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元和十四年（815）深秋，衡阳城外湘江边的一条船上，44岁的前连州刺史刘禹锡从噩梦中惊醒。其时，斜月西沉，乌云密布。远远的城楼上，传来三更鼓声。清寒，恍惚。4年前，就是在此时停泊的同一码头，他曾与梦中人在另一条船上，有过一夜剧谈。剧谈次日清晨，他和梦中人拱手作别。刘禹锡舍舟登岸，水路转陆路，经郴州南下，前往他即将履新的连州。而梦中人，他将继续溯江而上，直到沟通湘江与漓江的灵渠，再顺了漓江而下，最后也将舍舟登岸，前往比连州更遥远更陌生的柳州。尽管前途迷茫，但道别时，他们仍然强打精神，互相鼓励，相信不久之后执政者定会幡然醒悟，把他们召回长安。诚如是，他们将在古老而庄严的帝都继续从前的生活——如果有可能的话，还将继续从前未竞的事业。刘禹锡梦见的人，便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至交，著名诗人、散文家和思想家柳宗元。就在刘禹锡惊疑之际，凶讯飘然而至。一骑快马，自柳州而至。刘禹锡梦中的柳宗元，已在十余天前病逝。事后，刘禹锡回忆初闻噩耗的情景，声泪俱下地写道：途次衡阳，云有柳使。谓复前约，忽承讣书。惊号大叫，如得狂病。良久问故，百哀攻中，涕洟迸落，魂魄震越。伸纸穷竟，得君遗书……刘禹锡此行，本是护送祖母遗体回老家安葬。老祖母去世时年近9旬，这在1000多年前的唐朝，是罕见的高寿，是民间所谓的喜丧。然而，哪怕活100岁去世，对亲人来说，仍然不是喜，而是悲。更何况，祖母人生的最后20多年，一直与刘禹锡生活在一起。依制，刘禹锡向上司报告后，卸去连州刺史之职，护着祖母的灵柩前往洛阳。那里，是刘禹锡的故乡。他准备把祖母安葬于洛阳城外的北邙山上。古人说过，生在苏杭，死葬北邙。然而，舟次衡阳，重孝中的刘禹锡却接到了好友柳宗元去世的消息。一时间，刘禹锡肝肠寸断，难以自禁。柳宗元的死，实在太过突然。连州与柳州之间水路加陆路，大约有1000里，但它们同在岭南，沟通还算方便。自从知道刘禹锡的祖母病重后，柳宗元三次写信并派人前去探望。然而命运难料，殷勤问病并劝刘禹锡宽心的柳宗元，他反倒突然去世了。与90高寿的祖母相比，柳宗元只有区区47岁，连祖母的一半都不到。刘禹锡梦见柳宗元之前半个月，柳宗元进入了生命的最后时光。出任柳州刺史4年有奇的柳宗元缠绵病榻已久。由于不习惯南方的暑热潮湿，柳宗元向来多病。不过，这一次，他自知不起。年前，他患上了厉害的疟疾。彼时，这几乎就是一种不能治愈的绝症。他的部下请了巫师到刺史府驱邪捉鬼。一度，柳宗元的疟疾似乎神奇地好转了。但手下人还来不及高兴，他们更加担忧地发现：短短半个月，柳宗元似乎已是生命的强弩之末。其时，柳宗元有两女一儿。老大，女儿，不到10岁；老二，另一个女儿，7岁；老三，长子，名叫周六，只有4岁。24岁时，柳宗元娶弘农杨氏为妻。自从杨氏难产死后，柳宗元没有再娶。当然，他身边不可能没有女人。这些女人，因门不当户不对，都没能成为他正式的妻子，甚至连妾的名份也没有，仅仅保持同居关系。柳宗元去世后，韩愈在为他写的墓志铭中交待说：“子男二人，长曰周六，始四岁；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也就是说，当柳宗元缠绵病榻时，他的一个同居女友正挺着大肚子，并在他去世后，为他生下遗腹子柳周七。弥留之际，柳宗元开始写他一生中最后的也是最沉重的文字：他给刘禹锡写信，把后事托付给这位相交一生的挚友。半个月后，泊舟衡阳的刘禹锡收到了柳宗元的信。信中，他一方面为不能如约与刘禹锡相会于长安感到遗憾；另一方面，他委托刘禹锡代他编定文集，以及为他抚养遗孤。刘禹锡捧信大哭。然而，大哭之后，刘禹锡只能继续前行，顺着北上的湘江把老祖母的遗体送回故乡。