只举了一例，这是遗憾之处，使我们少看了许多其它的俗写。 比如“粗”这个字，颜元孙列出的正字是“麤”，俗字是“麁”，通用字是“麆”。这个字的正写，之所以是由三个“鹿”字组成，清人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里说----“鹿善惊跃/故从三鹿/引伸之为卤莽之称”。所以魏晋六朝时期出现的“麤服乱头/麤枝大叶”等词汇便依此字义而生。但这个字的俗写也还有“麄/蔍”和“觕”，这些字都是我们今天所用“粗”字的几种别写。再比如鞠躬的“躬”字，颜元孙只列出两个----“躬/躳”，且都标明是正字的写法。但这个字也还有写成“匑”和“匔”的。再比如身体的“体”字，颜元孙也只列出两个，正字是“体”，俗字是“軆”。但这个字也还有另一种俗写----“躰”，这个俗写其实很有道理，一个“身”加一个“本”，“本/身”才叫自己的身体嘛！ 了解汉字的这些俗写或碑别字，就今日而言，对改革与规范汉字是很有益处的，尤其是参与文字改革的文字学者，即使将汉字简化，也可从中弄清某些字的渊源流变及相关道理。而从事书法的人也应该多认识一些汉字的不同写法，如果某一幅书法作品中出现相同的一个字，考虑到视觉“变化”的实际功用，其实也可以俗字或通用字替代其中一个相同的字。总之，《干禄字书》可说是一册帮助我们认识与了解古代汉字诸种写法的启蒙读本，而致力於研究古代俗字或碑别字的学人若要深入进去，也还有更多的书籍要看，比如唐人张参的《五经文字》，欧阳融的《经典分毫正字》，五代人郭忠恕的《佩觽》，宋人张有的《复古编》，洪迈的《周礼奇字》，辽代僧人释行均的《龙龛手镜》，元人李文仲的《字鉴》，明人顾充的《字义总略》，朱谦甫的《字学指南》，胡文焕的《字学备考》，李元祉的《字学订伪》，焦竑的《俗书刊误》等等。《干禄字书》由唐人颜元孙撰，后为颜真卿书写刻石，广为流传。这部书是唐代正字学的一项成果。 “正字”与“字样”这两个名称，在唐时很普遍，而且常用于书名，如《颜氏字样》、《经典分豪正字》等，这些书在当时是很流行的。 在我国文字学史上，正字学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对正字学也有称“正字法”或“字样学”的①。正字学的主要内容，就是整理和研究异体字，确定文字的标准形体，促进文字的统一。唐代，由于政府的提倡和学者的努力，使正字学有了成效显著的发展。 促成唐代正字活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自有文字以来，字体经历了多次的演变。秦汉之际，隶书取代篆书、隶变是一大改革。隶书继续发展。出现了楷书。随着字体的演变，产生了大量的异体字。 魏晋南北朝时期，地方割据，南北阻隔，形成了“世易风移，文字改变，篆形谬错，隶体失真”（见《魏书·江式传》的状况，异体别字，比比皆是。《颜氏家训·杂艺》中说：晋宋以来，多能书者，故其时俗，递相染尚，所有部帙，楷正可观；不无俗字，非为大损。至梁天监之间，斯风未变；大同之末，讹替滋生。肖子云改易字体，邵陵王颇行伪字，“前”上为‘ *’，‘能’旁作‘长’之类是也。朝野翕然，以为楷式，画虎不成，多所伤败。至为一字，唯见数点，或妄斟酌，遂便转移，尔后籍，略不可看。北朝丧乱之际，书迹鄙陋，加以专辄造字，畏拙甚于江南；乃以“百” “念”为“忧”，“言”“反”为“变”，“不” “用”为“罢”，“追”“来”为“归”。“更”“生”为“苏”，“先”“人”为“老”。如此非一，偏满经传。在唐初使用的文字中，同字异体的现象极为普遍。经济和政治日益强盛的唐朝，为促进文化教育的繁荣和交流，自然需要文字的进一步统一。 