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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一年前，我写了《悲情名将天应怜——感伤中华民族十大悲情名将》，发在新浪凭栏观史论坛，有朋友跟帖说：“觉得霍去病应该入榜，如果不是天妒英才，他很可能会打到欧洲去！”这毫无疑问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假设，但真要很好地回答这个假如，却还必须做一个全面地分析，才能说得清楚。
霍去病短短一生，却能够做到猋勇纷纭、长驱六举、电击雷震、饮马翰海、封狼居山、西规大河，这确实非常的了不起！这样骄人的战绩，无疑也就是这个假设唯一的依据。别人这么想，霍去病大概自己也认为自己是纵横无敌的。所以当汉武帝欲教霍去病以孙、吴之书时，霍去病自信地说：“顾方略何如耳，不求学古兵法。”北宋武学博士何去非在其所撰《何博士备论之“霍去病论” 》里更是据此认为，“信哉，兵之不可以法传也。昔之人无言焉，而去病发之。此足知其为晓兵矣。”先录其全文如下：
天之所与，不可强而甚高者，材也；性之所受，不可习而甚明者，智也。以天下无可强之材、可习之智，则凡材、智有以大过于人者，皆天之所以私被之也。天下之事莫神于兵，天下之能莫巧于战。以其神也，故温恭信厚盛德之君子有所不能知；以其巧也，而桀恶欺谲不羁之小人常有以独办。由是观之，凡材智之高明而自得于兵之妙用者，皆天之所资也。
昔者，汉武之有事于匈奴也，其世家宿将交于塞下。而卫青起于贱隶，去病奋于骄童，转战万里，无向不克，声威功烈震于天下，虽古之名将无以过之。二人者之能，岂出于素习耶？亦天之所资也。是以汉武欲教去病以孙、吴之书，乃曰：“顾方略何如耳，不求学古兵法。”信哉，兵之不可以法传也。昔之人无言焉，而去病发之。此足知其为晓兵矣。
夫以兵可以无法，而人可以无学也。盖兵未尝不出于法，而法未尝能尽于兵。以其必出于法，故人不可以不学。然法之所得而传者，其粗也。以其不尽于兵，故人不可以专守。盖法之无得而传者，其妙也。法有定论，而兵无常形。一日之内，一阵之间，离合取舍，其变无穷，一移踵、瞬目，而兵形易矣。守一定之书，而应无穷之敌，则胜负之数戾矣。是以古之善为兵者，不以法为守，而以法为用。常能缘法而生法，与夫离法而会法。顺求之于古，而逆施之于今；仰取之于人，而俯变之于己。人以之死，而我以之生；人以之败，而我以之胜。视之若拙，而卒为工；察之若愚，而适为智。运奇合变，既胜而不以语人，则人亦莫知其所以然者。此去病之不求深学，而自顾方略之如何也。夫“归师勿追”，曹公所以败张绣也，皇甫嵩犯之而破王国。“穷寇勿迫”，赵充国所以缓先零也，唐太宗犯之而降薛仁杲。“百里而争利者蹶上将”，孙膑所以杀庞涓也，赵奢犯之而破秦军，贾诩犯之而破叛羌。“强而避之”，周亚夫所以不击吴军之锐也，光武犯之而破寻、邑，石勒犯之而败箕澹。“兵少而势分者败”，黥布所以覆楚军也，曹公用之，拒袁绍而斩颜良。“临敌而易将者危”，骑劫所以丧燕师也，秦君用之，将白起而破赵括。薛公策黥布以三计，知其必弃上、中而用其下。贾诩策张绣以精兵追退军而败，以败军击胜卒而胜。宋武先料谯纵我之出其不意，然后攻彼之所不意。李光弼暂出野次，忽焉而归，即降思明之二将。凡此者，皆非法之所得胶而书之所能教也。然而，善者用之，其巧如是。此果不在乎祖其绪余而专守也。赵括之能读父书详矣，而蔺相如谓徒能读之而不知合变也。故其于论兵，虽父奢无以难之，然奢不以为能，而逆知其必败赵军者，以书之无益于括。而妙之在我者，不特非书之所不能传，而亦非吾心之能逆定于未战之日也。
昔之以兵为书者，无若孙武。武之所可以教人者备矣，其所不可者，虽武亦无得而预言之，而唯人之所自求也。故其言曰：“兵家之胜，不可先传。”又曰：“奇正之变，不可胜穷。”又曰：“人皆知我所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故其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善学武者，因诸此而自求之，乃所谓方略也。去病之不求深学者，亦在乎此而已。嗟乎！执孙、吴之遗言，以程人之空言，求合乎其所以教，而不求其所不可教，乃因谓之善者，亦已妄矣。
