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冠群诗论《论田园山水诗的审美特质》

  

作者简介：

       林冠群，1943年生，海南省儋州市中和镇人。原海南日报社总编助理。中国苏轼研究会理事，海南省诗词学会名誉会长，海南省儋州文化研究会会长。已出版主要著作有：《新编东坡海外集》、《东坡海外集今译》、《儋阳东坡遗泽颂》、《桂馨楼海外论苏集》、《桂馨楼集》、《桂馨楼诗文集》、《琼崖旧事》、《风雨人生》、校点本《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评注本《景庐诗稿》等十余种，约五百万字。  

论田园山水诗的审美特质

林冠群

      什么是田园山水诗？这恐怕得从诗人取材的范围来界定。

      自然风光，田园景色，场圃农事，退隐生涯，以此为抒写描述的对象，从传统的观点看，都可归类为田园山水诗。然而，从选材的角度区分出田园山水诗，只是近代诗论，古人论诗尚未见此一说。除南北朝时的钟嵘称陶渊明为“隐逸诗人之宗”外，尚未见有人称其为“田园诗人”，称孟浩然、王维等人为“山水诗人”之说。这倒不是说这种分类有什么不妥，而是我国古代诗论的倾向并不看重纯粹的田园山水诗。而这种轻忽又并非不承认陶渊明、孟浩然、王维等诗歌的艺术性，而是秉持传统的诗教，强调诗的政治功能，正所谓“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杜甫语）“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时而作”（白居易语）忧君忧民，劝世劝俗，而温柔敦厚，“不失风人之旨”。至于寄情山水，退居田园之作，在古人看来，前者为闲适，后者为失意，取材如此，均非大雅雄篇。若一心向此一途，就会被看轻。故严羽《沧浪诗话》称：“李、杜天分，如金翅擘海，香象渡河，下视效岛辈，直虫呤草间耳。”不仅轻其诗，且轻其为人。如同是田园山水诗人，王维就对陶渊明的隐居生涯不以为然。他在《与王居士书》中讥讽渊明“忘大守小，终身抱惭”，这种观点显然也源自正统诗教而来。

      然而，正统诗教的影响力一直随着时代的推移而日趋衰颓，宋、明以下，不仅大家如苏轼、陆游等人推尊陶渊明，即使一般诗人也不死抱“即事名篇”的入世态度，尽可抒性灵，描风月，得意于山水田园之间。这是因为封建独裁的专制体制，原本并不真正认同把弄文墨的诗人文士为“忠君体国”的政治核心，如果他们不愿甘心充当独裁者的御用文士或歌功颂德、职如优伶的“内庭供奉”，他们的下场是不会因为自己的忧君忧民而善始善终的。这从屈原开始，一直到李白、杜甫等辈，都是证明。尤其是因为独裁而衍生的“文字狱”之类的灾祸，更使诗人寒心戒备，尽可能远离政治漩涡，不是像林和靖那样一开始就高飞远翥，就是像苏东坡那样，吃尽文字狱的苦头之后，终于皈依渊明的自放。因为这个原因，田园山水诗不是逾来逾少，而是越来越多。虽不冠以“田园山水诗人”之称，但诗人之间以互相标榜，以田园山水为乐事，却几乎成了一种时尚。至清代的袁枚更以“性灵”为旗帜，揽名声，树宗派，影响之深广，实为田园山水诗的创作开拓了很大的发展空间。

      其实，从作品艺术性来分析，田园山水诗的创作更有其契合传统诗论的地方。如比兴手法的运用，刘熙载《艺概》引《诗序正义》云：“比与兴虽同是附托外物，比显而兴隐，故比居先也”，又引僧皎然《诗式》称：“取象曰比，取义曰兴。”以山水田园风光为比的具象物，这不正是田园山水诗的一大特征么？观察古往今来的诗词作品，离不开模山范水，描摩景物的“比显而兴隐，故比居先”的创作模式，虽然这些作品不能统称为“田园山水诗”，但田园山水诗在“比显而兴隐”方面的特征却更为突出，这是不言而喻的。为此，从选材的角度看，田园山水诗作为诗歌中一个独特的艺术品种，便具有其独特的审美特质。这大约可以归纳为：清高独善的品格塑造；隐逸自由的心理暗示；自然美景的形象召唤；愤世嫉俗的借喻功能。鉴赏田园山水诗所获的审美愉悦，大都可以从以上的特质意蕴中来，而上乘的田园山水诗在这方面所表现出来的艺术魅力决不在其他诗词力作之下。如前人评陶诗“风标高举，质朴自然”，自钟嵘《诗品》开始，将其诗列为上品，至宋代，苏轼称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认为“曹、刘，鲍，谢、李、杜”诸家皆不及，语虽过偏，而品藻却醇。王维，《唐音癸签》引文称“王右丞（维）词秀调雅，意新理惬，在泉成珠，在壁成绘，一字一句，皆出常境”，故“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达到山水诗体现“天人之合”的极高境界。