途中，刘禹锡铺纸研墨，给他和柳宗元共同的几位知交写信：韩愈、韩泰、韩晔、李程……此时，这些青年时订交同游的朋友，大多如同刘禹锡和柳宗元一样，被朝廷外放到边州远府，充任无足轻重的地方官。也就在北行的客船上，刘禹锡写下了他第一首纪念柳宗元的悼亡诗：就像李白和杜甫合称李杜，元稹和白居易合称元白，李商隐和杜牧合称小李杜一样，文学史上把刘禹锡和柳宗元合称刘柳。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刘柳的友情显然超过了李杜、小李杜甚至元白。他们不仅是文学上齐名的双子星座，也是现实生活中肝胆相照的至交。刘禹锡生于772年，柳宗元小他一岁。793年，21岁的刘禹锡和20岁的柳宗元同榜中进士，这应该是他们毕生友谊的开端。两人在地方上任职一段时间后，分别于802年和803年调回京师长安，均在御史台任职。——同在御史台任职的，还有著名诗人、散文家和思想家韩愈。三颗璀璨的巨星居然在同一机构任职且过从甚密，这在文学史上并不多见。刘禹锡和柳宗元的命运因为中唐时期的著名改革——永贞革新——而拴在了一起。国祚近300年的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大一统王朝，爆发于王朝立国一个半世纪后的安史之乱，不仅是王朝的转折点，也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用《剑桥中国隋唐史》的话说，这场为期8年的巨大动乱，“把一个集权、富饶、稳定和辽阔的帝国搞成斗争不休、不安全和分裂的国家。”安史之乱后，唐朝横生两大毒瘤，不仅导致了帝国日益衰弱，也导致了帝国最终灭亡。这两大毒瘤就是宦官专权和藩镇割剧。中晚唐100余年间，尽管历代李唐皇帝都想有所作为，但毒瘤未能拿掉，反而使气若干云的李唐皇帝或惨遭横死，或抑郁终生，或中途倒台。永贞革新就是一次由皇帝倡导的改革。它的源头，要追溯到此前的唐德宗时期。大历十四年（779）五月，唐代宗去世，其子李适即位，是为唐德宗，改次年为建中元年。建中元年的刘禹锡和柳宗元，一个9岁，一个8岁，还是不通人事的小孩子。唐德宗登上皇位时已37岁，是一个心智成熟，对帝国了若指掌的中年人。《旧唐书》说他：“励精治道，思政若渴，视民如伤。”——他是一个既有施政能力也有远大政治理想的人，他的理想就是把帝国这艘方舟从衰弱而危险的水面，重新驶到贞观和开元那样的强盛而安全的海域。为了实现这一理想，唐德宗上任伊始，着手改革：首先，罢免地方贡物和减少宫廷服务人员，以此减轻地方政府和民众负担。他先后免除诸州府、新罗、渤海以往每岁必贡的用于田猎的鹰、鹞；山南的枇杷、江南的柑橘，除了供给宗庙用于祭祀外，“余贡皆停”；剑南的春酒每年原贡10斛，也“罢之”。此后，他又下诏，令各地政府及各藩属国“不得贡珍禽异兽”。为表决心，还把文单国（今缅甸）所贡的32头大象，从宫苑赶出，放生荆山之阳。更重要的是，唐德宗听从杨炎建议，自即位第二年起实行两税法。两税法的核心，就是国家根据民众贫富差别，征收相应的财产税和土地税。由于这种征税形式，在一年里分成夏税和秋税完成，是故称为两税法。两税法的实施，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土地较少的普通农民的负担。是故，《新唐书》称赞它“赋不加敛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吏不诫而奸无所取，轻重之权始归朝廷矣。”但是，两税法也另有弊端：由于两税法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入，量出以制入。”这一前提就给了那些俨然土皇帝的节度使们超额征收，擅自增加人民负担的借口。