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背景陶寺文化因1978年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的发掘而得名，是一支分布于晋南地区的龙山时代考古学文化。有关陶寺文化的重大发现接连不断。陶寺文化可分为早、中、晚三期，延续时间比较长，至少达数百年之久，不是某一族群某一首领的生存年代所能涵盖的；陶寺文化早、中、晚三期文化总体上看有着连续发展的序列，但早期与中期之间、中期与晚期之间皆发生了大的变异，甚至有明显的暴力倾向显现出来，不应是某单一族群文化的自然、和平之演变；而文献材料表明晋南地区在尧舜禹时代族群关系错综复杂，陶唐氏、有虞氏、夏后氏、周族以及其他族群分布其间，因此这个地区的文化形成、发展过程也应是复杂多变的，其文化因素的构成应是多元的，且不同时期的民族成分、民族地位当也有一定的发展、变化。 在已发现的陶寺文化遗址中，属于早期的遗址相对较少，主要有3处:即襄汾陶寺、丁村曲舌头和临汾下靳遗址A 类遗存。 早期陶器的制法以手制为主，轮制少见。陶质以夹砂灰陶和泥质灰陶为主，有少量的夹砂褐陶、泥质褐陶，有一定数量的黑皮陶。器表除素面和磨光外，主要是绳纹，也有少量篮纹、附加堆纹、方格纹、弦纹和划纹等，有一定数量的彩绘陶器。器形多平底器，主要有釜灶、扁壶、大口罐、小口折肩罐、折腹盆、深腹盆、浅盘豆、单把杯、高领尊、碗、钵等，还有深腹罐、盆形鼎、斜腹盆、甑、缸等。式样较多，有深腹圜底盆形、单耳罐形、折腹等。大型城址的发现是陶寺文化的一大特色。 在陶寺文化早期，陶寺遗址面积约100万平方米，建造了早期小城，属于“都邑文化” 性质。陶寺早期小城规模巨大，南北长约1000米、东西宽约560米，城垣周长约3600米，面积达56万平方米，为同期黄河流域最大的城址之一。该城布局严整，功能完备，显然是经过统一规划设计的。城内中南部有相对独立、封闭的宫殿区，面积大约5万平方米。小城外东南部，有排列有序、等级分明的墓地, 已清理出大、中、小各类墓葬1000 多座，包括随葬鼍鼓、特磬等高规格礼器的“王”级大墓。这些说明陶寺文化早期已进入了雏形国家的阶段，而陶寺早期小城应为这个时期的都城或政治中心。 从文化面貌上看，陶寺文化早期中确实含有、釜灶、夹砂罐、鼎、折肩平底瓶等庙底沟二期文化因素。在陶寺文化之前，晋南地区属于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分布区。通常情况下，当地庙底沟二期文化应是其前身。但这些研究者似乎只强调了两者之间的共性，而淡化甚至回避了其诸多差异性。据长期从事晋南考古工作的高天麟统计，陶寺遗址发掘简报中，共发表早期陶器35件，其中庙底沟二期文化中未曾见过的器形就多达14种26件，包括矮领深腹瓮、大口折沿罐、筒腹侈沿罐、扁壶、折腹盆、敞口盆、扁足器、泥质单耳罐、单把罐形、折腹、深腹、矮把豆、彩绘壶、彩绘龙盘等；而与庙底沟二期文化相近的器形只有4种8—9 件，主要是夹砂单耳罐、釜灶、小口折肩罐等。这一统计结果显示，陶寺文化早期与庙底沟二期文化之间应该是“小同而大异” 。对此，何驽进行了更为详细的统计分析，认为陶寺早期所包含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典型因素约占17.98%，庙底沟二期文化晚期变体因素约占7.87%，陶寺早期独特的个性因素约占24.72%，其余的摒弃因素约占49.43%。并把变体因素平分，认为陶寺文化早期遗存与庙底沟二期文化晚期典型类型相比，相似性仅占21.91%，相异性则多达78.09%。陶寺文化早期与庙底沟二期文化之间有如此大的差异，很难把它们归入当地同一支考古学文化之中，而“陶寺文化”的命名被学界最终认可也正是基于如此考虑。 因此，陶寺文化早期可以定性为：非当地固有文化的自然延续发展，以新文化因素为主体、并融合了当地庙底沟二期文化部分文化因素的外来文化。 陶寺文化在晋南的形成以及陶寺早期小城的出现当与某一政治实体的迁移、入居有关。陶寺文化早期的分布范围相对较小，主要局限在陶寺一带，而陶寺遗址本身又是整个陶寺文化中最早的遗存，只是到了陶寺文化早期偏晚或早、中期之际以后，陶寺文化才开始向陶寺城址周围的临汾盆地辐射，并逐渐出现了城乡分化。此现象符合外来文化由小到大的发展历程。另外，陶寺城址的形成并不是陶寺遗址自身长期发展的积累，这也符合外来文化的特点。陶寺遗址发现最早的遗存被称作“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存”，发掘者认为属于庙底沟二期文化的早段。关于这类遗存，有人甚至认为年代更早，属于仰韶文化晚期，即西王村类型或西王村文化。虽然认识上有一些分歧，但对其年代的判断基本上还是接近的，即介于仰韶文化和庙底沟二期文化之间，或者说是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偏早阶段。值得注意的是，年代属于庙底沟二期文化偏晚阶段、且与陶寺文化早期又有明显承袭关系的文化遗存在陶寺遗址并不存在。这就是说，在文化因素和年代上，陶寺遗址所谓的“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存”与陶寺文化早期遗存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缺环。由此可知，当陶寺文化的族群进入陶寺一带时，这里已长时期无人居住生活，陶寺文化的形成与陶寺早期小城的建造是外来文化迁入的结果。至于陶寺文化早期的来源情况，还不十分明了，尚未发现哪一支考古学文化与其直接紧密相关。从现有材料可以看出，部分文化因素可能受到了来自东方河北、山东等地甚至南方长江中下游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影响，对此，有些学者已经注意到，但这还有待考古材料的进一步印证。 从考古与文献材料综合来看，陶寺文化早期属于陶唐氏族群文化、陶寺早期小城为陶唐氏尧都和“豫陕晋相邻地区联盟”政治中心的可能性最大。[1] 各方反应历经长时段考古挖掘，经过几代考古工作者的整理、编纂与修改，集结而成的《襄汾陶寺——1978—1985年发掘报告》于2015年12月12日正式出版，备受考古界关注。2015年12月12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举办的“陶寺遗址与陶寺文化”研讨会上，报告主编、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高炜介绍，《襄汾陶寺》是由多位考古学家参与编写，通过15个专题对陶寺遗址考古资料做了科技检测分析，代表了中国史前考古与现代科技手段联合攻关的学术范式。陶寺遗址位于山西南部临汾市襄汾县城东北约7公里的陶寺镇，遗址面积300万平方米以上。1978年至1985年，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山西队与山西原临汾行署文化局合作，对陶寺遗址做了大规模发掘，获得陶器、石器、礼乐器、装饰品等数量繁多的精美文物，揭开陶寺遗址的神秘面纱。特别是红铜铸造铜铃与类似文字符号的发现，引起海内外关注，也为中华文明的起源与礼制研究，提供了珍贵的重要材料。[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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