通读全文，可知，何去非博士不过善于刻舟求剑而已，非但不知兵，更遑论霍去病用兵之长短。“法有定论”，在何博士看来，兵法无疑是死板的。可在我看来，兵法，善用之者生，不善用之者死。不需另求，试看何博士所举之曹公、皇甫嵩、赵充国、唐太宗、孙膑、赵奢、贾诩、周亚夫、光武、秦昭王、刘裕、李光弼哪一个又不是熟读兵书之人？如果“孙、吴之遗言”果为“空言”，这些兵家名人又何必徒费宝贵时间去学习呢？克劳塞维茨认为，军事理论不是用来陪伴将军上战场，而是帮助他们自修，启迪思考。其实，最好的兵书，其真正的价值在于能给军人以新的思维方式，引起他们连锁反应式的思索。学习的目的，绝不是为了夸夸其谈，而是要能启迪思考，最后更要能举一反三地灵活运用。所以，古今中外的名将基本都知道必须先“顺求之于古”及“仰取之于人”，然后才有可能“逆施之于今”及“俯变之于己”，熟读兵法，是为了学以致用，活学活用。“守一定之书，而应无穷之敌”，一个“守”字，正说明学习者没能融会贯通，从而把握兵法的精髓。比如一个学武者，难道他真的会按照武术的套路去跟别人过招吗？如果真是那样，那才真的是愚不可及！拳法也好，剑法也好，兵法也好，其共同之处就是通过学习必须极尽可能地帮助自己战胜对手从而夺取胜利。何博士显然分不清战役和战争的区别，一场战争，有的时候确实只有一场战役，但也有的时候会由持续数年、甚至是数十上百年少则数场十数场、多则数十场的大大小小的战役组成。像《孙子兵法》这样伟大的兵法，它比较全面地论述与战争有关的一系列矛盾的对立和转化，如敌我、主客、众寡、强弱、攻守、胜败、利害等，它立足于战略的高度，绝不仅仅是为几场战役的胜败而写，它的终极目的是赢得整场战争的最终胜利。汉匈战争，从冒顿单于白登围汉高祖开始，至陈汤灭匈奴郅支单于暂告一段落，经过一百多年的持续奋战，大汉终于使匈奴臣服。这样一场长久而艰苦卓绝的战争，如果不能立足于战略的高度统筹、谋划、指挥，胜利是不敢想象的！霍去病六出六捷，确实漂亮，也绝非侥幸。但在这汉匈整场争战当中，霍去病也不过是其中非常光辉灿烂的一页而已。而霍去病能够取胜的根本原因，绝不是什么“顾方略何如耳，不求学古兵法”。至于何博士所谓“凡材智之高明而自得于兵之妙用者，皆天之所资也”的天才论，更是知其胜，而不知其所以胜。霍去病能够取得辉煌战绩的根本原因有三点，如下：
⑴、是国力的养成与利用。西汉从高祖至景帝，隐忍不发，奉行黄老之术，与民休息，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府库充实，国力大增。同时在西北及北部设立三十个牧马场，训练众多精锐骑兵，积蓄反击匈奴的力量。这是汉武帝能变和亲为征战的重要前提；
⑵、是主动和精准地进攻战略思想的确立与坚持执行。如果处于最高层的皇帝甘愿忍辱求和，没有战胜匈奴的决心和勇气，那么再伟大的将军也不可能有所作为。如果不是卫青终于找到了战胜匈奴的办法，一再痛击匈奴，那么即便汉武帝想一改以往忍让求和的妥协政策，放弃“和亲”，采取强硬的攻势作战行动，那也必然是无法长久坚持的。战与和，攸关国家生死、民族存亡，在那个时代更直接攸关着皇帝的宝座，所以，绝不仅仅取决于皇帝个人的意愿。但事实胜于雄辩，唯有胜利，才能赢得举国一致的支持与拥护；
⑶、是战术上大兵团突袭作战的正确运用与发挥。汉武帝时期，是中国军制史上由车骑并用向以骑兵为作战主体这一重大转折得以完成的重要阶段。大规模使用骑兵集团，快速机动，长途奔袭，是汉军前期战胜匈奴的主要原因之一。而霍去病的作战方式可以说是对汉军战术观念的革新。霍去病大胆任用匈奴投降将士，象后来被封为侯的复陆支、伊即靬等就是匈奴降将，匈奴降将作为向导不仅能够做到取食于敌，更有助于准确找到战略目标。纵观霍去病作战，从来都是精选兵马、轻装简从、行动迅捷、长途奔袭、迂回穿插、出其不意、弱处突破、纵深打击、绝不恋战、快打快收，真可谓是又快又准、又猛又狠！
