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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由于黄河中游地区山西襄汾陶寺、绛县周家庄遗址、陕西神木石峁、山西兴县碧村等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工作所取得的重大收获，使得有关这一地区的中华文明起源问题再次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山西属于中华文明重要的发祥地之一，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同时又具有一定的区域特色和文化面貌，考古汇网站邀请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专家田建文研究员，结合多年的研究思考，谈一谈山西省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现状及发展方向。 考古汇：山西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十分发达，有“五千年文明看山西”的提法，您在山西从事新石器时代考古三十余年，对这一时期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情况比较了解，请您对我们感兴趣的几个问题作一些解析： 我们知道，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不是一夜之间发生改变的，一定经历了漫长的过渡和演变。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存在山西已经发现不少，如柿子滩遗址、下川遗址等等，柿子滩遗址还发现了石磨盘、石磨棒等加工种子和作物的工具，但是，山西早于7000年的文化的遗存目前还没有发现。我想您一定也对这个问题有过关注和思考，您能谈一谈吗？
田建文：1991年5月我与同事薛新明、杨林中调查翼城枣园遗址，发现了枣园文化，找到了距今7000年的山西新石器时代文化，从那时起我们梦寐以求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寻找到早于枣园文化的遗存（遗迹、遗物），在晋中、晋南、晋西南以南多次调查过，结果不尽人意。山西有400多处旧石器地点，按理说不应该没有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环节，奇怪的是就是找不到。但是我们坚信，我们不可能不认识它们，而错过山西7000年以前的遗存。2010年9月我参加《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山西卷的编写工作，由我写第一章“山西是中华文明重要的发祥地之一”，便对山西的旧石器文化做了个系统学习，逐渐感到山西的旧石器要到了8000年前才结束自己的使命。2012年9月底，与同事王京燕谈及此事，她也有同感。接着国庆、中秋两节长假期间，将积蓄已久的认识整理成《柿子滩与南庄头》一文（南庄头在河北徐水），跳出了旧石器时代和中石器时代的时间范畴，来全面认识柿子滩遗址群。写作期间向导师张忠培先生请教，他给我提出了“不见陶器及磨制石器”的“前陶新石器时代遗存”的意见，让我考虑。当年11月23日在河北石家庄举行的中国考古学会第十五次年会上宣读此文，我的基本认识就是山西没有8000年前的陶器。 柿子滩遗址群第9地点第3层（灰褐色黑垆土层），原考古报告说“此层发现保存较好的人工用火遗迹，中心灰色和黑灰色灰烬烧结成块状，在直径0.2米的范围内集中分布。石制品、烧骨、化石、烧土块、炭屑、蚌片等遗迹面内普遍分布”和“用火遗迹同层出土的还有砍砸器、刮削器、细石核、石叶和细石叶等石制品”，这些石制品和用于测年的“炭化成块状”的测年标本一样，年龄为距今8340±130年，就进入一万年以内了。 我们没有理由不继续研究下去。简单地说，山西的一些旧石器地点可能是圉于旧、新石器着眼点的不同而没有认识到某些旧石器地点中的某一部分时间已经进入新石器时代早期，就是进入一万年以内。