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剧生态：三十出头，一事无成；笔耕不辍，颗粒无收 | 走近青年影视人

四味毒叔 2020-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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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

今年开春，四味毒叔做了一个用户调查，参与调查的用户有百分之70是影视行业从业者，其中百分之三十是20岁到30岁的青年影视人，在填写“希望看到怎样的节目”时，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人选择了“青年影视人的生活环境及创作困境”这一选项。其中青年影视人和资深从业者的比例几乎是1:1。这个数据无疑是让我们兴奋的，年轻人有话要说，而也有人想要听他们说。在不影响节目正常播出的情况下，我们开始了长达两个月的筹备与策划。这对于一个日播节目来说是巨大的压力。在挑灯夜战，疲惫不堪的时刻，始终有一个声音支撑着我们“让更多的人，听到他们的声音”。

这是四味毒叔两周年特别节目《走近青年影视人》的第二个篇章，编剧篇。和其他篇章一样，一共三位嘉宾，两位大家并不熟悉的青年编剧张传渝、康春雷，一位特邀嘉宾，《小儿难养》的编剧陈琼琼。

这是所有篇章中平均年龄最高的一组，三位嘉宾年纪相仿，本没有什么青年不青年之分，只是似乎编剧总是晚熟的，生命已到了而立之年，事业的成熟期却还要等到下一个夏天，“青年编剧”这个词带着一些青梅的苦涩。

陈琼琼是三位嘉宾里唯一一位女性编剧，这个行业和很多行业一样对于性别存在刻板印象，比如长得不错的女编剧就一定会被称为“美女编剧”，陈琼琼并不太喜欢这个称呼。夸赞的背后实则暗示了对女性编剧专业能力的怀疑，随之而来是对女性编剧和她男性搭档关系的揣测，发展下去就是妄下断论：所有的女性编剧逻辑不行，擅长写细腻的感情戏。于是与生俱来的性别成为了一种人为的困境，而专业成为了“美女”的形容词。这种刻板印象对于男性编剧也一样存在。性别，不应该成为一名编剧的标签。

陈琼琼与另外两名编剧年纪相仿，但属于她的盛夏已经来临。我不认为编剧行业是一个幸运大于努力的行业，她的家庭给了她抒写故事的种子，十几岁写了第一个电视电影的剧本，大二自学了大学所有的课程，大学四年每天泡在图书馆里。如果一定要与幸运扯上什么联系，那就是这颗种子被更早地种下了。但她依然有她的困境，北京电影学院教会了她很多专业技能，唯有一件事是她不擅长的——讨价还价。这个本领只有在与资方的谈判数十回合才能找到法门。所以陈琼琼也建议，所有的编剧相关的专业也许可以再增加一门课程——甲方乙方。

大约是一年前，我得知张传渝身体出了一些问题，可能恶化。我当时以为他肯定要离开北京了，有些意外又似乎是预料之中的，他选择了留下来。我所知的“青梅编剧”们的生活状态并不好，有工作时没日没夜，没工作时朝不保夕，为生活殚精竭虑。但纵有一万个离开北京的理由，只要找到一个留下来的理由，张传渝就会留下。这是所有张传渝们的选择。

采访结束后，张传渝对我说，在很久以前，他亲历过一个人的自杀，那之后他便决定要写这样的故事：“我希望有一天有人能跟我说，没看你的电影前我想死，看完你的电影我想活。”

大概是这些与他拿到诊断证明的时刻相触碰，产生了他拿着那张纸的第一个念头“我还有那么多想些的故事没有写，还有那么多好看的故事没有看。”我说他矫情。可在那样的时刻，这样的矫情丝毫没有不合时宜。

张传渝没有成为艺术家的伟大愿望，但对于他来说，故事和生命却连成了最朴实的、每个人都会有的小小伟大。

这一年，张传渝的身体有好转，马上也要北电研究生毕业了，但生活一如既往，他的果子还是没有结。

康春雷是我们采访的编剧中唯一一名非科班出身的，在做编剧前从事过群众演员、保险业务员、餐厅服务员、车库保安、杂志编辑、记者、图书编辑等等五花八门的工作。2012年，世界末日的那一年，他决定要做一名编剧，于是在家自学了一年，从决定做编剧开始他就不再给自己其他工作的可能性了。转行做编剧的人并不少，但能一直做下去的不多。康春雷不认为编剧一定要科班出身，但这个“行”并不好转，专业素养这件事在这个被魔化也被梦幻过头的影视圈里格外重要、格外珍贵。

我们采访康春雷的时候，上海电影节还没开幕，他正在等待一个来自上影节创投的结果。

开始做自由编剧的这一年多让他焦虑了不少，那些无疾而终的项目让他开始怀疑自己，“三十出头，一事无成；笔耕不辍，颗粒无收”这些积在心里溢出来的自嘲透着一些慌张。入围的通知让他兴奋几天后，自我怀疑又迅速地涌上。

采访时，我问康春雷想要为行业做些什么？

我们坐在被一栋栋高楼困住的长椅上，他抬头望了望说“当我们说为这个行业做点什么的时候其实我们并不能真的做些什么，或者说你能做的太微小了，太像这片楼群都很脏，如果真的让你打扫这片楼群，很无力，它很高，有19层，可是你可以打扫一个房间，从一个很小的地方开始。”他的这段话与“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有相似之处，但反过来说更合适“天下难扫，不可为之弃一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