对比历史，霍去病之战术战法与项羽是最为相似的，他们最大的特点便是：不拘泥于兵法，敢打破常规作战。然而项羽又是明显优于霍去病的，项羽之霸气之勇猛，古今中外历史上再没有第二个人可以与之媲美；霍去病所统帅的全是经过挑选的大汉精锐兵马，而项羽最开始率领的只是一些杂牌的农民起义军；每次战役，战略、后勤方面的事情，霍去病几乎全不用担心考虑，而这些都是项羽必须操心的。项羽一生几乎所向无敌，战无不胜，可一败便是身死国破，为什么？这实在是因为项羽只能单纯的从局部战场来决定战略，而不能从大环境来取天下，他的天赋还不足以让他包容天下。从这个角度说，不仅何去非、霍去病不知兵，即便是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亦知之有限。自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马邑之伏起，至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漠北之战止，经过长达十四年的战争，终于以汉胜匈败的结果暂时告一段落。身为汉人，我们是有理由骄傲，但是也不要忘记为了夺得胜利我们付出了多么惨重的代价！
汉武帝确实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有作为的皇帝，即位第二年，便派遣张骞出使大月氏，希望借此形成反击匈奴的战略联盟，压缩匈奴的生存空间，实现对匈奴的战略包围。这是汉武帝外交上的努力。政治上，为了巩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统治，汉武帝进一步削弱诸侯的势力，颁布大臣主父偃提出的推恩令，以法制来推动诸侯分封诸子为侯，使诸侯的封地不得不自我缩减；思想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通过有选择地宣传儒学，显示皇权的正当地位，加强中央集权；经济上，不仅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更将冶铁、煮盐、酿酒等民间生意收由中央管理，并整顿币制与税收，使得财政权集于中央；军事上，汉武帝培养、提拔了一批年轻将领，建立起一支精锐的骑兵部队。汉武帝此番大战略，无疑为赢取汉匈之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战争一开始，并不是那么的顺利。马邑之伏，聂壹所献之计并无不妥，可最终汉军劳师动众，却无功而返，究其原因，汉武帝本人要负绝大责任。马邑之谋的失败，其直接原因是雁门尉史的叛变泄密，而其深层原因则是伏击战计划本身尚欠周详缜密。首先，汉军的作战目的不够明确，既想围歼匈奴主力，又想截取匈奴辎重，因而需要投入数十万的兵力，如此大规模的军队调动，就很难保守秘密；其次，计划本身又缺乏对付意外情况的紧急措施，一旦匈奴骑兵未按汉军预先的设想行动，汉军也就无能为力；再次，汉军以无人看管的畜群布野来诱使敌军深入，显然也容易被以游牧为生的匈奴人识破。一战而消灭匈奴的主力顿成幻想。
元光六年，汉军四路出塞，独卫青有功，斩首七百，各路汉军损失约一万七千。这一战，不管是不是带有试探的性质，又或者是为了积累作战经验什么的，不可否认的是，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败仗，还好卫青的龙城之行稍稍可以安慰一下人心。汉武帝作为战役策划人无疑是这次败仗的直接责任人。在目标不明、路途不明的情况下，投入作战的兵力不多而又过于分散作战，彼此间根本不可能相互支援，被各个击破，势在必然。
比起李牧，汉武帝是应该庆幸的，庆幸祖宗给他留下了庞大的基业。李牧苦心经营了十年左右，才能精选出一万三千名骑兵，可这还不够汉武帝一次挥霍！李牧能够战无不胜，这是因为在战略的高度，李牧总是立足于“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而不知兵者，却总是不断用行动来验证“败兵先战而后求胜”的兵法至理。
元朔元年，匈奴侵略中原，入渔阳、雁门，击败都尉武装，杀略三千余人，另诛辽西太守。卫青及李息率军出塞追击，获首数千级，小胜而回。此战，战略上汉军仍处于被动。
