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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曾经对弟弟子由说过一段话：“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 从这段话里，我们大概可以得出几个印象：一是“上可陪玉皇大帝”，这是一种政治能力的自诩，作为儒家士人追求的体现。二是“下可陪卑田院乞儿”，这是一种处世精神的自诩，具有道家的从容平等潇洒自如的风范。三是“眼前见天下无一个好人”，这是一种极高的佛家修为，是另一种“众生皆佛”的佛教精神的体现。 这么讲，比较有利于我们对于苏轼这个人有一个整体的认识。就是说，这是一个在思想上横跨儒释道三家文化的大文人。而且，在每一家的文化中纵横捭阖，出入自由。这样一个人，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确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精神思想而外，在文艺创作上，苏轼建树不凡。挟儒释道三家文化的深厚底蕴，词开豪放一派风气，书画开中国史上文人书画先锋，文列唐宋八大家之前列。关于唐宋八大家，还有一点题外话，苏轼一家就占了三个名额，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再加苏轼自己。也有一个说法，认为唐宋八大家其实真正具有超凡实力的其实只有四个人，以出生先后而论，即韩愈，欧阳修，王安石，苏轼四人平分秋色。至于其他四个人（柳宗元，曾巩，苏洵，苏辙），要逊这前面几位一筹。并说苏洵苏辙所以能位列八大家殿堂，多得苏轼之功。这是一种看法，当然也多少未免有其偏颇之处。论唐宋文人笔法阵仗，比如苏洵之老辣是不遑多让其余各家的，苏辙则深以其稳重见长。 在儒学方面，苏轼作为儒家士人的杰出代表修养之深厚自是无须赘言。道家一面，苏轼具有道家那种从容自然行云流水的天生气质，“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非得道家不传之谜者，不足以写出这样出尘脱俗的诗词。苏轼对于道家文化的另一种追求体现是具有魏晋时人风范，一是其人其文本色本质，二是炼丹而求不老之术。佛学方面，首先是体现在苏轼这个人宠辱不惊的人生态度上，对于身外的功名利禄，都看得比较淡。次则是体现在地方主政是多行菩萨善政，并且大张旗鼓的推崇佛法。 苏轼在儒释道三家之中，都有其至交好友。这当然是人生的一种幸运，苏轼一生历经政治风波，如果不是有其对于释道文化的不凡理解和精神融入，我们很难想象这样一个命运多舛的人如何才能度过这一生。何况，无论现实如何窘迫，别人都是从容不迫的应对。很给人一种潇洒自如的翩翩浊世佳公子的气象。 在中国的文化背景里，向来有这样一种趋势：即一个文人得意时未妨做个兼济天下的儒家达士，落魄时却要学会做一个退居山林的道家达人。同样是达，前者是权力的发达，后者是精神的通达。在古代的中国，没有这种本事的文人是很难在中国独有的政治背景里生存和发展的。苏轼比其他人还要更加从容自如的原因之一，除了儒道之外，他还有一个叫做“佛教”的精神上的私家花园。 如此繁杂的思想背景，带给了苏轼存世精神的从容自如，使其在颠沛流离的一生始终能够做到乐观以对，积极而行。但也不是没有坏处，这个坏处就是一方面使其因为庞杂的思想而成为杰出的诗人，文学家，画家，另外一方面却不免因为庞杂和通透而没有了坚定的政治理念，政治追求。因之也就很难成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人物。 所以，我们看到的苏轼是一个杰出的文化人，诗人，文学家，画家，但却很难为他挂上一道杰出政治家的牌匾。当然，我们的确很难求全责备的要求一个人既要是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还要是杰出的政治家。苏轼的政敌王安石在政治理念上建树自然要大于对手，但在艺术上却要难免于不像苏轼那样多面，那样杰出。王安石其人，政治理念最为令人惊叹，其次则文章，再次则诗词。苏轼其人，诗词最为令人惊叹，其次则文章，再次则书画，最后才是政治。 于苏轼而言，政治倒像是随便玩玩。于王安石而言则不同，政治是其主业。当然，即便是随便玩玩，其政治能量可以达到撼动王安石的地步，也足见其实力不凡。迥非寻常政客可比。 据说国际上曾经有人搞过一些评选，列出了千年来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伟大人物，苏轼名列其中，且居于前列。我想，这种对于苏轼的评价和推崇，大抵首先是作为对于一个杰出非常全面的文化人的褒奖，其次应该包含着对于苏轼处世精神的倡导吧。这种处世精神积极乐观，不为艰难困苦所压倒，始终坚强快乐的去面对生活，面对这个世界。 在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中，《论语》所谓的“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是一个儒者的毕生追求。毫无疑问，苏轼以其一生为榜样，近乎完美的展现了这种精神。 2018-10-14  图片发自简书Ap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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