      一，清高独善的品格塑造。这大约可归结到田园山水诗的风骨问题。

      能成为诗人乃至大诗人，在文化教育均未能普及的封建时代，决不是一般田夫野老之能事，也不是粗通文墨者所能为，若非具有深厚文学修养的士大夫，便是才华横溢、腹书盈箧的隽才秀士。这类人，在封建专制体制下，当他们一心专注于田园山水时，表明他们与威权势要已经绝缘，从利禄纷争的浑流浊雾中游离出来了，于是清高自处，独善其身的精神寄托便自然渗入其田园山水诗的具像物中。或者是进身无望，仕路颠踬，一开始便以寄情山水，乐遁田园为抗争，表示对于权豪势要的一种蔑视与排斥，以这种意绪发为歌诗，同样能自然地塑造出清高独善的品格。刘熙载论王维诗“好处在无世俗之病。世俗之病，如恃才骋学，做身分，好攀引，皆是。”因为忌俗避世的品格，他的山水诗有时甚至被人曲解。

         如《咏终南山》：

“太乙近天都，连山接海隅。

  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

  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

     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

     本是一首清静绝尘的上好风景诗，有人却能体会出是“势焰盘据朝野”因而，“畏祸深也”的曲笔来（见《全唐诗话》卷一）。王维一生安富尊荣，他的忌俗避世，主要不在于对现存秩序的否定，而是以一种唯美的倾向来表达他的山水诗自别于世俗的清高。这与在田园山水诗中寓托着对时势宫场的失望、鄙弃有着较为明显的区别。故钱钟书先生认为王维的田园之作“太风流华贵”，持较渊明诗，有“似失之过绮”之病。如渊明诗“斯晨斯夕，言息其庐。花药分列，林竹翳如。清琴横床，浊酒半壶。黄唐莫逮，慨独在余。”则是虽退隐寒居，即慨叹黄帝及唐尧盛世的迷失，表现出对时局危乱的失望。又如“寒暑的代谢，人道每如兹”，“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之句，都相当明显地表达了这种思想情绪。而像宋代的林逋，一生绝意仕进，足不履城市，更高洁得像云鹤野梅，根本不以世俗之念为虑。他临死还留下“茂陵他日求遗稿，犹喜曾无封禅书”之句，对当时皇室的眷顾劳问，概不领情。（据《宋史·隐逸传》宋真宗“闻其名赐粟帛，诏长吏岁时劳问”。）

      从这样的角度欣赏田园山水诗，读者可以感受到这些作品所传递的阳刚与阴柔兼而有之的美感信息。独立不群的清高品格，“如崇山峻崖，如奔骐骥”，“其于人也，如凭高远视，如君而朝万众”，这就是崇高阳刚的美感形象；而甘居林下，洁身自好，退隐无争的品格，又“如幽林曲涧”，“如珠玉之辉，如鸿鹄之鸣而入寥廓”，此即“得于阴与柔之美者”。士大夫能急流勇退，才识之士能独善其身，都具有一种智者的清醒，廉者的谦抑，仁者的怀柔，这正是社会中广大有良知者所景仰的美好形像。