元朔二年，匈奴再入上谷、渔阳，又虏略千余人及畜产而去。交了高昂的学费之后，汉武帝战略素养终于明显进步了。当匈奴逞威于汉朝东北边境时，汉武帝没有为局部的失利所左右，毅然采取避实就虚的战略，命令卫青率军奇袭防御相对空虚的河南地，终于第一次牢牢把握住了战争的主动权。而卫青用迂回突袭，横扫河朔的行动最好地证明了主动出击、寻敌决战战略的可行性。
战略正确，更兼良将英武善战，胜利自然接连而来。
元朔五年，汉军十万骑出高阙，卫青破匈奴右贤王部，斩首一万五千余人，擒匈奴裨王十余人，牲畜数百万。
元朔六年，卫青率六将军十余万骑两次出定襄攻打匈奴，斩首二万二千余级，霍去病追击匈奴，斩首二千余级。汉军战死约四千。战后汉军进据阴山一线。
元狩二年春，霍去病率汉军万骑扫荡河西，破匈奴浑邪休屠二王军，斩首八千九百余级，斩匈奴二王，掳匈奴贵族十余人。汉军战死约七千。
元狩二年夏，汉军数万分三路出塞，霍去病再破河西匈奴军，斩首三万二百级，擒匈奴五王，贵族一百二十二人，匈奴降者二千五百人，汉军战死约八千人。随后匈奴浑邪王率众四万余人降汉，其间汉军斩首八千不愿降者。战后汉人占领河西地,汉军进据祁连山一线。
至此，河南、河西、秦长城尽归大汉所有，汉匈的实力对比已经完全逆转。但连续的胜利，很容易让人盲目骄傲。汉武帝好大喜功，此时更是目空四海。其实，很少有人明白像霍去病这样的作战方式偶尔为之其效果确实是非常震撼的，但古今中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长久地运用此种作战方略。霍去病惯用的战术是长途迂回奔袭，这必然要求选用最精锐的兵马，而奔袭最讲究速度，加上必须连续作战，所以，包括战利品在内，一切多余的东西必定都是累赘。可战争如果只有消耗，没有掳掠补充，试问时间一长又有谁消耗得起？要知道精锐的将士、强健的战马都不是短期之内可以大量训练补充出来的，这些可都是每个国家最为宝贵的资源。霍去病和项羽真是何其相像，都一样的战无不胜，但是国家却越胜越弱。相比之下，卫青无疑要高明得多，单纯地比较人头数，卫青无疑不是很突出，但不要忘了，河南之战卫青不仅“驱马牛羊百有余万”，更“全甲兵而还”。出高阙奇袭右贤王一战，卫青又夺得匈奴“畜数十百万”。面对卫青的打击，匈奴战死的也许不是太多，可因失去生活必需品而饿死的匈奴人将绝对不会太少。卫青的战术风格，其实才是大汉最明智地选择。然而霍去病还是不断被破格地提拔，超乎寻常地使用，这原本不过是汉武帝出于平衡权术的需要，可河西之战太过风光了，风光到让我们足以忘掉事实的本身。事实其实是，霍去病虽然两次扫荡河西，可如果不是伊稚斜单于举措失当，河西之地将依然牢牢掌握在匈奴人的手里。试问这又如何可以比拟卫青指挥的河南之战？“河西受降”不过是汉武帝导砸了的一曲闹剧，古今的历史学家们却把它吹到了天上，霍去病更从此也有如天神了！天朝大国常常喜欢以礼仪之邦自居，却往往缺乏先礼后兵的勇气。浑邪王率部众四万前来投降，只派一文官捧一纸诏书固然担心对方兵不厌诈，可“令骠骑将军将兵往迎之”不正适得其反吗？要知道骠骑将军霍去病在河西匈奴人眼中已无异于瘟神。长途跋涉都已经走到黄河边了，才又有匈奴“多欲不降者”，这是为什么？试问见到令人害怕恐惧的事物，下意识地想要逃跑，不也是人们的正常反应吗？人家浑邪王是不是真的举部前来归降，这很难判断吗？历史上有拖家带口、扶老携幼前来袭边的先例吗？况且四万匈奴人当中，除去老弱妇孺，又还有多少健壮能战之士？汉武帝如果真的“恐其以诈降而袭边”，那么增派兵马给“将城河上”的大行李息防范迎接也就完全足够了。如果觉得李息级别太低，那么卫青岂不是更为合适的人选？可汉武帝为了拔高霍去病，不经深思就把机会给了骠骑将军，骠骑将军也绝不含糊一出手就屠杀了八千！接着便上演“十万之众咸怀集服”的一幕。此出闹剧固然极大的满足了汉武帝好大喜功的虚荣心，可至此以后，终汉武帝一朝也再没有匈奴率部前来归降的了。