两税法实施后的公元742年，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就擅自超征20%。此后，其他节度使群起效尤。唐德宗明白，财税也好，贡物也罢，都只是帝国的疥癣之疾，威胁最大的心腹大患还是已成燎原之势的藩镇割据。唐德宗的削藩之路从拒绝已成惯例的节度使父死子继迈出第一步。唐建中二年（781）正月，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去世，其子李惟岳秘不发丧，盗用李宝臣名义上书朝廷，请求由李惟岳世袭。唐德宗竣绝。于是，安史之乱后大帝唐国又一场旷日持久的内战就此拉开帷幕。一方是绝不让步的唐德宗，一方是多年坐大的四大藩镇。由于中央软弱，四节度使叛乱时，唐德宗能调动的部队少得可怜。迫不得已，只好借助效忠朝廷的另一些节度使去征讨叛乱的节度使。孰料，原本倚仗平叛的军队，转眼间也裂变为叛军。唐德宗派宦官去安抚，叛军的回应是将宦官射死。当叛军一路鼓噪，直接冲击皇宫时，唐德宗不得不仓皇出逃，暂居奉天（今陕西乾县）。严峻形势下，唐德宗意识到削藩之路已走入死胡同，他只好向藩镇示弱，以姑息的方式换和平。784年正月，唐德宗改元兴元，下诏罪已，承认错误都在自己。也就是说，唐德宗志在解决藩镇的改革，在付出了数十万军人战死，国家财政为之崩溃的惨痛代价后，问题不仅没解决，反而更加严重――从那以后，藩镇父死子继或是私相授受就成为朝廷无权亦无法过问的藩镇自家内政。唐德宗把烂摊子交给了他的继承者，即他的长子李诵。这是公元805年的事。这一年，刘禹锡34，柳宗元33，均以诗文名满天下。尤其重要的是，二人都在御史台任职。御史品级不高，却“分察百僚，巡按郡县，纠视刑狱，隶整朝仪”，深得士庶景仰。更何况，刘、柳都是怀抱利器，身怀匡扶天下大志的俊杰之士。唐顺宗生于唐肃宗上元二年（761），也就是大诗人王维去世那年。登上帝位前，他做了25年太子。唐德宗被乱兵所逼逃离长安，唐顺宗担纲断后掩护。坚守奉天孤城，他身先士卒，乘城拒战，亲自为受伤士兵包扎伤口。《旧唐书》说他：“宽仁有断，礼重师傅。”唐顺宗还是储君时，身边有两位可以信任的师傅，后来永贞革新的班底，正是以这两位师傅为核心搭建。两位师傅都姓王，一个是王伓，一个是王叔文。永贞革新又称“二王八司马事件”，这二王，就是王伓和王叔文。至于八司马，那是包括刘禹锡、柳宗元在内的8个革新派灵魂人物。革新失败后，他们被贬谪为边远地区司马，是故称八司马。考察二王八司马，他们大多出身于官宦家庭，变法前，多在监察部门和组织部门任中下层职务。此外，他们大多有过在首长身边工作的经历――套用今天的话说，这是一群由秘书出身的人意气相投组成的一个政治同盟。这样的出身决定了他们富于理想和激情，才气纵横，文辞典雅，但缺乏政治的历炼与经验，往往以为凭着大领导――即他们所拥护的太子李诵，后来的唐顺宗――的一纸诏书，改革就能水到渠成。但事实上，任何一个时代的政治，都比这群秘书所想象的更复杂更难以驾御。要等到多年以后，刘禹锡和柳宗元在政治上受尽挫折才明白，仅有满腔热血与理想远远不够，残酷的现实常常让理想成为灾难。在唐顺宗认可下，永贞革新如同黑夜里划亮的一根火柴，短暂地照亮了中唐沉寂的夜空。对唐朝来说，永贞革新是一次至关重要的改革，或者说是历史给予这个王朝的最后机会。改革成功，大唐还有可能中兴；改革失败，它只能被自身造就的黑洞吞噬。刘禹锡和柳宗元都得到了提拔：刘禹锡为屯田员外郎――相当于建设部的司局长；柳宗元为礼部员外郎――相当于文化部的副司局长。职务虽不高，但因参与变法，接近中枢，实权很大。二王八司马共10个人，如果把这10个人视为永贞革新的领导小组，那么小组里有4个更为核心的常委，即二王加上刘禹锡和柳宗元，“时号二王、刘、柳。”由于中风后的唐顺宗几乎不能言语，也就没法与大臣们直接交流，只得由宦忠李忠言和妃子牛昭容随侍左右。