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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年所遇，温暖你我 三国时期的钱都是啥样的 蜀先铸“蜀五铢” （点击图片可预览对应古钱图哟~） 贵重的金人钱，直接导致了物价的急剧上升，加之大量小钱在使用中破损散失，战乱频繁，粮食奇缺，社会经济面临全面崩溃，袁绍的军队以蚌蛤充饥，靠桑椹度日。相比之下，曹魏政权由于采取了屯田政策，解决了衣食之忧，但也不得不废五铢而不用，以保护其市场不受传统币制的影响。
有记载说，曹魏百姓耕有其田，穿有其衣，丰衣足食。曹魏人废钱不用，汉五铢钱成了大人小孩的玩物，抛着扔着，一文不值。市场顿时回到了原始状态，改货币交易为谷帛交易，以物易物，其乐融融。 专家分析，当时的曹魏市场形态，一方面反映了其商业经济的蓬勃发展，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货币不足的困惑，只得以谷帛等实物货币补充钱币的不足。公元209年，曹操改革了董卓所铸的劣质恶钱，恢复使用汉代的五铢钱，称之魏五铢。三国时期，魏五铢是重要的流通货币。
（魏五铢） 与曹魏对峙的蜀汉及东吴均由于经济力量弱小，币制不如曹魏稳定，相继采取了大钱政策。公元214年，刘备攻取巴蜀，深感军用不足财政困难，遂采用西曹掾刘巴的献策，以“军用不足，备甚忧之”为借口发行了“直百钱”平诸物价，将钱币的面值一下子提高到一百。 在益州犍为郡铸造面文“直百五铢” 而直百五铢钱在北方和南方根本不接受而行不通，只能在四川一带流通。从各地发现的蜀汉时期墓葬来看，窖藏所出土的直百五铢钱，其分布区域包括川北、昭化、成都附近，以及川东忠县、川南威远县等地。这是当时直百五铢的主要流通区域。此外，蜀汉还铸有“直百五金”铁钱，但存世极少。 就蜀汉货币而言，还有一种有争议的货币，名曰“太平百钱” 直到出土太平百钱铜铸母范，问题才逐渐明朗，认定太平百钱是蜀汉人所铸。有两条理由，其一，母范上有一枚隶书，五枚为篆隶合书。篆隶合书出现在同一枚钱上，惟有刘备直百五铢才有。其二，太平百钱背面也有带阴文的，这又与直百五铢相一致。据记载，太平百钱是我国钱币史上最早出现“钱”字的货币。 钱币面值越铸越大，百姓生活却越榨越穷。大钱发行后，物价上涨，人心惶惶。三个月后，东吴当局惧于民间压力，不得不在下令停止铸造大钱。然而，直到公元246年，才下令回收大泉二千和大泉五千，总算平息了长达六年的“大钱风波”，昙花一现的高面值大钱由此退出了流通领域。 大泉二千及大泉五千钱存世稀少，如大泉五千世仅二枚，大泉二千因大量流至国外，故国内反较少见，大泉五百和大泉当千钱铸量较多，但特大型大泉当千亦罕见，应属赤乌元年时的铸品。1992年秋，我曾在襄阳汉江古渡口得到一枚大泉当千钱。钱质为紫铜，薄型，旋读，钱文俊秀有力。这枚钱我是亲眼看到民工从江底掏砂石时得到的，拿到手时，钱币还是湿的。 孙权铸大泉五百、当千、二千及五千四种大钱，币值分别相当于汉代五铢钱的五百、一千、二千、五千，但其实际购买力远不能与汉代500枚五铢相比，所以称之为虚钱，即徒有虚名也。这表明当时物价较汉代大为提高，通货膨胀已相当严重，与王莽时的货币同等面额的大泉五十
有趣的是王莽、孙权都曾铸有大泉五十，不但钱文相同，而且制作也相似，不易区别。细辨可知，孙权的大泉五十比王莽的大泉五十略大一轮，穿孔也大。前者比后者厚重，文字也较粗犷。 由于时代久远，史籍记载的疏略， 三国钱币有些争议迄今尚未得到钱币界的统一。特别是臭名远扬的高面值钱币名声不好，无论平民百姓或是当朝财主都不会留下作“纪念”，传世极少。对于三国某些钱币的有无，属于何国铸造等问题，也存在不同看法。 譬如，“大泉二千”特别是“大泉五千”就曾有人疑其子虚乌有。近年来，随着它们的出土而得到证实。传统看法认为，大泉五十 也有钱学家认为，孙吴除沿用外，也曾铸造过大泉五十。即便是已有定论的“太平百钱”，目前又有新说。刘建国、高岚先生在《三国吴钱初探》一文认为，此钱首字实则为“大”字。大者，大泉也；平者，源出于“一刀平五千”的平字，意同“直”，同“当”如是，则大平百钱应是大泉（钱）平（当）一百的意思。这也算是一家之言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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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年，政治腐败黑暗，军阀割据一方，魏蜀吴三国呈鼎立之势。与之相应的是，三国币制亦呈分裂状态，各行其是，五花八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