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刊】河东文明孕育三晋之光

西岭gaqkwk50ed 2017-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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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人工制品痕迹最早可追溯至180万年前，地点位于山西的西侯度遗址。有感于人类活动的时间记忆，人类所创造的文明历史同样离不开河东山右。

黄河与它的支流汾河，以及更多的水系，连同黄土高原东缘太行、吕梁、太岳等山脉自然分割的地域，在造就山西独特的文化格局与族群传统上发挥了根本性的作用。

被考古资料所证实的文献记载的信史，早不过商代。而在早于商代的3000年里在山西已经陆续发现了彩陶、高等级墓葬、礼制性玉器和龙纹图腾。根据出土遗存的年代早晚和文化面貌推演，文明之花早已在河东大地盛开，直到文字、城邦、军事领地，甚至政权组织（后世所谓“国”）产生之后，历史仿佛才真正进入人们的视野。

西阴遗址出土彩陶盆、清凉寺墓地出土玉器、陶寺遗址出土龙纹盆

公元前2千纪前后，文明进程速度加快，第一个华夏广域王权国家——“夏”出现了。只有文献材料对“夏”做过记载，有关夏族人活动的区域、都城位置，都还未被确认。考古学家在探索夏文化的过程中，在豫西、晋南找到了介于龙山文化时期（新石器时代晚期）与商代之间的遗存，其中，位于河南偃师市的二里头遗址，具备完整的独立的文化系统，同时在这里还发现了大型的宫殿基址、青铜礼器群、铸造作坊。考古学界将以该遗址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命名为“二里头文化”，同时在山西西南地区也发现了包含同期同类遗存的遗址——“东下冯遗址”，但又有一定的地方差异，被命名为“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有研究者将 “二里头文化”与“夏”对应，是否正确，目前仍是待解之谜。饶有意味的是，《左传》等文献记载的夏墟、大夏即在黄河、汾河之间，晋南素有“夏墟”之称，而东下冯类型遗址分布于晋南，大致在汾、浍、涑水流域，与“夏墟”的地望相符。

二里头2号宫殿基址复原图、铜牌饰

东下冯遗址出土圆形房址

公元前17世纪，商王朝建立前后，商文化的辐射力已经波及山西，尤其在山西中南部地区出现了许多小国。考古学家曾在晋西南地区发现商代早期的两座城址，它们应该都是拱卫王室的军事重镇。到了商代晚期，商文化势力范围退缩至山西东部的太行山。同期的遗存，目前还在吕梁山一线、灵石旌介等地发现，它们代表了与商文化不同的地方性考古学文化，应是文献、甲骨文或青铜器铭文中所记的土方、鬼方、丙方等方国。

柳林高红遗址、石楼铜器群龙形觥，灵石旌介墓地、旌介墓地青铜鼎

山西的中北部地区，在战国之前，始终伴随着族群的迁徙，由于地域限制，无法形成一定规模的文化核心区，但也参与了周族等族群的起源。

商时期，晋南有一个叫“唐”的小方国。传说唐国是帝尧后裔的一支，在远古时称陶唐氏，可能是一个善于烧造陶器的部族，故以陶为名。“陶”，古读为“尧”，于

是后世遂把作为族名的陶唐氏人格化为传说中的帝尧，或连称为“帝尧陶唐氏”。西周初年称“唐”的国族不止一个，在太原一带即有“北唐戎”，可能是陶唐氏宗族的一个支裔，保持着游牧生活。文献记载，古唐国位于夏墟，西周初立，唐国参与了商遗民的叛乱，为了安邦定国，周成王派周公举兵灭唐，在周成王“封建亲戚、大蕃屏周”的过程中，古唐国也被分封给了周成王的弟弟——叔虞，因就国于唐，他也被叫做“唐叔虞”。第二任继位者——叔虞的儿子燮父将国号由“唐”改为“晋”，从此开启了从“汾河之东方百里”的小国到中原霸主的发展历程。

上世纪90年代，在晋南侯马市曲沃县发现的“晋侯墓地”震惊全国，这座墓地埋葬了从晋国开国君主“燮父”到晋文侯共计9位国君。该墓地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青铜重器（其中带有晋侯名字的铭文）、玉器、陶器、金器、车马坑等，连续两年被评选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还被评为“20世纪中国百大考古新发现”。它的发现，直接证实了晋国的始封地在晋南翼城、曲沃一带。

晋侯墓地平面分布图、晋侯墓地1号车马坑

晋国建立以后，到春秋之际，随着经济的雄起，陆续灭亡兼并周边小国，势力不断增强，所辖地域不断扩大，极盛时期，领有今山西中南部、河北、河南、陕西的一部分地区。韩、赵、魏三家分晋后，范围更有扩张。

考古学界将从“晋国始封”到“三家分晋”时间范围之内，晋国以及韩、赵、魏等晋国支系所界的区域考古学文化称为“晋文化”。经过50多年的考古工作和研究，“晋文化”取得了许多重大成果，面貌逐步清晰：陆续发现了 “新田”遗址（晋国晚期都城）、“晋阳古城”遗址（赵国早期都城）等都城遗址；“晋侯墓地”（晋国早期国君墓地）、“柳泉墓地”（晋国晚期国君墓地）等大型墓葬；杨国、曲沃、倗国、霸国等与晋国密切联系的小国遗址及墓葬。这些遗址出土了大量反映周代规制、晋国社会生活、生产技艺、文化交流的遗存。为探索晋国历史、晋文化的整体面貌，以及晋文化的意义价值提供了重要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