在唐以前，占书都是写本。辗转传抄，或字有讹夺，或篇简错乱，必须再经过校勘。自汉代刘向、刘歆父子开校勘端绪，历代官府都设校书官，而对古代经典的校定尤为注重。校勘就必须对文字的形、音、义仔细推敲，考辨用字的正误。北朝未期，秘书省设正字一官，地位略次于校书郎，掌雠校典籍，刊正文章，亦文士出身之官员。以后，唐、宋几代都设秘书正字官职。 唐朝在官吏考选和学校教育方面，都把书写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科举考试科目有六项：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参加明书科考试，先口试，后笔试《说文》六帖，《字林》②四帖，懂得训诂，兼能杂体书法者为及第。书写的要求一是正确，二是遒丽。 与此相应，在京城设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和算学等六学，由国子监总管。书学已是专门学校。书学内，有书学博士二人，学生三十人，典学二人。学习内容是：“以《石经》、《说文》、《字林》为专业，余字书亦兼习之。《石经》③三体书限三年业成，《说文》二年，《字林》一年”④。对宏文、崇文两馆学士的考试，还有这样的规定：“所习经业，务须精熟；楷书字体，皆得正样。通七者与出身，不通者罢之。”⑤ 如此教育与选吏制度，就使社会上，特别是士大夫阶层对书写的规范倍加重视。《干禄字书》的取名，也反映厂这一点。干，追求意，禄，俸禄意。语出《论语·为政》：“子张学干禄”。关于唐人正字活动，还可以联系到历代的太学石经。石经创于东汉。熹平年间，因《周易》、《尚书》、《诗经》等经籍辗转传写，文字沿讹，故蔡邕等儒生奏求灵帝正定六经文字。于是刻石经立于洛阳太学，以为经籍之定本，使后人有所取正，此即《熹平石经》。石经文字应是当时通行的正规文字，书体是隶书。由于石经不仅正定了经籍的辞章内容，而对文字的字形也起厂规范作用，故石经之立，也可以说是官方的正字措施。 过了六十多年，魏正始年间齐王芳又刻石经《尚书》、《春秋》，以古文为主，并以篆隶二体字列其下，立于太学，世称《正始三体石经》。它的隶体文字与《熹平石经》是同一时期的正规文字，字形是一致的。 两晋、南北朝，国家分裂，社会动乱，尽管文字变异纷纭，但不曾再立石经。 一直到唐晚期开成年间，才重立石经，书体为楷书。此距《正始三体石经》已有六百多年，而距颜元孙撰《干禄字书》也约有百余年了。 正是适应了上述种种社会需要，在初唐和中唐，一些学者积极从事正字活动，研究和确定楷书字的标准形体和使用规范。 实际上，正字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是在唐以前。现在可见到的比较早的资料是北齐颜之推⑥《颜氏家训·书证篇》，他说：“世间小学者不通古今，必依小篆，是正书记。凡《尔雅》、《三苍》、《说文》，岂能悉得仓颉本指哉？亦是随代损益，各有同异。西晋以往字书，何可全非？但令体例成就，不为专辄耳。考校是非，特须消息。”“至如‘仲尼居’三字之中，两字非体。《三苍》、‘尼’旁益‘丘’，《说文》‘尸’下施‘几’，如此之类，何由可从。古无二字，又多假借，以‘中’为‘仲’，以‘说’为‘悦’，以‘召’为‘邵’，以‘ *’为‘闲’，如此之徒，亦不劳改。自有讹谬，过成鄙俗，‘乱’旁为‘舌’，‘揖’下无‘耳’，‘鼋’‘鼍’从‘龟’，‘奋’‘夺’ 从‘ *’，‘席’中加‘带’，‘恶’上安‘西’，‘鼓’外设‘皮’，‘凿’头生‘毁’，‘离’则配‘禹’，‘壑’乃施‘豁’，‘巫’混‘经’旁，‘*’分‘泽’片，‘猎’化为‘ *’，‘宠’变成‘宠’，‘业’左益‘片’，‘灵’底著‘器’。