汉武帝把意外当做必然，誓灭匈奴，这也许正说明了汉武帝知己而不能知彼。汉武帝肯定清楚，汉人从事的是农耕，很多军人到了军队才开始学习骑马。军队的资费不能由士兵的家庭提供，每一项都得由朝廷财政支出。维持骑兵军团的耗费巨大，就算汉朝有金山银山，骑兵的数量也必须控制，而即便汉武帝能保持现有军队数量，但若要长时间大规模用兵作战，大汉的财政也必然无法支撑。匈奴却和汉朝不一样，匈奴人从小就生活在马背上，天生就是战士。他们喝着羊奶、吃着牛肉，身体强健。而且匈奴人天性强悍尚武，练兵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因此匈奴人口虽然不多，但除去老弱妇孺，所有的人都是训练有素的战士，从骑兵兵力和训练程度来说，相对汉朝占有绝对优势。而且更重要的是，匈奴不需要花费巨大的财政来维持军队，他们的战马装备、吃喝用度多数都是由自身提供，所以可以长期保持大规模骑兵军团的战斗力。但匈奴也有弱点，匈奴的兵马不似汉军般集结在一起，而是由各小王带领着分散游牧。汉军既然根本不可能保持长时间大规模的作战，就应该针对匈奴弱点来制定战略方针。
首先，武装屯田。汉朝人多，优势在步兵，但如果单纯依赖内陆远距离运输粮食补给，那么汉朝边境太长，开销太大，必然无法长久支撑。李牧戍边的成功经验是：将边防线的烽火台加以完善，派精兵严加守卫，同时增加情报侦察人员，完善情报网，及早预警，每当匈奴入侵边境，烽火台一报警，李牧即下令士兵立即收拾物资退入城堡固守，使匈奴无从掳掠。而晁错在《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和《募民实塞疏》更作了进一步完善补充，其要点有：⑴、招募内陆百姓到边塞地区，长期安家落户，先由政府供给衣食、住房、耕作器具，规划耕地，直到能够自给为止；⑵、按军事组织编制移民，并实行军事训练，平时耕种，战时出击；⑶、建筑防御工事，高筑城墙，深挖壕沟，并设滚木、蒺藜。这些措施，切实可行，足以巩固边防。当河南、河西、秦长城尽归大汉所有，就应该去大力开拓巩固。五原、朔方、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六郡都值得大力开发，光禄、居延、今居三城亦可提早建设，这些地区水草丰美、土壤肥沃，可以在此并开沟渠，置百官、遣吏率、移贫民来实边屯田，以发展蚕食匈奴之地。至于长城以南那些不适合耕种的地区，就必须多筑城障列亭燧举烽火。不要老强调大汉的边境有多长，也不用老说没有像李牧那样的良将。看看人家李广，先后历任上谷、上郡、陇西、北地、雁门、代郡、云中七郡太守，到后来被重新启用为右北平太守，匈奴畏服，数年不敢来犯。难道各郡防备力量不是一样吗？那为何匈奴独畏败兵折将的李广？其实也很简单，太史公说：“皆以力战为名。”如果守边汉将个个都像李广那般英勇无畏，匈奴岂敢如此嚣张？匈奴人虽然骠悍，可是并不见得能像汉家儿郎一般视死如归。匈奴虽然和大汉一样都奖励军功，但是匈奴的国家结构还只是许多个部族的联合体，而不是中央集权的统一的体制。部族联盟，每个部族各自拥有自己的部队，全凭实力为尊，古老的习俗更规定“战而扶舆死者，尽得死者家财”，所以匈奴个体的骠悍并不等于整体的强悍；所以匈奴的风格是“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所以河南之战白羊王、楼烦王逃跑，击右贤王之战右贤王“夜逃，独与其爱妾一人壮骑数百驰，溃围北去”，漠北之战伊稚斜单于、左贤王更弃军逃跑。如果守边汉将个个都像韩安国那般有血性，仅率七百之众亦敢出击匈奴，匈奴何需畏惧？ 其次，封锁打击。匈奴不善百工之艺，盐、铁、帛、丝之用皆依赖于汉朝。从经济上封锁它，它必然会变得更加物敝民贫。但匈奴绝不会坐以待毙，它也绝不会让大汉安安心心地大搞开发建设。所以，还是必须立足于打击。河西之战后的形势是，伊稚斜单于把主力远撤至大漠以北，大漠以南的广大地区，仅剩下匈奴左贤王局限在大汉东北一隅，左贤王虽仍不断袭扰汉边，但规模不大。陇西、北地、上郡所减之戍卒可移至上谷、渔阳至辽西一线，视具体情况农牧相结合实行军屯。我们学 牧，多派斥候，广布亭燧，以步兵为防守，匈奴想大规模越过千里大漠而不被发现不也难度不小吗？但是，单纯消极防守，难免不会有漏洞。应当借鉴伍子胥疲楚的战略，按两年后即元狩四年漠北之战的兵力来计算，大汉可以调动十万骑兵，将这十万骑兵分为五到十组，不需要大规模的战争，就像匈奴骑兵那样，在匈奴适合放牧的所有季节，我们主动的小规模的轮番到大漠、草原上扰袭、劫掠、扫荡，匈奴的兵马平时都由各小王带领着四处分散游牧，所以它难以像汉军般迅速大量集结，加上他们不善筑工事防御，这也正有利于汉军各个击破。大汉精骑完全可以像匈奴那样“利则进，不利则退”，以掳掠为目的，以战养战，让其防不胜防。即便强汉仅把侵扰当作练兵又有什么不好？当然，具体的战役还是必须谨慎对待、仔细研究、详细布置，比如战前情报地收集、目标地选择、兵马地调配、出击地隐蔽等等，毕竟匈奴骑兵的机动能力还是不可忽视的，不慎重的话反而极有可能被他们的优势骑兵伏击了，消耗战是一定要极力避免的，除非把匈奴引到了汉人的城墙之下，那么，就用大汉的劲弩长戟来“伺候”他们吧。大汉越来越强大，匈奴越来越困窘，像漠北之战那样的大决战若推迟再几年进行，大汉必定会胜得更加漂亮。
