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无意于佳乃佳”到“字须熟后生”

昵称Zpzg8fzu 2020-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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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冬林/文

一、无意于佳乃佳

“无意于佳乃佳”是宋人苏轼的论书名言，当下的书法评论时常引用，以说明某人的书法达到了一定水平，“无意于佳乃佳”当然可以理解为一种难以企及的高度，但要想理解其原意，仍需回归具体语境，其原文是“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草书虽是积学乃成，然要是出于欲速。古人云，匆匆不及草书，此语非是。若匆匆不及，乃是平时亦有意于学，此弊之极，遂至于周越仲翼，无足怪者。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1 这一段话虽然简短，包含的信息量却很大，具体分析来看，第一句话是作者想要说明的中心观点，后面的话是正反论证。作者首先举周越、仲翼二人作为例子从反面论证。周越、仲翼都是北宋时期著名的书法家，尤其周越的草书在宋初名气很大，也很有威望，苏、黄、米、蔡都曾受其影响，《墨池编》卷六也著录其《草书千字文》一卷，但随着书法观念的变迁，二人受到了批评，并逐渐淡出了书法史的视野。2 宋人对周越书法的评价较为一般，黄庭坚说“周子发下笔沉着，是古人法”，3 朱长文说“草书精熟，博学有法度，而真翰不及，如俊士半酣，容仪纵肆，虽未可以语妙，于能则优矣”，4 从宋人的评论中可知，周越书法的特点是中规中矩，以法度为要，这就造成了苏轼所说的“平时亦有意于学”，即平常的书写也以前人的法书为准，而苏轼认为这正是周越、仲翼的草书有弊病的根源。在做了反面论证之后，苏轼现身说法，以自己为例做正面论证，认为自己的书法有新面貌，不与古人雷同。作者在一反一正的论述中要表达的意思就是：书法要有新意，最关键的因素是“无意于佳”，即书写时不能把前人或者某法帖当做标杆，一定要达到什么标准，而是放松心情，一任自然。苏轼的这种内心感悟与其艺术理想是联系在一起的，苏轼论书重视新意，不仅自己的书法个性独具，而且以有新意作为书法批评的重要标准，如他评价颜真卿，“颜鲁公书雄秀独出，一变古法，如杜子美诗，格力天纵，奄有汉魏晋唐以来风流”，5 指出颜真卿一变古法，用于创新的特点；评价柳公权，“柳少华书本于颜，而能自出新意”；6 评价欧阳修，“欧阳文忠书，自是学者所共仪刑，庶几如见其人者，正使不工犹当传宝，况其精勤敏妙，自成一家乎？”7 新意说明创作主体的内在精神得到了表现，因为每个人的气质禀赋是不同的，人的内心世界也是丰富多彩的，人的感情也会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只有在作品中能微妙地体现创作主体的这些内在精神才是艺术，而不是无动于衷，千人一面，把字仅仅当成传达文意的工具，这就是苏轼的书法理想。苏轼书论中屡屡提及的“意”就是指人的一切内在精神，有“意”的书法才是理想的作品，所谓“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8“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守烦推求”。9 所以“无意于佳乃佳”是主体的“意”得以呈现的必要条件，是书法风格特点形成的必要条件。

在苏轼之前，唐代的孙过庭曾经提出书法创作的“五乖五合”说，其中也涉及到了创作者的精神和心理状态问题，其中说到“得时不如得器，得器不如得志”，10 即书写时有较好的外部条件，包括时间、工具，不如自己心理状态好，而苏轼进一步提出“无意于佳乃佳”的理念，无疑是对创作者心理状态的进一步探索。从我们自身的书写经验来看，这些说法都很有道理，有时刻意想写好一幅作品反而不如意，而随手写的可能效果较好。当然，“无意于佳乃佳”的前提条件是法度的纯熟，如果没有书法的基本功，点画结体不符合书写规范，无论如何也谈不上“无意于佳乃佳”，这一点无需赘述。

