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派饭就是由生产队委派，由社员户给下乡干部管饭。吃派饭就是到农村去工作时，到社员户家里去吃饭。那个年代对下乡干部的基本要求是“三同”，也就是和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而那时下乡全靠步行，因而，只要下乡，就基本上都得吃派饭。那个年代，干部下乡的机会很多，大多数时间是下去“支农”，也就是支援农业生产。带着行政任务下去的机会有，但到农村后首先要实行三同，行政任务只有在晚上开社员会时才能开展工作。那时政治学习抓得很紧，社员们吃过晚饭，会习惯性的聚集在村子中间的大村下，或者圈养牲口的饲养室里，在混合着牛粪和青草味的空气里，找块砖头坐上去，或者斜躺在草堆上，吸着旱烟，说着笑话，等待着开会学习。如果不开会学习，到了平时该散会的时候，也就自动散去了。晚饭后到钻进被窝前的这段时间，也就是下乡干部办理行政工作的时间。晚饭之后，生产大队的干部会自觉赶到大队办公室。召开小型干部会，不用下去通知，只需领导大声宣布一下，该参加会议的人就会留下，不参加会议的人会自动离开。我第一次单独吃派饭，是由县上抽调，下乡去调查灾情。那一年小麦刚下镰收割，突然遭遇了冰雹。县上抽调干部，下去调查灾情，以便汇总上报。接到通知已经是晚上，第二天早晨就要赶到生产大队。我去的第一站是尹家务公社的一个大队，这里的夏收已经开始。我赶到生产大队，和干部见过面后，已经到了吃早饭的时间。大队干部说昨晚接到电话通知，已经派好了饭。他说了生产队和社员的姓名，我说自己去找，他急着去割麦，也就直接回家了。问了几次路，总算找到了管饭的人家。男人们都下地了，孩子们也拾麦去了，只有主妇一人在家。她招呼我在炕头上坐下，就出了房门。过了一小会儿，我正在猜疑：她怎么不给我端饭？难道是她没有给我准备饭？正想着，突然听到我身后的墙上吱啦一声，吓了我一跳。我赶紧向旁边移动，才发现墙上有个“窑窝”，那一边直通灶房。这窑窝平时被一张年画给遮着，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我正向窑窝那一边看，主妇竟把一个大碗从窑窝里递了过来，我赶紧接住。她在那一边解释：“都割麦去了，没人侍候你，你赶紧吃。”这句话说得有点“生冷硶绝”，但想一想又是真情话。三夏大忙，龙口夺食，古人尚且有言：“谷黄麦黄，绣女下床”，何况是以食为天的农民。全家人都下了地，也就没有人来陪下乡干部了。当然，“侍候”两个字还是有点硶人。至于最后一句，那更是让人想法多多。“生冷硶绝”是当年比较流行的凤翔话，生是指对人生分，拒人于千里之外。冷就是不热乎，公事公办。硶的本意是饭中夹杂了沙子，让人不好下口嚼。绝是绝情，不留回旋余地。女主人的这句话，占尽了这四个字，我不得不佩服这位主妇的语言技巧。一大碗玉米榛子，两块馍，一小碟莴笋丝，都是通过炕墙上这个通道送过来。听主人催我赶紧吃，我知道她还要给割麦的人送饭，也就来了个不讲吃相。等她收拾好送饭的担子，我已经站在院子里向她告别了。那一年我在商业局工作，深秋季节，局里委派我带着综合公司的几个同志到长青临河村去支农。生产队安排我们统一居住，分开吃饭，两个人一组。我让来的人自愿组队，剩下的人跟我走。别的人都走了，我也招呼留下的同志和我一同出发。可能有些人不知道那段历史，商业上的“综合公司”并不是因经营业务而分，而是由企业性质而设。这个公司里的人，基本上都是“公私合营”时合进来的私方人员。他们中有店员，也有合营前的掌柜、领本掌柜，有的当时的个人身份就是资本家。和我一同去吃派饭的，就是一位合营前比较有名的资本家。我虽然是带队，但我知道让我来管他们是因为我年轻，政治上可靠。因而，我对这些过去干过一番事业的人还是很尊敬的。到了管饭的人家，主人端出一盆洗脸水，我让同伴先洗，等他洗过了我才洗。进了屋，我把他让到炕上坐，而我坐在炕沿。馍和菜端上来了，我让他先吃，而我去帮主人端稀饭。等我刚拿起一块馍，筷子还没有伸进菜碟子里，同伴已经吃饱了。他也不管我还没有吃饭，就大声说：“吃好了，端了去！”那时粮食短缺，客人少吃点就是给主人节省一点，主人当然高兴。他说这话时，男主人正好从门前过，应声就走了进来。我一看急了，忙解释说我还没吃，一边说一边狼吞虎咽，三下五除二就把两块饼送进了肚子。急忙端起拌汤碗说：“端了吧，我也吃好了。”两块馍没嚼就进了肚子，我的胃里很不舒服，心里也非常别扭。