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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春，也就是我参加工作的第三年，正赶上按照国家统一安排部署，山西省抽调省直机关干部组成扶贫工作队，到贫困地区蹲点帮扶。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我成了本单位第一批工作队员，进驻到蒲县薛关镇薛关村。 
小时候，村里经常能看到工作队的影子，记得有地区、县里和公社派来的工作队，他们在我眼里是那么的神奇和神气，好像是天外来客一般，带着浓厚的神秘色彩。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在1976年，村里来了由临汾师范学院教师组成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有位被大家称为申老师的工作队员住在我家新盖的小土房里。批斗地主分子的大会上，我还代表生产队发了言，大意是说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阶级敌人难受之时，地主老财的复辟野心就像是冬天屋檐下的大葱，根焦皮枯心不死。粉碎“四人帮”时，我还代表学校在声讨大会上发言，受到了工作队的表扬，我心里自然是美滋滋的，已经认识到了文化的重要性。做梦也想不到的是，十年后的今天，我居然也成了工作队员，并且是省工作队的，只不过是早已没了当年的喜悦心情，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失落和忧怨，也许是对社会环境的难适应，也许是对机关文化的难接纳，也许是对人生前途的难预料，也许是对谈女朋友夭折不快心情的难调整。
临出发时，在湖滨会堂参加了省委组织召开的帮贫致富动员大会，听取了全省扶贫情况介绍和政策宣传，印象最深的是刚由县委书记提拔起来的一位姓郭的副省长所做的报告，好像是他来主管扶贫工作吧。后来还知道了省侨务办公室和我单位组成联合工作队，要一并进驻蒲县薛关镇薛关村。机关给每个下乡队员补助了30元钱，并发了一块塑料油布和绳子来捆包行李。我用补助金到云山商场买了件风衣，穿起来显得时髦了不少，说不清当时是什么心情。第二天，我就带着春节探亲回来带的母亲亲手做的新被褥，在一片欢送的锣鼓声中，在一大群送行的同事的目光中，坐着机关新买回的大巴，徐徐离开了太原市，急速地向蒲县驶去。蒲县地处临汾西部山区，是国家级贫困县，经济落后，位置偏僻，交通不便。我们到蒲县还须走一段山路时，天空中突然飘扬起纷纷的雪花，路逐渐变得冰滑起来，大家的心一下子揪了起来，开车的李师傅叮嘱说，遇到紧急情况，大家千万别紧张乱叫，别干扰我的注意力。好在有惊无险，过了没多一会儿，我们就平安抵达了蒲县县城。
蒲县人民以其质朴、善良和热情接待了我们，县委县政府为我们举行了简朴的欢迎仪式，安排我们住进了县政府招待所。我们的到来，给封闭、落后的县城带来了外部的气息和活力，走在大街上，被行人所关注和指点，纷纷行注目礼，记得我去理发店时，师傅一眼就看出我是省工作队的，对我的服务特别周到，态度特别客气，理完发后，还一再左瞅右看，生怕有理不好的地方，让来自省城的客人抱怨。
在县城住了几天后，我们就来到了薛关镇薛关村，真正开始了下乡工作生涯。住得地方是建成没几年的大队部。农村生活对我来讲并不陌生，所以适应很快，再说自己还是单身，在太原没什么牵挂的人和事，不像其他同事，有家有口，有牵有挂，自然要分心不少。苦恼的是文化生活过于贫乏，白天还可以到地里、村里和镇里走一走，但晚上只得呆在屋子里了，没有电视，甚至连收音机也没有，不是看书，就是打扑克，下象棋了。日子过得单调、苦闷、无聊和懒散。说实话，工作队能对当地扶贫起到什么作用呢？只不过是形势所迫，搞形式而已。但我利用这个机会和空闲时间，读了不少书，抑或算是一点收获吧。
大伙儿最难适应的，恐怕就是吃派饭了。吃派饭，是我党的光荣传统，是联系群众、动员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的有效方式，在革命战争年代和建国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变，则显得难以适应了。吃派饭遇到的最大难题是卫生问题。一般来讲，越是贫困的地方就越不讲究卫生，卫生习惯就越脏。每次去吃派饭，都好比经历一种磨难，不敢多看，不敢多想，强忍着吃几口，感觉不饿就听筷子了，所以老乡们都好奇而不解地说，城里人胃口真小呀，还不如小孩子吃得多。听了这些话后，我们只有笑而不答，客气几句。听村长说，给你们派饭的家庭都还是比较卫生的，成分比较好的家庭，要是来了说书的盲人，都派到地主成分家和卫生比较差的农户了。当然，我也遇到过几家卫生条件相当好的家户，甚至不比城里差，比如小学校长家和有在外地工作的人家。
俗话说，不走的路还要走三回。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在我一次吃派饭的时候，竟然还遇到了我同村的人。吃饭聊天时我说到我是襄汾人，女主人听到后很感兴趣，忙问我是哪个村的，我回答说是伯玉村的呀。她听后激动地说：“我也是伯玉村的，40多年前嫁到这里来了！”我回家后，将此奇遇告诉了父亲，从父亲的介绍里我才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当年，阎锡山的部队驻扎在我们村里，有位连指导员看上了村里的一位姑娘，并娶她为妻。解放后，她就跟随这位遣送回到原籍的指导员落户到了蒲县薛关镇薛关村，生儿育女，无怨无悔。
让我最难忘记的，要数救火的事情了。麦收时节，我们所住的大队院里机器轰鸣，人声鼎沸，乡亲们在忙着打麦子。中午休息的时候，大人们回家了，剩下一群小孩子在那里玩耍。当时我们都在午睡，突然听到外边有孩子乱叫：“着火了！”我们出去一看，只见麦垛火光冲天，孩子们吓得不知所措，乱喊乱叫。火，就是命令！火，就是召唤！我们端着水奔跑过去，一趟又一趟，家里的水用完了，就赶快到水井去挑。经过一番搏斗，火终于扑灭了，麦子总算保住了，女主人抱着个西瓜，带着孩子来看我们，表达自己的谢意,感动地对孩子说：“今年能吃上白馍，可别忘了叔叔们呀！”县委知道后，给我们工作队送来了“高风亮节，奋勇救火”的锦旗，并在县广播站宣传我们救火的壮举。我还将救火的事迹写下来，在机关小报上发表了。
社会是最大的课堂，实践是最好的老师。扶贫工作队的日子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年时间，但我却经历了许许多多的事情，限于篇幅和时间，我不能一一描写出来，但可以肯定地说，给我思想上带来的冲击是很大的，是我对社会环境的适应能力明显增强，对人际关系进一步领悟了，实现了从学校人到社会人的转变，初步摆脱了天真和幼稚，走过了适应阶段，开始变得成熟起来。也许是因祸得福，也许是否极泰来，也许是命运的安排，下乡探亲回乡后，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位美丽可爱的女大学生，后来她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我的妻子，我终于收获了自己的爱情，成就了自己的婚姻；回到机关上班后不久，又天降吉祥，好事成双，我幸运地得到了在山大进修德语的机会，并通过自己的刻苦努力考取了去联邦德国学习的研修班，踏上了异国他乡的土地，实现了从贫困山区到发达国家的时空跨越。此时此刻，我内心里感慨万千，心情久久难以平静，激动的泪水多框而出。渡过了生命的苦闷期，我终于迎来了灿烂的阶段。 哦，难忘的薛关镇，难忘的苦涩年华！ （注：旧作重发，写于2007年1月20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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