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晋国之脉 晋文 诞生在古河东大地的晋国，始终赓续中华先祖尧舜禹的英雄血脉，走过波澜壮阔的640 余年历史进程，创造了称霸中原150 余年的辉煌功业，对推进西周、春秋战国乃至整个华夏文明进程，发挥了主导和引领作用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位于黄河中游的山西，是早期人类活动的理想栖居地，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诞生在古河东的晋国，历时640 年之久，称霸150 余年，是山西历史上的辉煌时期和华彩篇章，对中华文明的发展演进产生过深远影响。 纷争千年晋国的封地之谜 文献记载，在山西这块土地上很早就有一个古唐国，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唐尧时代，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武王克商，周朝建立，为了加强王室统治，镇抚原有邦国，大力推行封邦建国制度，把同姓王族、异姓功臣和先代贵族陆续封往各地，形成了以王畿为中心，众多诸侯拱卫的局面。但仅仅过了两年，周武王驾崩，年幼的周成王即位，由周公摄政辅佐。成王初年，唐国参与叛乱，周公率军讨伐，灭唐后不久，周成王即把其弟叔虞分封于此。唐叔虞之后，其子燮父即位，又把都城迁到了“晋”这个地方，改国号为晋，晋国长达600 余年的历史序幕也从此拉开。 晋国始封地成为千年之争 然而，当年叔虞所封的唐国所在地在哪里？燮父所迁的晋地又在何处？ 实际上，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主要聚焦在三个方面：一是太原与晋南之争；二是晋南何地之争；三是为何称晋之争。 在我国历史文献中，有关先秦的文字记录不多，西周初年的就更少。目前，我们可以见到的战国时期的《左传》中说，唐在“夏墟”和“大夏”之地。这些年在山西南部的临汾、翼城、襄汾、绛县、新绛、曲沃、侯马等地都相继发现了夏时期文化遗存，从考古实证来看，“夏墟”和“大夏”应在这个范围。西汉司马迁的《史记》虽嫌稍晚，却是公认的系统而可信的史料。太史公在其《史记·晋世家》中也有记载“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河即黄河，汾即汾河。问题在于，晋南地域广阔，“河、汾之东”过于宽泛，作为唐国和晋国之都的所在地究竟在哪里，在前引的诸说中都没有明确指出其具体位置，故而又有了平阳、安邑、霍州、乡宁、翼城等几种不同的看法。至于燮父改国号为“晋”的确切原因，太史公并未提及，先秦史料中也没有相关记载。如此这般，就给后来的争议留下了很大的余地。 太原之说以班固始。此后历代虽均有支持太原说者，但一直存有歧义。翼城说时代较晚，其中有明末清初顾炎武经过实地考察研究后，提出了“晋之始见春秋，其都在翼”。于是，历史上形成的以“太原说”和“晋南说”两种主要观点，被作为一大公案，让后代学者聚讼纷纭，争持不下。 对历史问题的研究解决需要两个支撑，一个是史料记载，另一个则是考古发掘。虽然研究问题需要用逻辑推理的方法去解释经典，但只有建立在确凿的文献文物证据之上，才能令人信服。 那么，我们再从考古学方面的文物证据入手，来寻觅唐、晋所在地的历史本来面目。 晋侯墓地提供了破题的钥匙
曲沃晋国遗址 早在1962 年，山西省考古工作者在曲沃和翼城交界处发现了一个西周时期人类居住生活的曲村——天马遗址，面积达10 余平方公里。从1979 年开始，在著名考古学家邹衡教授带领下，为寻找晋国古都，北京大学和山西省文管会共同对曲村——天马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了大量人类生产、生活的遗迹遗物，也发现了一处普通贵族和平民的墓地。值得注意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曲村北墓地曾经发现过一件带有铭文“晋”字的青铜盉，这个“晋”字预示着此遗址可能与晋国有关，但缺乏证据链并不能说明问题。 重大转折发生在1992 年春，考古工作者在曲沃县北赵村发现了一处带有长墓道的多座墓葬组成的西周墓地。这个发现一时轰动了考古界和史学界，因为在周代凡是带有墓道的墓葬都是高等级贵族的墓葬。那么这里会是谁的墓葬呢？ 经过多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这里揭露了大面积的文化遗存，其中最重要的发现是晋国贵族的“公墓”，即名满天下的“晋侯墓地”，共发现了9组19座大墓，所有墓葬都为南北方向，在每组墓葬的东面还陪葬有一座长方形的车马坑。墓中出土文物上万件，令世人瞩目的是，随葬的青铜器上发现了晋侯、晋厉侯、晋侯僰马、晋侯喜父、晋侯对、晋侯斯、晋侯苏、晋侯邦父等多位晋侯的名字，以及晋侯夫人晋姜、杨姞及晋叔家父、叔钊父和其他人的名字，这即无可辩驳地说明，它是西周晋国早期最高等级贵族——晋侯及其贵族的大型墓地。 值得注意的是，今天我们在山西博物院看到的那件精美至极的镇馆之宝——鸟尊，便出自该墓地最早的一座墓葬即晋侯燮父之墓。鸟尊以及同墓出土的方鼎等一批青铜器铭文，明确唐叔虞的儿子燮父是第一代晋侯，从而为晋国始封地提供了铁证：600 多年前的晋国就是在这里诞生的。 晋国诞生的自然文化环境 晋侯墓地考古发掘，终于解开了晋国始封地的历史谜团。然而，晋国为什么会在此时此地产生呢？这不得不从其地理环境和文化根脉说起。 自然地理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人类进行文化创造的载体。在中国古时候，无论君臣到百姓都非常重视自然地理环境的选择，晋国也不例外。 自古以来，晋南（史称河东）地缘适中，山水相连，四季分明，气候湿润，土地肥沃，是理想的粟作农业生产发展区域，相传曾是周朝始祖后稷播种百谷之地。晋国正是诞生在这样一个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里。 晋南地区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这里星罗棋布的旧石器时代人类活动遗迹，说明先民在这里度过了漫长的拓荒时代，为农耕文明的出现和发展准备了必要条件。其后，唐尧部族的定居创立了早期农耕文化聚落，结晶了中华文化体系的初始凝聚点。古史记载“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说的就是中华民族最早的英雄们在汾河下游创业建都的历史。襄汾陶寺遗址的发现表明，大致在距今4300 年前后，山西南部已经成为当时诸多邦国的中心，放射出了华夏文明时代到来的灿烂光芒。也可以说，我国史书最早出现的“中国”，指的就是上古尧舜时代的山西南部。而叔虞被封的“唐”，则是商的属国之一，亦即传说中帝尧后裔的一支，在河东大地传承着先祖的巍巍大业。 综上所述，正是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博大深邃的历史文化积淀，为晋国的孕育、诞生、发展以至登上辉煌峰巅，提供了大器天成的条件准备。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