‘率’字自有‘律’音，强改为别，‘单’字自有‘善’音，辄析成异，如此之类，不可不治。吾昔初看《说文》，蚩薄世字，从正则惧人不识，随俗则意嫌其非，略是不得下笔也。所见渐广，更知通变，救前之执，将欲半焉。若文章著述，犹择微相影响者行之。官曹文书，世间尺牍，幸不违俗也。”颜之推的这段文字，比较集中地谈了对文字演变的看法。他提出：“随代损益，各有同异”，即随着时代的变化，文字有增有减，有同有异。“古无二字，又多假借”，即在古代，使用的文字数量少，很多字词都借用同音字来表示。“自有讹谬，过成鄙俗”，即有的字写错后（因有意或无意），沿用久了也就成了俗字。“更知通变”，“将欲半焉”，即正字应取参酌古今，折中通变的办法。 这些看法以及字分正俗，用途不同的主张对后来的正字学是有影响的。唐人正字的先驱者颜之推还著有《俗文字略》一书，可惜早巳不传。与唐代正字学有关而见于历史记载的著述大致有三类：一类是关于一般文字的，如：颜师古⑦的《颜氏字样》、《匡谬正俗》：杜廷业的《群书新定字样》，颜元孙的《干禄字书》；唐玄宗时的《开元文字音义》。 另一类是关于古代经典文字的，如：欧阳融的《经典分毫正字》；张参的五经文字事⑧，唐玄度的新加九经字样。 再有一类是韵书，如王仁**的《刊谬补缺〈切**〉》 、孙缅的《唐**》等等。这些书都注意列举异体，辨正字形。 上述都是影响较大的书。自然，还会有一些书连名字也没有传下来。《干禄字书》是由颜真卿书写并摩勒上石，后来又有重刻。《五经文字》和《新加九经字样》分别刻在《开成石经》的后面，至今存于西安碑林。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它们的比较完整的拓本。这些都是十分可靠的唐代正字学的资料。 颜元孙，字聿修，万年（今陕西西安市附近）人。自幼善文辞，垂拱初登进士第，历官长安尉、太子舍人及濠、滁、沂堵州刺史。他对诸家书迹精于鉴别。其生卒年代不详，约活动于唐高宗至玄宗时。 颜元孙的伯祖父颜师古，颜师古的伯祖父颜之推，都以考注经史而著名，对六书声韵之学又都有著述。颜之推著有《急就章注》一卷、《训俗文字略》一卷；颜师古著有《匡谬正俗》八卷、《急就章注》一卷等。贞观年间，颜师古在刊正经籍过程中，将不同写法的楷书字记录下来，在当时被称为“颜氏字样”。后来，学士杜延业又加以扩充，编出《群书新定字样》。在这个基础上，颜元孙才进一步完成《于禄字书》。 颜元孙在《干禄字书》正文之前有段文字，说明撰书的缘由和体例，通篇不过五百余字，言简意赅，可谓《序言》。 关于《干禄字书》的体例，主要有四： 一、“以平上去入四声为次，每转韵处朱点其上。”此书共举字例1599个（其中重文717个），按四声次序排列。同一声调下的字，再按韵部排列。所谓“朱点其上”，当是《字书》原稿；后来石刻及拓本无此，也无代替的其它标识，自是憾事。 二、每个字例包括俗体、通体和正体：三种或其中两种。如“霜盾盾 上俗中通下正”、“功 上俗下正” 三、“偏旁同者不复广出”。意思是对包含同一个偏旁的字，本书只举字为例。如书中举出“聪聪聪 上俗中通下正”，对右旁相同的‘骢’、‘摁’等字，也分别有三种写法就不再列举。 四、“字有相乱，因而附焉”。意思是对一些形似义异的字，也附带加以辨析。如“ 瘫壅 上摊持下壅塞”。 通篇之中个别字例失于考校。如“ ”与，“商”本为两字，书中却注“上俗下正”。又“皂”与“儿”亦非同字，书中说：“皂儿貌 上俗中通下正”。特别值得捉出的是作者对文字发展和使用的一些见解。现摘录于下，并略作解释：“史籀之兴，备存往制。