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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月23日，我回到沁县长胜村，感慨颇多。县政协要编《知青岁月》，向知青征稿，不禁让我回想起50多年前的插队往事。 我是北京师大一附中67届初中生。1968年，上山下乡进入高潮。12月有一批到沁县插队，我在学校报了名，1969年1月9日离开北京。 出发前，我们商议，以徒步考察方式，前往沁县。开始有20几个同学响应。变数很多，最后只剩杨小平、文重萍和我，组成了一个小小的“长征队”。 杨小平是66届高中生，长我4岁，是校革委副主任。他父亲杨伯箴是北平地下党领导成员，曾任中国驻瑞典大使，当时挨整。这让他参军无望，退而求其次，只好插队。后来父亲东山再起，出掌北京外语学院，他1972年上了北京师范学院，现定居美国。 文重萍是66届初中生，长我1岁。他是家中长子，有主见，敢担当，唱歌、演讲、书法都有一套。父亲是湘蜀餐厅的川菜厨师。我们插队，吃了一年没有油水的粗茶淡饭，回北京探亲，一人出两元钱，请他父亲采买食材，在家为我们做了一席川菜，舌尖上的记忆，终生难忘，以后再高档宴席的美味，都无法超越。 我们三人把行李运到沁县。背着简单的背包，打着红旗上路，每天步行7、80里，饱览北国风光。沿途各地，出示介绍信，便可免费住宿。领到伙食费每天四角，一路就餐。三人一路天南海北神聊，从时政，到历史，别有一种浪漫。途中遇到一队天津知青，有男有女，20多人，一名教师带队，比我们秩序严整，他们前往山西平陆毛家山插队，一出发就是新闻关注的典型。 我们三人，走了20多天。参观的重点一是河北平山西柏坡七届二中全会会址。原址已被岗南水库淹没，只能看迁移复建的展览馆，当时参观者很少。 从冰上穿越岗南水库，进入山西，便来到昔阳。大寨村人头攒动，陈永贵每天出来和参观者见面握手，我们也握了。在地里还见到正在干活的老支书贾进财，亦握了手。我后来以此写了一首诗——《和大寨老英雄握手》，发表于《北京新文艺》。当时对大寨十分仰慕，想到农村学习实践。到了沁县，和农民共同生活三年，才生出疑惑。 在长胜村一起插队的同学有20几个，大多毕业于北京师大一附中。年纪最大的21岁，最小的14岁。全村六个生产队，每个小队四、五名知青。我和文重萍分到六队，同队的还有齐新建、刘文利、杨英三名女生。
当年住过的窑洞 农民自称受苦人。我受苦感到最大的挑战是饥饿。社员一年才分300来斤原粮，没有自留地，只好年年寅吃卯粮。知青下乡第一年，国家供应528斤原粮，每月44斤。加工成米面，只有38斤，一天不到1斤3两。如今副食充裕，一斤米够吃几天。当时没有肉蛋蔬菜，油也很少。春耕夏锄，披星戴月，上工时间长达十几个小时，劳动强度很大。知青自己开伙，按计划吃粮，早上半斤玉米面煮窝窝，中午一大碗和子饭，晚上一大碗小米稀饭，一会儿就消化完了，在地里干活，饿得前心贴后心。农家先紧下地的人吃饱，看我们吃不饱饭，直叹知青惜惶（可怜）。秋天生产队加夜班，队里用集体的米面烙饼,一张四两，我竟吃了五张。以后，知青自己养了猪，种了菜，冬天回家探亲节省的粮食，拿到农忙时吃，才摆脱了饥饿。 对肠胃的挑战还没完。1970年冬天，山西省农村开展整党建党、一打三反、农业学大寨运动，选择一部分大队进驻工作队。我和知青张惠文，军转干部牛文亮、沁县中学教师老夏组成一个工作队，进驻了本公社轻城大队，工作队长是公社秘书老王。那年国务院召开北方农业会议，沁县估产达纲要，县革委会副主任出席了这次会议。谁知这年冷得早，推广的晋杂5号高粱生长期长，没有完全成熟，早霜就下来了。全县实际亩产连300斤也达不到。县领导不相信实际产量和估产差距这么大，为了按估产完成征购任务，掀起了反对瞒产私分风暴。某畜牧业先进村，以往饲料粮留得比较足，这次被抓典型，村支书和主任在全县三干会上被当场逮捕，吓得全县农村干部风声鹤唳，只好回去一遍又一遍地打场，一车又一车地交粮。农民眼看交罢公粮，剩下的口粮已经吃不到春节，都着了慌，只好以糠代粮，应付饥荒。