最近我想，早于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老官台文化，就是一万年左右的陶器或陶片，究竟构成不构成一个文化？这个文化的陶器有什么特征，都很难说得清楚。就像二里头三期才有铜容器，而铜小件的出现早到仰韶晚期，但我们并没有以此将铜器作为仰韶晚期到龙山文化的固定组合一样。古代存在的偶然性和我们现代发现的偶然性，都得考虑到。 我之所以产生这样的认识，是反复学习前辈们的辛勤劳动的结果。这就是，任何考古学文化都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只要我们承认中国的考古学文化是一元为主、一统多元的文化构成，就得承认同一地区、不同年代及同一年代、不同地区的考古学文化的差异，这就是考古学文化的多样性和统一性的矛盾，谱系分析就是要解释和解决这些矛盾，通过考古学的方法表述历史，这当然不同于文献表述的历史和神话、传说表述的历史。 当然，这只是一个假设，我在这方面只写了《柿子滩与南庄头》一篇文章。欣慰的是，2014年12月17日，我与乡宁文管所的阎金铸、张红娟等调查乡宁峪口柏树沟，收获很大，石核、石片、陶片共存， 证实了我过去研究结论。激动之余，写了一首打油诗，“大海深处捞银针，沉沙底下澄赤金。乡宁峪口柏树沟，功夫不负苦心人。”要说我为什么这么激动，原因是乡宁东柴圪垯和豁都峪东岸峪口村柏树沟的过去的调查发现。东柴圪垯发现了两件经过初加工形成的石磨盘，相邻的驮腰坡村后弇遗址中采集到枣园文化的陶器残片，2008年6月22日乡宁县“首届戎子与晋文化研讨会”上，这些遗物曾经展出过；柏树沟遗址是2009年12月12日山西省临汾市第三次文物普查时，周倜、丁胜宏发现的，有燧石类打制石器1、石片3件、动物关节骨骼、骨片、红烧土块，还有夹砂和泥质红色、灰褐等陶片共出，这些陶片均无纹饰，可辨器形只有泥质红陶敛口钵和夹砂褐色罐。柏树沟地层中的陶片结构不太紧密，是捏塑修整成形的，陶器烧成温度要低一些，特别是夹砂罐颈部没有枣园遗址中习见的数周轮制而形成的宽而浅的凹弦纹，明显是“枣园文化”早期以前的，也显示出更早的特征来。这两处遗址引起我高度关注，也曾多次汇报过和写给调查、试掘课题申请，但是直到2014年12月17日我参加陶寺文化分布范围调查时，才捎带做了这么一点工作。尽管如此，这也是我们山西寻找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过程中发现的唯一的一处。而东柴圪垯和驮腰坡村早被破坏掉了。
考古汇：枣园文化是目前山西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您是该文化的发现者之一，请问该文化的发现和研究状况如何？ 田建文：1991年发现枣园文化，1999年对枣园遗址进行了发掘，《翼城枣园》考古报告已经出来十多年了。
枣园文化一经确认，我与本所的同事一起，陆续复查了曲沃新村、里村西沟、绛县周家庄，试掘了侯马褚村、襄汾南小张，同事宋建中、薛新明等新发现了闻喜坡底，发掘了阳城大宁、垣曲宁家坡、芮城寺里—坡头等遗址。枣园文化主要分布在山西晋南、晋西南两个地区，目前发表的和没有发表的遗址共有三十多处，在隔黄河的河南新安荒坡，渑池班村、任村、三门峡南交口等地，也发现这一遗存。而陕西西安以东的临潼零口遗址，早在1995年就发现了枣园文化的踪影，并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2001年《垣曲古城东关》、2004年《临潼零口村》、2009年《三门峡南交口》相继出版，加上《翼城枣园》，这四部大型考古发掘报告，是现在能看到的枣园文化的专门成果。
1993年4月，山西省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在平朔举行，张忠培先生在发言中指出：“在新石器时代方面，目前已知最早者（山西），是枣园H1为代表的遗存。”目前为止，当年调查的枣园H1还是山西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围绕着枣园文化，对上一世纪五、六十年代形成的仰韶时期半坡文化和庙底沟文化的关系问题，是并存还是半坡文化发展为庙底沟文化？薛新明、杨林中和我写成的《晋南地区新石器时期考古学文化的新认识》，后来我又写了《尖底瓶的起源》，提出了新的看法。