其操作方式是：王叔文坐镇翰林院，是整个帝国承上启下的关键，他对政务的处理，先告知王伓，由王伓进宫见李忠言和牛昭容，再由李、牛转告唐顺宗。唐顺宗一旦认可，由李、牛转达给王伓，王伓转达给王叔文，王叔文再会同韦执谊贯彻执行。如同唐德宗早年的改革一样，永贞革新的目标几乎相同，那就是内抑宦官，外制藩镇。但事实上，永贞革新100多天里，改革的手术刀还根本没有真正触及到这两大痼疾，只是对一些表面的东西作出了调整。然而，即便如此，宦官和藩镇已经敏锐地捕捉到了不利于他们的气息。他们先发制人了。很快，在宦官及藩镇的屡屡施压下，唐顺宗被迫同意太子监国。几天后，他又下诏禅让，由太子即位，他退居二线，称太上皇。就在距太子登基大典还有3天的805年八月六日，一道以太上皇名义下达的诏书发布了：贬王叔文为渝州司户，王伓为开州司马。一个多月后，处分刘禹锡和柳宗元等人的圣旨也下达了：柳宗元为邵州刺史，刘禹锡为连州刺史，韩泰为抚州刺史，韩晔为池州刺史。当刘禹锡和柳宗元准备履新时，路途上，更大的打击追了上来：朝廷收回成命，刘禹锡、柳宗元等人改任边远地区司马。其中，刘禹锡贬朗州，柳宗元贬永州。江湖路远， 这一去，转眼竟是10年。
10年后的元和十年早春二月，洞庭湖畔，刘禹锡与柳宗元久别重逢了。
刘禹锡贬谪的朗州（今常德）和柳宗元贬谪的永州，都在湖南境内，相距只有300多公里，如今也就3小时车程。但在唐代，却有关山阻隔之感。更要命的是，两个人都属员外置的司马，都属犯了错误的小官。按唐制，贬谪之官名义上还是官员，实际上却像柳宗元说的那样：俟罪非官身。不仅没有办公场所和宿舍，就连人身自由也没有——不经朝廷允许，不能跨越谪所半步。
这一次久别后的重逢，两人都看到了未来和希望，都以为逆境即将结束，从此踏上康庄大道。
原来，上一个月，当年被贬谪后，曾被朝廷下文“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的柳宗元和刘禹锡诸人，先后接到朝廷诏命，要他们立即动身回长安。为此，欣喜若狂的刘禹锡与柳宗元约定在洞庭湖会合，结伴重返长安。久违的长安。
从性格上说，柳宗元严谨内敛，刘禹锡狂放外向，两人差异很大。不过，这一点不影响他们把对方视作自己一生中不可多得的知己。
永贞革新，他们怀着共同的政治理想积极参与；然后，又因革新而贬往蛮荒之地。现在，朝廷忽然把他们召回长安，大有重新起用之意。绝望之时到来的希望，令他们百感交集时，还有一种枯木逢春的庆幸。
洞庭湖会合后，二人结伴同行，在早春的微风中继续北上。
当他们行进到宜城境内，他们都想起了埋在这里的一个古人。此人距他们的时代，已经有1000多年。不过，墓还在。二人相约为他扫墓。古人叫淳于髡。髡是古代的一种刑罚，也就是剃去头发。从这个名字可以看出，淳于髡囚犯出身。惟其如此，他才入赘女方，做了当时认为非常卑贱的赘婿。
淳于髡生性幽默，能言善辩，后来成为齐威王的客卿。他多次以特使身份出身诸侯，周旋列国之间，不辱国格，不负君命。有一年，楚国侵齐，他奉命使赵，成功说服赵王派精兵数万，战车千乘相救。楚国闻之，不战而退。晚年，他入楚，在楚国任职，是故死后葬于楚地宜城。
淳于髡墓前，两人一边聊起淳于髡的故事，一边约定各写一首诗。当天晚上，刘禹锡先写出来：
生为齐赘婿，死作楚先贤。
应以客卿葬，故临官道边。
寓言本多兴，放意能合权。
我有一石酒，置君坟树前。
长安在望时，二人的必经之地是灞桥附近的灞陵。灞陵既是从长安通往中原和南方的必经之路，也是唐人的送别之处，建有供行人休息的亭子。亭中小憩时，柳宗元口占一绝：
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归人。
诏书许逐阳和至，驿路开花处处新。