变化马上在派饭体现出来。按规定，工作队员挨户轮流吃派饭，一天交一斤三两粮票，三毛钱，往常农民尽量给做些好饭。但饥荒降临，农民也顾不上许多。那些天家家派饭都吃糠窝窝，拿起来就散，双手捧着吃，粗糙得咽不下，只好蒸锅水往肚里灌。转业军人牛文亮说，老百姓做饭有困难，我们不能自己开伙？大家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我们不再派饭，吃起了小锅饭。不久，公社知道了，批评我们不和社员搞"三同"。没办法，只好重新吃派饭。 好在沁县征过头粮的事，很快被李顺达知道了。李顺达是农民出身的中央委员，知道农民的疾苦。他发话，不管怎么，也得让老百姓一年吃上300斤粮食。于是，征的过头粮又一马车一马车地从县粮库拉回来。这样，我们才结束了吃糠的日子。 我在工作队干了七个月，重新配置了那个大队的领导班子，便回到长胜村。秋收社员分粮，上面让知青司称。明明有磅称，队长仍然选择木杆称，二人抬着称粮。称杆翘得高高的，农民就能多分些口粮。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农民和政府博弈，我的同情心到了农民一边。 实行包产到户，取消人民公社，结束粮食统购统销，1990年代初我回过一次长胜村，见到原先的副队长，他说，现在和你们在那刹不一样了，虽说还是没钱花，能吃饱了。
知青曾经演节目的戏台 我们村知青，很快以文艺表演出名。同学当中，丁振刚喜欢音乐，不但擅长乐器，还能作曲，文重萍、张惠文、张军等都有表演才能，排了一台节目《收租院》，很被县里看中，名声还传到晋东南专区。以后，不管农忙农闲，只要县里需要，长胜文艺宣传队就停工排戏。后来，沁县修铁路，好几位宣传队的骨干，被收入铁路民兵团。 我不会唱歌跳舞，喜欢写作，仿《长征组歌》形式，写了知青组歌。请丁振刚谱曲，其中有一首“风梳头，雨洗脸，思想红，意志坚”，居然在同村知青中传唱开来。
长胜村供销社 我还牵头做了一件事，在村里供销社门口，办了一个小评论专栏。计划经济时代，生活用品短缺，农村更加短缺。村里供销社进点紧俏商品，大队干部近水楼台先得月，村里的小学教师十分不满，找到知青，我们就把这事上了小评论。无权无势的农民称快，干部对我们也没办法。小学教师有文化，为什么自己不说话，要让知青出来说话？其实，他们害怕打击报复。知青是外来户，初生牛犊不怕虎，才敢公开说点真话。 小评论办得正火，母亲来电报，说父亲病危，让我回京。我插队下乡之后数月，父亲到了湖北沙洋五七干校。没几个月，他就病了。冬天我回北京，父亲从干校来信，要我在北京多呆几天，实际上他正在申请回京。我急着弄小评论，不料回村才几天，父亲被同事专程送了回来。我只好再次赶回北京。父亲已是肝硬化晚期，在医院的病床上，腹胀如鼓，说话都已经很吃力，十几天就去世了，年仅52岁。从此，我家失去了主要经济来源。母亲工资不高，要维持外婆和妹妹的生活。我已经成年，不好意思再向母亲伸手。生产队里分值不高，欠款户多，我是长款户，账上有钱领不出来。我到外村当工作队员，每天吃派饭三角钱，祟粮食得一角钱，县里补助一角钱，另外一角钱得自己出，我手里攒了几元钱，不敢乱花，否则，吃派饭就没钱了。 同学李时民的命运让我难忘。他在师大一附中读高中期间，学校搞思想革命化运动，号召学生向组织交心，他交出了一本日记，记录了真实思想，被学校定为反动学生，记入档案，加上父亲是伊斯兰教职人员。他背着黑锅下乡，招生、招工都没他的份儿，其他知青参加宣传队、工作队，也与他无缘。收工之余，下两盘象棋，抽几口水烟，就是他仅有的乐趣。干部知道他被打入另册，普通社员的反映却是：还是李时民那汉子能受苦。要论出工，知青里谁不如他多。他在村里待了十年，才病退回京。没过几年，便因心脏病去世。他只活到40几岁，几乎没过几天舒心日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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