两篇文章均认为半坡文化和庙底沟文化不存在谁发展为谁的问题，而是地域相邻、互为影响的两支考古学文化。枣园文化是庙底沟文化的前身，转变为庙底沟文化的时间，与半坡文化晚期“史家村文化”阶段同时。至少可以这样认为，仰韶时期的代表性器物尖底瓶，是枣园文化的折唇壶演进而来的，泥质钵、盆和夹砂罐也一脉相传，只是盛极一时的彩陶图案，没有现成的资料可以对比，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新出现的。 接着就掀起了一阵研究枣园文化及枣园文化与庙底沟文化关系浪潮，当时还年轻的学者薛新明、杨林中、宋建忠、许志勇、阎毓民、周春茂、孙祖初、戴向明、赵春青等学者，先后发表文章，就其年代、性质和源流，展开热烈的讨论，从不同的角度来解读枣园文化，见仁见智，显示了枣园文化在学术界中的特殊地位。 近年来发表的材料多了，但研究的人却少了，这是自然规律。也许再沉淀上几年，又能旧账重提。 考古汇：您认为枣园文化与其他区域更早的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老官台文化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田建文：先把话题扯远点。苏秉琦先生1981年发表的“区系类型学说”中，将六大区系分为面向海洋的三大块，和面向欧亚大陆的三大块，具体到山西，不正是面向海洋的“以山东为重心的东方”，和面向欧亚大陆的“以关中、晋南、豫西邻境为中心的中原”之交汇处吗？张忠培先生1987年划分出“泰（山）沂（水）文化区”与“华（山）渭（水）文化区”，山西不正是这两个文化区的割据前沿吗？这是由山西的地理环境“表里山河”所决定的，连晋文公晋国大臣狐偃都知道，而且就是他说的（《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32年），我们不能只说不研究。如何研究？ 既然山西发现了距今8000年的柿子滩遗址群第9地点第3层，又发现了距今7000年以内的枣园文化，就只能拿这两批材料说事。枣园有鼎，东关有鼎，晋中太谷上土河有鼎，来自太行山东边的后岗一期文化有鼎，还有壶、瓶、钵等，可以参考张忠培和乔梁二先生的《后岗一期文化研究》，这里面还牵扯到河北易县北福地和山东藤县北辛等遗址和文化的知识积累。枣园文化极有可能是后岗一期文化早期向西推进到晋南、晋西南的遗存，到达晋南、晋西南后，是不是就停止了？零口、宝鸡北首岭都有鼎，说明来自泰（山）沂（水）文化区的后岗一期文化势头之迅猛，一直到西安以东，零口就是例证，西安以东以前是华（山）渭（水）文化区的老官台文化，这是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两个文化区之间的第一次碰撞，导致了陕（东）晋（南）豫（西）地区西阴文化的生成，这西阴文化跟庙底沟文化不仅仅是名称的不同，还有产生途径的不同。 但，枣园文化是后岗一期文化早期的看法，薛新明就不同意。还有，我之所以这么说，不是取消枣园文化的命名，而是使枣园文化纳入到中国黄河流域文化中来的大问题，当然不能取消了。 考古汇：在以陕西关中为中心的半坡文化时期，山西的文化面貌是怎样的？您能谈一下枣园文化与半坡文化的关系吗？ 翼城北橄遗址出土宽沿盆、直口钵 田建文：紧接着枣园文化的是翼城北橄一期、二期文化，北橄报告结语部分，薛新明和宋建忠合作的论文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半坡文化在山西只是部分时间内占领的南部靠黄河的一些地点。所以，在半坡文化时期，山西大部分地区应该是枣园文化及其后裔们。 考古汇：山西是仰韶中期的庙底沟文化的重要分布区域，也发现了该文化较早阶段的遗存，您认为庙底沟文化的起源与壮大与山西的关系如何？ 田建文：叫西阴文化也好，叫庙底沟文化也好，来自泰（山）沂（水）文化区的后岗一期文化，和来自华（山）渭（水）文化区的半坡文化继续碰撞，产生了勃勃生机的西阴文化。北橄一期、二期文化，就是后岗一期文化向西推进的遗存，山西是碰撞点，火花洒落了晋南和晋西南，也洒落到了渭河下流，导致这里的半坡文化开始向西阴文化转化，周邻地区甘肃陇西、陕西汉中转化得就要晚一些。 