      二，隐逸自由的心理暗示。这归结到田园山水诗的情性问题。古人论诗，有“发乎情，止乎礼义”之说，亦即孔子“思无邪”的主张。以此论田园山水诗，则最得“风人之旨”。写田园山水诗，一般来说，诗人追求的并非仅止于表面的山水田园风光，而首要的是一种“久在樊笼里，复得反自然”的心理自放。这种心理通过山光水色，风雨田园来表示，其比兴之间自然更显温柔敦厚，怨而不怒。即使直白写来，也显见平和蕴藉，寄兴幽远。如，虽然同是束缚与反束缚的命意，但田园山水诗与那些以现实时事为题材的作品，就大有区别。“含情欲说宫中事，鹦鹉前头不敢言”，这是宫禁里的现实，且是运用曲笔抒写，而孟浩然《万山潭作》：“垂钓坐盘石，水清心亦闲。鱼行潭树下，猿挂倒藤间。”则是直接地坦露自由的心胸，并将这样的心情理致寓意于鱼猿之上。如此坦率的心理，正是诗人有意避开了现实时事，将其巧妙地寄托在山光水色，田野垅亩之中。有的还以此作对比，直抒胸臆：“试问朝中为宰相，何如林下作神仙。一壶美酒一炉药，饱听风声白昼眠。”（张令问《与杜光庭》）因为这个缘故，诗人们在这一点上心理都是相通的。韦应物《寄全椒山中道士》：“今朝郡斋冷，忽念山中客。涧底束荆新，归来煮白石。欲持一瓢饮，远慰风雨夕。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想望的不是为官作宦、衣紫拥裘之辈，而是“山中故人”。刘长卿《碧涧别墅喜皇甫侍郎相访》“野桥经雨断，涧水向田分。不为怜同病，何人到白云。”此处的“同病”可以理解为彼此寄情山水，相携归隐的志趣。

       向往自由，而以隐逸之身来达此目的，这是封建专制时代的一种悲剧。正是这种悲剧的社会必然，使我们有幸从艺术的角度更宽广深刻地认识到山水田园之美。钱钟书先生说：“文人因郁郁不得志而寄情山水，遂使山水的自然美得以磅礴精微的开掘和描绘。”（见《钱钟书论学文选》第三卷）而隐逸自由的情性本身，其实是最普遍的人性体现。因为这样，读者才更欣赏田园山水诗，从那些极其美好动人的景象描绘中引起心灵的共鸣。

     三，自然美景的形象召唤。这是田园山水诗独特的美学特征，人们喜读田园山水诗，首先就是感受其美丽动人的景物描写，从而增进对自然景象的热爱与向往。其实，检点浩如烟海的中国诗歌，大多以田园山水作为比兴的具象物，从这个意义上说，田园山水诗是中国传统诗词的主流。大量田园山水诗的存在，表明中国传统诗词其实更能表现美的本质。王朝闻先生指出，“黑格尔从他关于美的本质的基本观点出发，将美逻辑地、历史地分为自然美（实指现实美）与艺术美”（见王朝闻《美学概念》第二章），而田园山水诗正是由自然美到艺术美的转换与结晶。传统诗词把自然景象描摩到那样精致入微的境地，简直让人叹为观止。如胡仔评王维《终南别业》诗曰：“此诗造意之妙，至与造化相表里，岂直诗中有画哉。观其诗，知其蝉蜕尘埃之中，浮游万物之表者也。”如白居易评韦应物山水诗：“五言诗高雅闲淡，自成一家，今之秉笔者，谁能及之？”如徐献忠评孟浩然诗：“气象清远，心地孤寂，故其出语洒落，洗脱凡近，读之浑然省静，真彩自复内映。”及至苏东坡，更将陶渊明诗置之李、杜等人之上，可见古人对田园山水诗的推崇。千百年来，在田园山水诗的创作实践中，我们的诗人塑造了无数精美至极的艺术形象，王国维在他的《人间词话》中列举”“明月照积雪”“大江流日夜”“澄江净如练”“山气日夕佳”“落日照大旗”“中天悬明月”“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认为“此等境界可谓千古壮语”，然而，可与上述佳句争胜的妙语警句，在大量田园山水诗中真可谓繁星耀眼，美不胜收。有静态美者如“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有动态美者如“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有无我之境者如“薄烟杨柳路，微雨杏花村”，有有我之境者如“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真是句句拱璧，字字珠玑，取得了千古不朽举世公认的艺术成果。读者正是从这些作品中感受到自然美净化心灵的熏陶与洗礼。

       高尔基说过：“打动我的并非山野风景中所形成的一堆堆的东西，而是人类想像力赋予它们的壮观。”（见《苏联的文学》一书）这道出了艺术对于自然美的加工与传递的作用。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言：“自然中之物，互相关联，互相限制，故不能有完全之美。”意思正与高尔基相同。那就是说，自然美的存在，必须进入人们欣赏的视野，尤其是富有想像力的诗人的视野，才能成其为“美”。因此，钱钟书先生更明白地指出诗人模写自然的功勋。他说；‘艺术家不仅仅法天，而且可以把自然的疏忽弥补过来——胜天，还可以达到天艺溶化的更高境界——通天。“（《钱钟书论学文选》第三卷）以上论断无疑都可以证明中国源远流长的田园山水诗艺术在美的创造方面辉煌无极的贡献。