再次，分化瓦解。匈奴之患贯穿两汉，历史用事实证明，匈奴不可仁蓄，但也无法猝灭。退一万步来讲，即便匈奴可以剿灭，可大漠、草原无法耕作，农耕民族依然要退回长城之南。破其兵，而不能据其地，其结果必然是：山戎走，而戎狄至，匈奴灭，而乌丸、鲜卑、突厥、女真或蒙古等其它游牧民族又相继崛起，边患依然不断。没有一劳永逸的可能，只有忘战必危的结局。既然剿灭不了，又要削弱对手，不妨兼而采用军事打击与分化瓦解的手段。元朔二年，河南之战结束后的冬天，匈奴军臣单于死，军臣之弟左谷蠡王伊稚斜攻破军臣单于太子於单自立为单于。於单亡降汉，数月而死。於单降汉，便可成为最好的傀儡，虽然数月而死，但是完全不影响汉武帝打着於单的招牌扶持出另外一支匈奴力量，让这支匈奴力量居于塞外武装割据，与伊稚斜争夺匈奴。事实证明，像伊稚斜这样仇视中原的势力，不是一场漠北之战就可以完全消灭得了的，支持这样一支亲汉的匈奴力量，让他们势均力敌岂不更好？如果左大都尉还有政变的想法，或者其它什么势力想自立为王，那也一并大力支持吧。
最后，结盟融合。强汉屡败匈奴，廓清河西走廊，本应早日遣使通西域，开丝路，以扩充国力。乌孙、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于阗、身毒等邻居能招为外臣的就招为外臣，能结盟的就结盟，慑于匈奴之威不敢的，最起码也可与之贸易。这样一来，也可有效地削减匈奴的助力。至于和亲就完全没有必要了，经济封锁，匈奴人在失去了盐、铁、帛、丝的来源之后，多少会和大汉其它邻居一样开始向往大汉，这时多民族的融合不如用鼓励“通婚”来得更实际些。君不见，今日诸多同胞想方设法都要变成假洋鬼子？
汉武帝显然好大喜功，又过于急功近利。对一个最盛时可以集结四十万骑兵，当时却还没有完全衰落的民族，想要毕其功于一役，这无论如何都有些疯狂！
元狩四年，汉军十万骑分两路出塞，卫青破单于主力军，斩首一万九千余级，霍去病破左贤王部，斩首虏七万四百余级，擒匈奴三王，贵族八十三人。
纵观这样一场汉匈双方均以自身之国运相搏的大战，不得不承认我们汉人的战略确实要高明一些。汉人初期虽有小败，但马上稳住阵脚，一步步，有计划地压制匈奴：先重夺河南地，复秦时边境，接着进击漠南，取得阴山以为正北之屏障，然后转攻河西，以断匈奴右臂，并进据祁连山，绝匈羌联系，最后远征漠北，予单于本部以决定性的打击。反观匈奴，毫无全局性之考虑，且左右部间各自为战，可谓一盘散沙，在战略主动权上完全被汉人左右。匈奴逐水草而居，四处游牧，没有城郭的保护，分散防守显然勉为其难，而赵信教匈奴“置主力辎重于漠北以疲汉军”的战略明显只略知以逸待劳而已，却不知“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的道理。所以，伊稚斜单于以为占据了以逸待劳的优势，竟直接跟汉军进行大决战！其实，战场在草原、大漠，匈奴只要能发挥机动灵活的优势，便可尽握战争主动权，伊稚斜纵然不会敌进我退、敌退我进这一套，那么退至赵信城坚壁而守总会吧。匈奴一面清野坚守，一面分军绕道攻击汉军补给粮队，汉军真是想不败都难。
我不敢说，这不是一场伟大的胜利。经过长达十四年之久的艰苦奋战，匈奴损失兵力将近二十余万人，牲畜数百万，再加上各次战场均在匈奴之地，由此而死去的妇女、儿童等非战斗人员更是无法估计。另外在失去了水草丰美的河南、河西二地后，匈奴不得不向西北远遁，转移至漠北苦寒之地以避汉军锋芒，此后因寒冷、饥饿而导致的人口数量的减少，将在以后的数年、甚至数十年内逐步并且持续地显露出来。匈奴是不可避免的衰落了，但匈奴并没有灭亡。