二、字须熟后生

“字须熟后生”是明代董其昌的论书名言，他在《画禅室随笔》中说：“画与字各有门庭，字可生，画不可熟。字须熟后生，画须生外熟。”11“熟”与“生”也是书法理论中的重要范畴，古人的书法理论讨论较多的是“熟”。例如王羲之说：“吾书比之钟、张：钟当抗行，或谓过之；张草犹当雁行。然张精熟，假令寡人耽之若此，未必谢之。”12 王羲之对于张芝草书的精熟是非常羡慕的，而由精熟衍生的“功夫”也曾经是书法批评中的一个重要标准，并一直影响到后来。如孙过庭说：“心不厌精，手不忘熟，若运用尽于精熟，规矩谙于胸襟，自然容与徘徊，意先笔后，潇洒流落，翰逸神飞。”13 欧阳修在《试笔》中说：“作字要熟，熟则神气完实而有余，于静坐中，自是一乐事。”14 所以，精熟一直是书家最为崇尚的书写追求，那么董其昌为何在此基础上提出“字须熟后生”的说法呢。

从董其昌的言论来看，“生”其实就是追求新意，脱去前人的窠臼。因为书法学习的途径是临摹前人的法帖，临摹学习的过程就是技法逐渐纯熟的过程，但同时也容易与古人的面目雷同，难以摆脱古人的影响。从董其昌与赵孟頫二人的对比中我们能更深刻地认识这一点。宋元之际，由于宋人的尚意书风逐渐产生了流弊，为了矫正这种流弊，赵孟頫提出了复古的口号，力追晋唐古法，并身体力行，其行草书直追“二王”，楷书融入行书笔意，位列楷书四大家之列，他的书法崇尚法度，重视用笔，在风格面貌上是以古为新，不刻意强调宋人那样自出新意。而董其昌的时代又不同了，从程朱理学出发重视书法对人格潜移默化影响的书学理念占据主流地位，例如项穆的《书法雅言》就是这种理论的代表，加上士人热衷于科举，书法的艺术功能是不被重视的，而董其昌提出“字须熟后生”的理念是为了唤起人们对书法艺术功能的关注，同时也为倾心于书法的士人指出一条路子。因此，由于时代不同，所处环境不同，董其昌和赵孟頫在书法观念上差异很大，赵孟頫重视古法，用笔精熟，而董其昌主张新意，重视自我意趣，因此董其昌说：“赵书因熟得俗态，吾书因生得秀色。赵书无弗作意，吾书往往率意。”15

“熟后生”也意味着只有在技法纯熟的基础上才能有新意，而不是技法不娴熟，不讲书法基础。正如甘中流《中国书法批评史》中解说的那样：“就书法而言，董其昌认为字可以‘生’，但要建立在‘熟’基础上的‘生’，意谓最终的‘生’是要以纯熟的技巧法则为基础，而非一开始就随意而为。”16 所以，“熟后生”的‘生’应该像一种新生力量，生生不息，生机盎然。

三、从“无意于佳乃佳”到“字须熟后生”

从以上分析中可知，“无意于佳乃佳”指的是书写者在熟练掌握了书写法则以后在书写时的一种理想的心理状态，这种精神完全放松、无所羁绊的心理状态有利于表达自己的意趣，有利于外化自己的情绪，有利于形成新的风格；而“熟后生”则是书家自己的这些意趣、情绪或者风格的具体形态呈现。即是说，苏轼说的“无意于佳乃佳”与董其昌说的“字须熟后生”都表达了理想状态下书法创作的特征，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那么，董其昌提出“字须熟后生”的命题是否受到苏轼的启示与影响，董其昌何以对苏轼的言论如此倾心，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仔细考察董其昌的书法及其言论以及后人对董其昌书法的阐释。

董其昌对以苏轼为代表的宋人书法非常欣赏。前文分析过，董其昌和赵孟頫在艺术理念上有分歧，但对宋人的书法或者言论却极为欣赏，他说：“东坡先生书，世谓其学徐浩，以予观之，乃出于王僧虔耳。但坡公用其结体，而中有偃笔，又杂以颜常山法，故世人不知其所自来。即米颠书自率更得之，晚年一变，有冰寒于水之奇。书家未有学古而不变者也。”17无论是对苏轼、米芾书法鉴赏之深入与独到，还是对他们学古而变的理念的称赞，都表明了董其昌对宋人书法的推崇。他又说：“作书最要泯没棱痕，不使笔笔在纸素成板刻样。东坡诗论书法云：‘天真烂漫是吾师。’此一句丹髓也。”18对苏轼书法言论的称赞之情洋溢在字里行间。对宋人的称赞其实表达了董其昌的理念倾向，即提倡张扬个性，追求书法作为文人艺术的自我表达，在法度的基础上突出个人特点，而不是仅仅守法不变，或者把书法当成一种实用性的书写，甚至像宋明理学那样主张书写要毕恭毕敬，不能率意而为。董其昌不仅赞赏宋人的书法及其理念，而且继承发扬了其艺术精神，尤其对宋人平淡的观念有所阐扬。