他不把我当领导看可以，我也就是个二十岁出头的小干事。可没想到我对他的尊敬，对他热情周到的服务，竟让他忘记了时代，一下子回到了十多年前，回到了公私合营之前，拿出了当掌柜的派头，把我当伙计，他竟当起老板来了。看着我捂着肚子难受，他从笤帚上折下一根篦子当牙签，一边剔牙一边看着我笑。按照正常情况，我们吃过饭后可以稍微休息一下，等队长敲钟再出去。可我一肚子气，就用上了我带队的权力，说：“下炕，上工！”也不等他下炕穿鞋，说着话就风风火火地出了门，他在后边一路小跑跟了上来。中午饭我们还在一起吃。我想报复一下同伴，就不再管他年龄大行动慢，一切事情都是先下手为强。他没有觉察我情绪的变化，依然盘起腿坐到了炕上，我还坐在炕沿。中午吃的是面条，给我们端饭的是个孩子，一次只能端一碗。我赶到门口接过碗，就先吃起来，依然是狼吞虎咽。等孩子端来第二碗，我已经把第一碗吃完了，就接过来，直接倒进了我的碗里，把空碗给了孩子。直到第三碗饭，才轮到了我的同伴。他虽然有气，却没处撒。我不管这些，依然吃得很快。等碗里一空，我立即大声说：“吃好了，别端了！”这一次轮到他发急了，急忙声明自己才端上碗。这时，我点了一根香烟，斜坐在炕沿，一边吸烟一边看着他笑，就像他一边剔牙一边看着我笑一样。上工的路上，我和他说了一路，订下了一条规矩：几个人在一起吃派饭，只有问过同伴之后，才能给主人打招呼。最有趣的一次是在1970年。那一年，因为落实中央“3、5、6号文件”，开展反贪污浪费运动，把商业门店的营业员和负责人都集中起来学习文件，搞人人过关。我是新职工，参加工作前又是大队干部，就当上了班长，管着三十多个商业上的老职工，其实都是原单位的骨干。夏收时，我们奉命下乡支援夏收，割麦子。任务是从下镰最早的横水山根开始，一直到全县夏收结束。到了横水的某一个村，大队长是个青年。也不知他是从哪儿得知了消息，把我们都当成了改造对象，进门就给我们上了一课，训了足足有半小时话。割麦时又把我们领到了一块秋茬地，麦子又稀又低，必须蹲下来一把一把割。他还不时来检查，指着漏割的零星麦子骂骂咧咧，让人非常不爽。我领的这几十个人虽然有意见，但在学习期间，当着我的面还不敢说。我看出大家有情绪，就给那位干部解释。他不但不听，连我也卷了进去一起骂。他走以后，我立即下命令就地休息，我不开口谁也不许动手割！很快就到了吃中午饭的时候，没有人来叫我们，我只好带着人往回走。那次吃的是集体灶，所有来支夏的人都聚集在一个院子里。大队长见我主动把人带回来了，黑风灶脸地说：“干活不行，吃饭倒积极得狠！先等着去，让干部们吃完你们再吃！”我们中有些人已经开始议论，我也装了一肚子气，就招呼他们别议论，省得让人笑话。先休息，反正不吃饭就不上工，急什么急！也许是因为这里麦黄得早，其他地方还没有开始收割吧，那天来这个村的人还真多。等到我们吃饭的时候，蒸好的馍已经被吃完了，我们每个人都只吃了个基本饱。生产队长来征求意见，有的人就小声对我说：算了，晚上多吃点。我一看那大队长就在旁边站着看我们，就说，不行，非得让他们重做！谁让他们看不起人呢！于是，大声吆喝让再端一盘馍。负责做饭的人来解释，说蒸的馍吃完了，烙点馍行不行？我说可以，只要是馍就行。于是，灶房里又响起了风匣声，我们就坐在门道里等。这时，有人对我说：“算了吧，我已经吃饱了。”我说：“不行，一会儿馍来了，每人至少再吃一块，不能让人家看出我们在整人。”在下午上工的路上，大家又说又笑，都认为这次才出了一口恶气。我趁机对大家说，下午割麦大家都别偷懒，也让他们看看我们不但能吃，也能干活儿！我们这帮人还真给力，下午的麦子还真是割得又快又干净，拉麦的社员直夸我们是内行。也许是周围大队的人听说了我们这些人难说话吧，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我们和生产队都想处得非常融洽。 鲁旭：陕西凤翔县人，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戏剧家协会会员，陕西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陕西省民俗学会理事，凤翔县作协主席。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风流街》、《下乡纪事》等小说作品，《二娃审案》等戏剧作品，《凤翔民俗》(上下卷)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