考古汇：山西南部地区是中原文化的核心区域之一，仰韶晚期这里的文化出现衰落的现象，后来，又兴起一个比较发达的庙底沟二期文化，近年来发掘的清凉寺墓地据说部分遗存就属于庙底沟二期文化晚期，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田建文：山西仰韶晚期出没出现文化衰落现象，还不好说，我们一直没有好好做仰韶晚期的考古工作，吉县沟堡遗址出土的陶人面形器，前几年在汾西独堆遗址调查也发现了，西安杨官寨也有，就很能说明问题。清凉寺早没早到庙底沟二期？也不好说。清凉寺墓葬中出土的陶瓶，同样的器形见于陶寺M3015，包括我在内过去都把陶寺M3015当做庙底沟二期，张忠培先生经过详细对比了晋中的材料，认为陶寺M3015之时，晋中已经出现双鋬鬲了，而且不是最早的宽弧裆双鋬鬲，而是宽平裆双鋬鬲时期，能说清凉寺墓地部分遗存属于庙底沟二期文化晚期吗？ 考古汇：陶寺文化是山西史前时期最发达的文化，您认为该文化的兴起、发展和发达的机制有什么特点，该文化晚期以后突然衰落了，您是如何理解这种现象的？
田建文：只有分清楚陶寺文化是什么？或什么是陶寺文化？才能看出山西史前时期最发达的文化是什么。因为陶寺遗址存在了一千多年，现在所称的陶寺文化是不是铁板一块，还很难说。至于说陶寺晚期“突然衰落”了，这也许跟夏王朝的兴起有关。 考古汇：在石峁遗址发现以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陶寺的兴起、发达及衰落过程和石峁代表的文化有关，而且在内蒙古的一些地方也发现了与陶寺遗存类似的文化因素，更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在吕梁山北部的碧村的重要发现，这些都为陶寺及相关的课题研究提出新的线索，您是怎么看待这些现象和问题的呢？
田建文：陶寺的兴起、发达及衰落过程和石峁代表的文化有关，那只是表面现象，无非就是这两个地方，还有内蒙古都出肥足鬲和大量的玉器，陶鬲的确是一种标志性的陶器，玉器近几年一直是热点，都要进行详细研究。吕梁山北部的碧村的也有同一时期的考古发现，这些当然为陶寺及相关的课题研究提出新的线索，我还是那句老话，先把各自遗址的排队搞好，然后再去比较，急于求成就会一事无成。 考古汇：在山西南部地区发现的清凉寺遗址、陶寺遗址、周家庄遗址是山西目前发现的三个重要史前遗址，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几个重要的支撑点，对于探索文明起源、国家起源等问题意义重大。那么，您是如何认识这三个遗址在文明起源中的地位和价值的？
田建文：这三个遗址，对于探索文明起源、国家起源等问题的意义，自不待言。我看还是先整理和发表报告，再进行通盘研究。因为这三个遗址都是大遗址，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每个遗址都有每个遗址的闪光点，每个遗址的闪光点并非同时，现在是要搞清楚每个遗址的闪光点的时间，地位和价值自然就体现出来了。 考古汇：山西新石器时代考古的发现和研究在地域上很不平衡，您觉得未来山西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在哪些方面应该加强？比如重点在哪些区域？用什么方式开展工作？ 田建文：山西新石器时代考古的发现和研究在地域上很不平衡，这只是个表面现象，以后也会长期存在的，任何时代的考古工作都要受到当时社会环境的制约，只有在制约下设置研究课题，哪有一、二、三齐步走的事？我看首先要把现有的、已经发掘过的遗址，系统整理、写出合格的考古报告来，然后再进行这些遗址间的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从中找到其内在的规律性的“东西”来，才是我们工作的初步目标。前面说过，山西处于黄河流域两个文化区的交界地带，“表里山河”就是自己的文化特征，在山西的文化史方面深深地烙下了“表里山河”的烙印，我们应该寻找、研究、宣传它。哪个区域不是山西的重点？只要我们好好地调查、发掘、研究，那个区域都是山西的重点，只是重点的不同罢了。 （版权所有：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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