然而，造化弄人。柳宗元和刘禹锡无论如何也不想不到，灞桥的野花还没凋谢，他们又将结伴同行——这一回，是再次告别长安，奔赴更加遥远的南方。
也就是说，他们满怀希望地回到长安，但只呆了一个多月。一个多月后，梦想再次化为泡影。
之前，在与柳宗元同往长安的路上，乐观的刘禹锡曾作诗以卧龙自比，以蹑仙踪也就是重返权力极大的尚书省作郎官自期（云雨江湘起卧龙，武陵樵客蹑仙踪）。柳宗元虽不如刘禹锡那样乐观，但内心深处，他以为即便不获重用，但也会留在长安。只要留在长安，机会就在。
谁知，朝廷的旨意如同大冷冬天里，兜头浇下一盆雪水。不仅柳宗元和刘禹锡，就连那些与此无关的官员们都懵了。
说起来，是一次春游踏青惹的祸。这年春天，八司马中除已去世的凌准和韦执宜，以及早几年调往淮南的程异外，其余5人都回到了长安。
朝廷还没来得及安排他们，他们也就没有公务处理，正好趁此机会重温久违的京师生活。
宽达150米的朱雀大街是长安城的南北中轴，皇宫和官署在城北，朱雀门就是皇城的大门。朱雀门外，大街两侧，都是整齐的里坊，其间点缀着难以计数的寺庙和道观。
隔着朱雀大街与兴善寺遥遥相对的是玄都观。玄都观原名通道观，隋朝时改名。唐朝时，是长安的热门景点，以园子清幽雅致著称。在京任职时，柳宗元与刘禹锡经常利用休沐日到玄都观游玩。唐朝正逢我国5000年历史上的又一个温暖期，长安的平均气温比今天高两度左右，春天自然也来得更早。早春二月，长安城花开灿烂。
刘禹锡和柳宗元等几位一同被召还的好友同游了玄都观。及后，刘禹锡写了一首著名的诗：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庚即，这首题为《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的诗传遍京城，也成为带来灾难的潘多拉之盒。
武元衡是女皇武则天的曾侄孙，唐德宗时三迁至右司郎中，后来又擢为御史中丞。
为唐德宗举行葬礼时，武元衡担任山陵仪仗使。所谓山陵仪仗使，又称山陵使，负责掌管帝后陵寝制度和监造帝后陵墓。其时，刘禹锡想到山陵使手下做仪仗判官，但是，武元衡没答应。
唐顺宗继位后，王叔文派柳宗元劝说武元衡，希望他支持革新。武元衡明确拒绝了。作为报复，王叔文趁机把武元衡降职，调任太子右庶子。不想，唐顺宗在皇位上才几个月就驾崩了。唐宪宗继位，立即重用武元衡，升任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相当于宰相。
武元衡也读到了刘禹锡的诗。他自然读出了刘禹锡诗中的讥讽和嘲弄。武元衡把这首诗呈到唐宪宗御前，唐宪宗原本就对包括刘禹锡在内的二王八司马打心眼里不满，读了刘禹锡的诗，又听了武元衡添油加醋的解读，不由龙颜大怒。
依唐宪宗和武元衡的意思，准备将刘、柳等人贬到比从前更加偏远落后的地区，继续做个编外的司马之类的闲职。名义上是官员，事实上和犯人差不多，一辈子困死在穷乡偏壤。
不过，要真正落实，还得征求另一个人的意见。那个人就是裴度。裴度坚决反对。他的理由是：刘禹锡、柳宗元等人贬谪已超10年，对他们的处分够重了。现在正值多事之秋，把他们召回京城，本想借此缓和矛盾，奈何再次重处？这岂不是让朝廷失去人心？
武元衡则认为，朝廷把这些人从边远地方召回来，是给他们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他们不仅不悔过，反而语涉讥讽，不加以处罚，朝廷威信何在？体面何存？
两人在御前争论不休，唐宪宗终于皱着眉头作出最后决断：把5个人都提拔为正四品的刺史。不过，任职的地区比之前更偏远。——事实上，10年前，柳宗元等人第一次被贬谪时，最初的任命就是刺史。花了10年，终点又回到起点。还是刺史。并且，任职地点更加偏远，更加远离长安和中原。
具体分配是：柳宗元任柳州刺史，刘禹锡任播州刺史，韩泰任漳州刺史，韩晔任汀州刺史，陈谏任封州刺史。