董其昌“淡”意的审美观受到苏轼艺术理论的影响。董其昌论书的另外一个重要范畴是“淡”意，“淡”既是他的审美追求，也是他评价书法的重要标准，而淡意的审美观念却是受到宋人尤其是苏轼的影响。董其昌说：“诗文书画少而工，老而淡，淡胜工，不工亦何能淡。东坡云：‘笔势峥嵘，文采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实非平淡，绚烂之极也。”19这里，董其昌直接引用苏轼的言论来表达自己的艺术主张，虽然从文艺思想源头上讲，“淡”意的审美观念可能来自道家追求自然、返璞归真的思想影响，但更直接的来源则是苏轼。从更为广阔的视野来看，二人都擅长诗文书画，在艺术理念自然很容易产生共鸣，董其昌对冠绝一时的赵孟頫颇为轻视，其艺术自信或许也是苏轼的影响，曾言：“东坡作书，于卷后余数尺，曰：‘以待五百年后人作跋。’其高自标许如此。”20

除了观念上的继承以外，在书法实践上董其昌也继承了宋人突出个性特点的精神，明清时期的书论在谈到董其昌的书法时，经常以宋人，尤其是苏轼的书法来做比较，认为他们的书法有共同点。例如，吴德旋说：“董思翁云‘作字须求熟中生。’此语度尽金针矣。山谷生中熟，东坡熟中生，君谟、元章亦尚有生趣。赵松雪一味纯熟，遂成俗派，惟《黄庭内景经》生意迥出，绝不类松雪书，而世亦无问津者。”21吴德旋认为董其昌的书法和宋四家的书法都有生趣，而赵孟頫则是纯熟一派，这种评论显然是非常符合事实的；注意，生趣只是一种呈现方式，并不是说风格雷同，董其昌和宋四家一样都是个性独具的，都有不同于旁人的陌生面孔，所以他们在艺术上是一个类型。再如，包世臣说：“是故善学者，道苏须知其烂漫，由董须知其凋疏；汰澜漫则雄逸显，避凋疏则简淡真。”22 包世臣认为董其昌和苏轼的书法都是个性特征很鲜明的，董其昌的特点是简淡，而苏轼的特点是雄逸，但他们在个性突出的同时也有各自的习气，董其昌的习气是凋疏，而苏轼的习气是烂漫，后学者学习他们要注意掌握其特点，但是也要注意避免其习气。包世臣对董其昌和苏轼二人的评论得到了吴熙载、吴德旋等人的赞同，曾经有很多讨论，所以，后人对董其昌之于苏轼的继承是有深刻的认识与体察的。

从以上论述中可知，董其昌受到宋人尤其是苏轼的艺术理念的影响非常深刻，其书法实践也和苏轼有共同特征，而“无意于佳乃佳”与“字须熟后生”的提法都表达了理想状态下书法创作的特征，所以，“字须熟后生”的理念也应该受到了苏轼“无意于佳乃佳”的启发与影响。有研究者认为董其昌“字须熟后生”的理念来源于禅宗理论，23 因为晚明时期禅宗盛行，董其昌又好参禅学禅，而禅宗中也有生与熟的理论表述。但通过以上梳理，笔者以为“字须熟后生”的理念应该来自苏轼的启发，只是在表述方式上借鉴了禅宗理论。

总之，董其昌“字须熟后生”的书学理念潜在地受到了苏轼的启发与影响，都是说书法要在熟练掌握法则的基础上自出新意，表达自己的意趣，彰显自我风格，只是表述的角度略有不同，苏轼是从书写的精神状态或书法创作的心态上来讲；而董其昌则是从功夫与意趣的关系上来讲，从书家自我风格呈现的角度来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