笔削所误，抑有前闻”，“积习生常，为弊滋甚”，“改篆行隶，渐失本真”。此言篆文的形成是有一定规则的。人们在笔写刀刻时会有各种差误，有的相沿成为习惯，弊病越来越多。隶书产生之后，离本来的字形就更远了。“若总据《说文》，便下笔多碍。当去泰去甚，使轻重合宜”。此言如果写字都要以《说文解字》为根据，那就阻碍重重。应当舍弃文字中过分的累赘的因素，选择合理的写法加以肯定。上述看法表明作者既重视字之本，又赞成字之变。 （一）区分正、通、俗三体作者又对当时使用的文字采取分析态度，划为三类： “所谓俗者，例皆浅近。唯籍帐、文案、卷契、药方，非涉雅言，用亦无爽，倘能改革，善不可加。” “所谓通者，相承久远。可以施衷奏、笺启、尺牍，判状，固免诋诃。若须作文言及选曹铨试，兼择正体用之尤佳。” “所谓正者，并有凭据。可以施著文章，对策、碑碣，将为允当。进士考试，理宜必遵正体，明经对策贵介经注本文，碑书多作八分，任别询旧则。” 关于正体字的标准，《干禄字书》只是笼统地用《并有凭据》四个字加以说明。“凭据”是什么？概念上没有明确。从它所列正体的实际情况看，除合《说文》者外，还行经典相承的和当时通行的比较简化的字，兼收并蓄，范围广。 这种划分办法大体反映了文字产生的先后和在那时的使用情况，也表现了颜元孙的文字观。 “正”、“通”、“俗”三体的概念，自汉《说文解字》以后，讲文字的书上就屡有出现。但是，象《干禄字书》这样，把各个字的三体专门区分出来，并从名与实、体与用的关系上对三体分别作出定义，则是前所未见的。 （二）限制异体字的使用 《干禄字书》从每个正字的异体字中，又确定了通体和俗休，并分别指出它们使用的实际范围。这意味着，不仅正体是合理的，其通体和俗体也是合理的。前文中曾讲过，当时一个字的异体往往很多，甚至十来个。那么，《干禄字书》选择其中一个、两个作为字样，以示肯定，对其余的异体字也就起了否定作用。其实际效果就是约束人们的书写习惯，克服异体纷纭的弊端。 根据《干禄字书》以及其它正字学书，我们可以知道，在唐代哪些字体是正体字，哪 些字是通体或俗体字。以此为准，笔者对隋唐石刻拓本（主要是碑、志拓本）进行了考察，现将一部分记录，摘要于下（记录中的铭文字数，不包括已经缺损的字。“比例”，是指俗体与通体字共占铭文总字数的比例： 《朝请大夫夷陵郡太守太仆卿元公幕志及元公夫人姬氏墓志》，隋大业十一年（615年）。志文约1910字，其中俗体字124个，通体字108个，比例约为百分之十二。 《九成官醴泉铭》，贞观元年（627年），欧阳询书，时年七十岁。铭文约1140字，其中俗体字45个，通体字77个，比例约为百分之十一。 《弘义明公皇甫诞碑》，贞观年间，欧阳询书，时年七十余岁。碑文约1400字，其中俗体字63个，通体字四十个，比例约为百分之八。 《西平郡化陡县长刘政墓志》，贞观十六年（842年）。志文约650字，其中俗体字24个，通体字16个，比例约为百分之六点二： 《口君及夫人刘氏墓志》，永徽五年（八五四年）。铭文约530字，其中俗体字49个，通体字11个，比例约为百分之十一。 《多宝佛塔感应碑》，天宝十一年（七五二），颜真卿书，时年四十二岁。碑文2000字，其中俗体字十五个，通体字22个，比例约为百分之二点四。 《大达法师玄秘塔碑铭》，会昌元午（八四一年），柳公权书，时年六十三岁。铭文约1290字，其中俗体字39，通体字11个，比例约为百分之三点八。 《西平郡王李晟碑》，大和三年（八二九年），柳公权书，时年五十二岁。碑文约2270字，其中俗体字48个，通体字25个，比例约为百分之三点三。 《乡贡学究李颛墓志》，乾符四年（八七七年）。铭文约五百字，其中俗体字17个，通体字5个，比例约为百分之四。 