这样一场伟大的胜利，大汉付出的惨重代价是：至少十万汉军战死在北征匈奴的战场之上，汉北部边塞被匈奴掳走之平民，数以万计；飞将军李广，死在征讨匈奴的途中；汉骠骑将军霍去病，也在随后死去。最重要的是，汉人赖以和匈奴抗衡的工具——马匹，已逐渐消耗殆尽：元狩四年漠北一役，大汉十四万骑出塞，归塞者不足三万。于是，我们尴尬地发现，自己虽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一时间却面临着无马再战的窘境。至于优秀将领的极度稀缺，又说明什么呢？中国也许什么都缺，但惟独不缺人才，只是人才识别难，想要脱颖而出更是难上加难。汉武帝到是能够不拘一格地选拔人才，汉武帝一朝也还算人才辈出，只是汉武帝想弃就弃、想杀就杀，终不能才尽其用，王恢如此、主父偃如此、董仲舒如此、卫青如此、李陵亦如此。所以太史公说：“世俗人中那些谈论匈奴问题的人，错误就在于他们想侥幸获得一时的权势，因而致力于进献谄言，使其偏面的观点有利，而不考虑匈奴和汉朝的实际情况。将帅们对付匈奴只是依仗着中国土地的广大，士气的雄壮，圣上就根据这些来制定对策，所以建立的功业不深广。尧虽然贤明，却未能靠自己的力量完成大业，在得到大禹以后，全中国才得以安宁。要想发扬光大圣王的传统，只在于选择任用将相啊！只在于选择任用将相啊！” 但是，即便站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回首那一段波澜壮阔的岁月，你仍不能不佩服祖先们是何等的坚韧不拔、振作奋发、英勇无畏、热血澎湃、意气飞扬！最后借用天涯社区煮酒论史“以文饰地”朋友的雄文《史记人物论之“卫青、霍去病论”》来表达我对英雄们的崇敬！
读《大将军骠骑列传》，与人论卫、霍之事，有好辩者曰：“倾国奉战以成斯人之功，穷弧矢之威而弊天下，不过肆一人之愤耳！”
对曰：“汉自白登，媚于匈奴，历高帝、惠、文、景四世而边患未息。北风胡马，边民涕泣，惟赖和亲而阻干戈。国家之安系于女子罗裙，然烽火尤照于甘泉，何谓一人之愤？”
好辩者曰：“尝闻讲信修睦，谓之人利；争夺相杀，谓之人患。文景修睦而国治，汉武逞兵而民困，刀兵以利国家，苟未闻也。”
对曰：“忘战而利国家，亦未闻也。不闻‘人有衣食之情而物弗能足，分不均、求不澹则争，争则强胁弱而勇侵怯’。夫匈奴地处苦寒，民以牧养，其虽有畜肉以食，皮毛以衣，然茶、铁、帛、丝之用皆赖汉地以入。其民以骑射为技，虽少击狐兔，长射鹰隼，然不能为百工之艺，又其物敝民贫，毛皮旃裘自给尤且不足，是难有余互市于汉以求己需。而汉地笼山襟河，民以耕足，南金东箭，物阜人稠。国家之需，农桑珠玉，皆产于内；民生之用，金铁鱼盐，无求于外。是故，匈奴不以劫掠，茶、铁、奴役之用，帛、丝、粟、麻之需无以足之。故其散则逐水草而迁，聚则为甲骑而掠，此其地力所限以至其性也。且夫汉地之民，各工其艺。士非教习，不知战守，国无积财，难置甲兵。又其北方阔地千里，无以为屏，故中原人、物之丰，之于胡骑，譬若象齿焚身，富室邻盗，焉不招患？而匈奴人习攻战，短于物用，其自给则蔽，劫掠则利，此豺狼空腹利齿，焉得不伤无备？故汉室虽屡以金帛女子，亦不过肉食以饲虎狼，足其一时之欲，养其累世之贪耳！故仁人者，不能使人人皆仁；爱人者，不能使人人相爱。中国之秉彝懿德，虽在修睦，而匈奴之利，则在于侵伐也。而胡虏利欲之所趋，亦为中国患之所由也。是以观之，汉、虏之事，非以亲戚之交而能和，以兄弟之约而能安也矣。”
“夫汉之初兴，适虏势最盛。其灭东胡，击月氏，并楼烦，侵燕代，‘并诸引弓之民，而为一家’，又制励战掠，治弓矢于阴山，致鸣镝所向，‘控弦之士三十余万’。量权度力，以观汉家。当是之时，汉高尝欲求驷马一色而不能，至于文、景，又弊于藩隅肘腋之患而不振。异姓觊觎，燕、梁、韩、代，皆有反复；同姓窥伺，吴、楚、赵、齐，具怀不臣。财弊民疲，士马不强，故中国虽有条侯之谋，曲逆之计，亦难与胡骑争于边也。故孝文尝有遗匈奴书曰：‘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或曰‘两主之欢’，或谓‘约为昆弟’，然此非汉无北靖之心，实力不逮也。”
好辩者又曰：“昔者李牧以一郡之兵，而匈奴终不敢犯赵，战必举全汉之力乎？卫、霍之胜，不过举中华之物力成二人之勇功耳。”
对曰：“岂不闻‘一期之师，十年之蓄积殚；一战之费，累代之功尽。’汉、匈敌国，不以倾国，其何以争？”