     四、愤世嫉俗的借喻功能。《全唐诗话》称：有人将王维的《终南山》诗看作是讽喻诗，这固然有点牵强附会之嫌，然而，这也说明田园山水诗也可写成讽喻诗。从诗的本旨论，宋人贞德秀《文章正宗纲目》云：“三百五篇之《诗》，其正言义理者盖无几，而讽咏之间，悠然得其情性之正，即所谓义理也。”刘熙载据此云：“余谓诗或寓义于情而义愈至，或寓情于景而情愈深。此亦三百篇之遗意也。”（见《艺概》卷二）所以寓情于景，得讽咏之义，原本就是中国传统诗词创作的正宗手法，而田园山水诗的特点正好就以寓情于景见长，以悠然兴会之间得讽咏之义为正。所谓“素处以默，妙机其微”（司空图《诗品·冲淡》），所谓“薄言情语，悠悠天钧”（《诗品·自然》）都是以平和冲淡之间深寓讽咏之意。

    如李绅《古风二首》：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虽无瞋目戟指之怒，却收讽谏入骨之忱。

      又如曹松《己亥岁二首》：

“泽国江山入战图，生民何计乐樵苏。

  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古枯。”

    罗邺《巴南旅泊》：“巴山惨别魂，巴水彻荆门。此地若重到，居人谁复存。”前者讽黩武之祸，后者咏人世之危，皆以山水起兴，托意深沉。有一些并非专写田园山水诗的大家如李白、杜甫、苏轼等，其作品中也屡见以山水寓托讽咏的佳品。而杜牧的“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烟宠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学。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更是快炙人口的名篇。其实，志士仁人因失志违时而寄情山水，归隐林泉，这本身就是愤世嫉俗的最好诗料，尽管隐逸其表也必定忧郁其心，总不能一味的放逸旷达。如鲁迅论陶渊明：“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不过他的态度比嵇康、阮籍自然得多，不至招人注意罢了。”

       田园山水诗的讽谏意义当然不是很普遍很直接，流云飞絮，秋水寒烟，荒村野墅，狗吠鸡鸣，于平淡无奇中反衬出世态的炎凉，仕途的险恶，“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因此，这类诗往往具有一种阴柔之美。而且讽劝之意自不仅止于时事官场、人情世故，如将自然界描绘得那样精巧、壮伟，纯静、天然，这无形中就反衬出世俗红尘的龌龊、鄙琐，纷扰、伪善。《老子》曰：“清静以为天下正。”这种疾俗恶而颂天然的美学追求，确实反映了我们古代艺术家的灵性与智慧。

      古人论诗从传统诗教的立场出发，不看重纯粹的田园山水诗，这种观点，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多大变化。我们的文学史观以诗歌能干预时事，关心民生为正，沉缅于山水，退隐于林泉，这是消极避世的态度，并不足取。这种现实主义的态度，固然也有其正确的一面。但是，若过分地看重文学的政治功能，以为凭诗歌的教化作用，就可以正君王，匡世俗，变人心，那就错了。看看我们的历史，各王朝的更迭陵替，有那几个是因为与诗歌的盛衰有关系的？唐诗不能救唐，宋词不能救宋，这倒不是小看了诗词，而是实与诗词无涉。“岂有文章倾杜稷，从来奸佞覆乾坤”，若以此为至理名言，则不防再加一句：“岂有歌诗能劝世，从来物欲动人心。”切不可将诗歌的教化功能强调到不适当的地步。但是诗歌表现了一个时代正直而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们的思想情绪，爱国爱民的高尚心胸，希望拯民救国而又不得其门的忧愤与无奈，并因此而感染了当时及后世，这却是不争的事实，也是传统诗词值得自豪的地方。我们今天来写传统诗词自然还应走这样的路，但不应溺于自古以来的“诗教”，以写田园山水诗为不经。相反，在自然环境、生态环境日趋恶化的今天，田园山水诗可以让我们更深切地认识自然，爱护自然，让她的美感特质启迪我们及后人，这倒是很助益而必要的。这比写那些谁也看不懂而自诩新潮与“另类”的所谓“诗歌”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