通过对唐代碑志文字变化情况的调查，可以发现这样一些特点： 1、在初唐的碑志中，通体、俗体字使用很多。在千字以上的碑文中，通、俗体字的 比例往往达到百分之十左右。《干禄字书》所列出的通、浴体字以外的其它异体字也经常出现。 2、在盛唐、中唐碑志中，通、俗体字的使用明显减少，其比例降为百分之三左右。 《干禄字书》所列出的通、俗体字以外的其它异体字极少出现。 3、碑志文字基本上是正体字及通体字，同时也采用少数俗体宁。碑志上俗字使用得少，籍帐、文案、写经、药方上使用得多。这说明在不同用途、性质的文书上文字字形也存在差别。 4、俗体字是普遍使用的，即使名臣、书家奉敕写的碑也不完全避俗字。正、俗之区别，并不绝对。以《干禄字书》为准，对不同时期的敦煌写经加以考察，则发现下述特点： （1）在初唐以前的经卷上，俗体、通体字使用很多。 （2）盛唐、中唐时俗体字较少。 （3）初唐是过渡阶段，正体比例上升。如敦煌卷子S二一0五（北魏永兴元午， 五三二年写）和s二四一九（隋大业四年，六O八年写），两个卷子上通、俗体字之比例分别为百分之十二和百分之十五。又如羽字三十三（唐开元九年，七二年写）和羽字四十七（天唐宝五年，七四六年），两个卷子上通、俗体之比例则降为百分之六左右。 初唐（包括唐朝之前一段时间）到中唐，碑志写经等文献上通体，俗体字渐减、正体字渐增的趋势，正说明正字学提倡正字、限制异体字是颇有成效的，是唐代文字进一步趋向统一的反映。 应当说明的是，整个文字发展的历史，是由很多渐变过程组成的，它们既相衔接，又相交错。因而，不能简单地用历史朝代去划分文字演变的阶段。实物资料所证明的仅仅是：从汉字逐步趋向统一的角度看（本文讨论的是楷体字），公元八世纪前后存在着着比较明显的差别。这与正字学有密切关系。 而通、俗体字的普遍使用则说明《干禄字碑》承认三种字体的合理地位，符合客观实际情况与需要，因而行之有效。 从现在文字改革的角度看，确定正字和限制异体，实际上是文字规范化的两个方面。 （三）肯定了汉字的简化 虽然在唐代的文献贵料中还没有见到直接主张文字简化的言论，但是，从《干禄字书》所举的字样中已经明显表示了简化文字的倾向。 这里将《干碌字书》的全部上声字作一比较，其统计结果列表于下（表分三栏，“相似”栏，是指字形笔画相似，难论繁简）： 通体与正体比较：简者42字，繁者15字，相似14字。 俗体与正体比较：简者44字，繁者12字，相似14字。 俗体与通体比较：简者5字，繁者O字，相似0字。 这就表明，大部分通体、俗体字比正体字要简化，俗体字往往比通体字更为简化。 颜元孙确实表现了变通的精神，所以《干禄字书》在汉字改革史上有着积极的影响。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唐代正字学起了三个作用：一是促进楷体字的规范，二是肯定了汉字的简化；三是巩固了文字的统一；由于这三件事既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又顺乎文字演变的潮流，结果都颇有成效，而且影响深远，甚至波及日本等国家。特别是《干禄字书》等正字学著作，对日本的文字学家也是有益的借鉴⑨。 毫无疑问，文字的创造、演变和改革，从来也不是少数人的作为，而是千百万群众长期实践的结果。这也是正字学的基础。学者的努力也好，官方的提倡也好，其成效如何，都需要到社会书写文字的实践中去检验。比较简化的通俗字是大众（包括文化较低的农工商人）创造的，学者们再作归纳整理，宣传推广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