好辩者曰：“所以功成于卫、霍，实作于文、景也。尝闻‘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绘事后素’，靡止难兵。是无民心之用，兵何以得？无器用之置，兵何以整？无士马之练，兵何以强？无物力之积，兵何以出境千里而决胜？斯无行什一以休养，废肉刑以彰德，何以至汉武之‘四牡业业，征夫捷捷’？夫齐先利鱼盐而后图霸，秦先奖农战而后独王。而汉武得卫、霍逐王廷于漠北，置郡开疆，拓土筑城，是无积粟之腐，穿钱之朽，固不能也。所以，汉、虏之事，纵以他人，亦非不可成，此非卫、霍之能也。”
对曰：“敌国之争，过胜之道，固当慎修于内，后求于外。然物积兵强，其必胜乎？昔，吴起对魏文侯曰：‘不择其人而用之，譬犹伏鸡之搏狸，乳狗之犯虎，虽有斗心，随之死矣。’以将者之危任，良将不慎，尤且丧师功败，而况不得其人之用乎？车甲积财徒与人耳！苻秦轻于淝水，高欢骄于沙苑，皆因将之不善，而至百万皆废。田单领亡国之余，于谦受危城之任，盖因军得适主，终使社稷复安。故兵众粟丰不足胜，夏、郑之于虎牢，袁绍之于官渡，是观也；器利城坚不足守，赵宋两亡，朱明累败，是察也。囿于乏用，汉初之七十余年，边策谨以守御，至汉武初，物力虽盛，然将帅之智困于前，纵有精甲突骑，亦不堪逾广漠荒原之远。其有如飞将军之勇者，力虽能全一地之固，然每有出则常困于不识水草进退之途而陷全军。而匈奴游骑，乘弊而进，视备而退，仅整兵于境而待，于汉虏千里交地，必使千里兵整，此，纵举国亦未必也。故边地每有烽鼓，战地、战日皆在胡骑之所趋，而汉军虽常疲于驰危走患，却未尝有覆军杀将之功也。然及大将军、骠骑出，举刀铤之利凌胡虏之首，驱甲骑之锐席朔漠之远，御风雨以逐穷寇，临惊沙以策山河，终致祭天金人壮凯旋之献，哀草胡笳吟累丧之悲。于是，昔之肆暴者悼惧惮恐，昔之寇掠者北遁玄冰。浑邪咸服，焉支、祁连次第为汉骑之踏；单于畏威，河南、河西不复为胡马之食。”
“汉武尝有诏曰：‘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夫磐石置于百仞而下，势虽力士不可当也，然置于荒庭，则徒生苔藓，为顽童之踏；劲弓挽于射雕之手，利虽鹰鹞不可遁也，然没于府库，则筋弛柄朽，为虫沙之噬。‘千人成权，万人成武’。牛角之坚，足致虎狼之死；脱兔之狡，足疲狐狗之力。良将应势用权，能尽物力之用，兵士之心，盖善因之，善使之然矣。再以卫、霍比之贰师，可见古来功成，虽赖天启其机，亦赖人成其务也。”
“小雅云：‘或燕燕居息，或尽瘁事国。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于行。’尝闻霍侯壮语：‘匈奴未灭，何以为家。’而今，东南西北，皆有未复，四海之内，尤有不驯，是故男生之幸，当如卫、霍，立马瀚海，尤思北望。”     应该不属于想弃就弃、想杀就杀的吧，而且.....
当公孙贺听到自己被任命为丞相的时候，他吓得痛哭流涕，你说是为什么？
李陵之事，太史公早有明断：“陵事亲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有国士之风。今举事一不幸，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蘖其短，诚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輮戎马之地，抑数万之师，虏救死扶伤不暇，悉举引弓之民共攻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士张空弮，冒白刃，北首争死敌，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然其所摧败亦足暴于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可汉武帝又是怎么处理的？你我都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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