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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长征，以我们的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宣告结束。  1985年是红二、六军团长征至毕节50周年的喜庆日子，我们的祖国正处于建国以来经济、政治形势发展的最好时期之一，党又带领着全国各族人民进行新的长征。抚今思昔，感慨万端。逝去岁月中拨动心弦的往事始终历历在目，具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壮举才会铭刻在心。  当年万里长征的英雄事迹和历史功勋将永远激励着亿万人民奋勇前进，去攀登新的高峰，实现本世纪末的宏伟目标，夺取新长征的伟大胜利。 1936年2月初，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抢渡乌江上游鸭池河，一举占领黔西、大定(今大方)。此时，毕节专、县的国民党政府官员惊慌失措，纷纷潜逃。  9月，红军在地下党的配合下，一枪未放便进驻了黔西北重镇——毕节。 毕节虽然偏僻落后，但革命影响却是深远的。1933年冬，以抗日救亡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为骨干的“草原艺术研究社”，用各种文艺形式宣传抗日救国，焕发了民众的爱国热情。 1934年1月贵州地下党毕节支部的成立，把抗日救亡运动引向纵深发展，党的抗日战线更加深入人心，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因而，当红军到达毕节时，城内大街小巷张贴着各色欢迎标拥护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城里各阶层进步人士、贫苦大众和青年学生，汇集到五龙桥、望城坡一带去迎接红军入城。我也满怀喜悦地多加了欢迎的群众行列。 红军踏着整齐的步伐，高呼“团结起来，共同抗日!”、“发动干人，打富济贫!”、“工农联盟军，大家一条心，打倒土豪和劣绅!”等口号，雄赳赳地走在路中间。马路两旁挤满了人群，他们笑语喧天，一阵又一阵地鼓掌，还放起了鞭炮。  红二、六军团占领了毕节，全城一片春色，沉浸在欢腾之中。 红军进城后，立即颁布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布告》。当晚，二、六军团政治部主任夏曦召开了各界人士参加的大会，指出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是反蒋抗日的革命政权，其战斗任务是扩大抗日武装，建立民族统一战线，以求得中华民族的解放。 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设在百花山福音堂，保卫队住百花山脚的杨家公馆。同时，红军还贴出《安民告示》和标语口号，宣布了各项政策法令。指出：红军是工农的军队，是讲理的部队，只打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不拿百姓一针一线。  红军务必使小商小贩各安生理，做工的做工，务农的务农，做买卖的只管做生意。由于红军纪律严明，秋毫不犯，对老百姓和蔼可亲，赢得了广大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几天后，全城一片生机，大小商店相继开门，公买公卖，大街小巷挑卖的各种小吃和新鲜蔬菜应有尽有，大教场赶场坝上摆满了各类粗细杂粮。此间，我的诊所接待了不少红军伤病员，我竭尽全力为他们医治。  红军还派出宣传队在大、小横街，威宁街，砂石牌坊一带唱红军歌曲，演出“活报剧”并进行演讲。宣传反封建的土地革命，宣传中国共产党“反对卖国贼，抗日救国”的主张，等等。群众无不欢欣鼓舞，“打倒帝国主义!”、“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团结抗日，保卫祖国的大好河山!”的口号声连成一片，此起彼伏，声震賽宇。唤醒了民众，振奋了人心。 在红军供给部的文庙内，集中了全城部分裁缝工人和缝纫机为红军的新老战士赶制衣服。手工和机子一起上，红军和群众一起动手，欢笑声、机器声汇成一支抒情曲，唱出了军民鱼水情。魏银皋的“文顺堂印刷局”和张俊卿的“三合石印局”夜以继日地为红军编排印刷《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布告》、《为抗日讨蒋告工人、农民、爱国战士书》以及对少数民族的标语传单等，张贴、散发在黔西北的城镇和乡村，极大地鼓舞了人民，震慑了敌人。  与此同时，红军砸了毕节仅有的松山路刘子英、中山路刘仙池的两家当铺，把衣物钱财分给了衣不遮体的穷人。红军还查抄了大地主沈春甫、郭元叔、陈次五、瓦绍康等几家的粮食、浮财，当即分给了贫困的群众。每天早晚，街上鸣锣吃饭，食不果腹的干人自带碗筷前往国民党县党部和万寿宫庙内去就餐。红军的革命行动，扩大了革命影响，真是“红军到，千人笑”。穷苦大众积极参加红军，形成了“从者如流”的扩军热潮。当时，黔、大、毕一带参加红军的青壮年就多达5000余人。长期流行在黔西北的红军歌谣：“好铁巴要打钉，好男儿要当兵，当兵就要当红军，解救天下受苦人。”这便是历史的见证。  在革命形势的影响和党的统战政策的指引下，红二、六军团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政治鼓动工作，群众觉悟空前提高。 干人们真正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才能救人民于水火。  因而，群情激奋，斗志昂扬，群众组织如雨后春笋。黔、大、毕县城及较大的乡镇相继组织了“抗日救国委员会”、“人民抗日大同盟”、“苗族自卫军”等抗日组织。毕节以知名革命志士周素园先生为首组建了“抗日救国军”。参谋长是贵州地下党省工委的邓止戈同志，下设三个支队分别由席大明、周质夫、阮俊臣担任支队司令员。欧阳崇庭同志被任命为第三支队的政委。我在周老先生的影响下参加了“抗日救国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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