他不是为自己喊冤，他是为一个老人担忧。那个老人便是刘禹锡风烛残年的老祖母。老人家刚随刘禹锡从朗州到京城一个多月，马上又要前往遥远的播州。播州即今天贵州遵义，当时是一个只有几百户人家的极其遥远的穷苦之地。年过8旬的老人要在这种崎岖险恶的路上行进数千里，耗时三四个月，不用说，自然九死一生。柳宗元想施以援手，向唐宪宗求情。他在奏折中饱含深情地写道：“禹锡有母年高，今为郡蛮方，西南绝域，往复万里，如何与母偕行。如母子异方，便为永诀。吾与禹锡执友，何忍见其若是？”是的，刘禹锡的祖母年事已高，播州险远，她若是跟随刘禹锡，定然九死一生；若留在长安，生离即是死别。我柳宗元与刘禹锡是知交，哪能眼睁睁地坐视不管？柳宗元向唐宪宗提出，柳州虽然也远，到底比播州好些。他希望唐宪宗同意，他和刘禹锡对换，他去播州，刘禹锡去柳州。唐宪宗读了奏折，大为生气，认为柳宗元在讨价还价。幸好，正直的裴度站出来打圆场。唐宪宗没好气地说，朕就是要把他贬到最边远最贫困的地方去，让他受点教训，管他有没有老祖母。裴度理了理衣服帽子，对唐宪宗行了个大礼，正色道：陛下刚侍奉太后，不应该说这种话。唐宪宗听了，自觉失言，他自我解嘲地对旁边的宦官说，这个裴度，始终还是维护我的。于是，唐宪宗重新对刘禹锡作了安排：改去连州。连州在今天的广东，路程虽远，但水路较多，条件比播州好。刘禹锡一直蒙在鼓里。等到改任连州刺史的旨令下达时，他才知道是柳宗元为他上书请求才峰回路转的。从那以后，柳宗元再也没有回来过——或者说，再次回来的，是他的遗骸与亡魂。“雁飞曾不度衡阳”，在衡阳（唐时称衡州）城南的南岳衡山中，有一座回雁峰。传说，每年秋天，大雁自北方飞来，到了这里，就不再往南。几个月前，柳宗元接到诏命赶赴长安时，衡山之麓，山花烂漫如锦，他诗兴大发，写诗给他的堂弟，一方面告诉他北上的好消息，一方面也催他回长安相聚：故国名园久别离，今朝楚树发南枝。晴天归路好相逐，正是峰前回雁时。几个月后，再过衡山，风景没有多大差别，心境却冰火两重天。回想写诗给弟弟时的意气风发，简直有几分轻狂可笑。现在，在大雁也不愿意再往南飞的地方，柳宗元和刘禹锡必须继续向南。并且，衡山之麓，就到了该说分手的时候。他们只能孤独地走自己的路。即便是最亲近的挚友，也无法陪你走完所有的路。刘禹锡赴任的连州，从衡州往正南而行，溯郴江再陆行翻过南岭；柳宗元赴任的柳州，从衡州折向西南，溯湘江抵达他曾生活了10年的永州，继续溯江而上，到达桂州后，陆行达柳州。从刘禹锡和柳宗元各自赠给对方的诗中，我们还能还原当年的场景：临别前那天傍晚，柳宗元和刘禹锡在驿站外的古道上散步。五月的南方，草木葳蕤，那条驿道已有数百年，是东汉的伏波将军马援所开。江边，有一座伏波将军庙。庙前，一尊马援的石像高大挺立，但庙宇一片残破。入其庭，空无一人，只有青青的蒿草高过人头。两人看了，无限感叹。庙前，两人有一番推心至腹的对话。柳宗元说，经过这场风波，我算是对仕途死心了。要是皇恩浩荡，同意我们归田的话，你我回到长安当邻居，饮酒作诗，岂不快哉？刘禹锡说，哪怕让我们去当农夫耕田，平平安安地过日子，也比贬来贬去地强。两人不曾料到，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次交谈。从那以后，他们再也没见过面；而柳宗元，将在4年之后，以47岁的壮龄病逝异乡。4年里，他们的友谊只能托付给文字。崎岖的驿路上，他们书信往还。书信里，既有对国家前途的担忧，也有诗文的相互交流，更有对对方生活、身体的关心。如同柳宗元一样，刘禹锡年轻时也体弱多病。刘禹锡称他儿时见到同龄人一个个武健可爱时，常常为自身的羸弱苦恼。他写道：“愚少多病，犹省为童儿时，保姆抱之以如医巫家。针烙灌饵，咺然啼号。”成人后，疾病少了，刘禹锡却百病成医，酷爱医术。他一方面认真研读前人医书，一方面经常与医术高明的郎中交流。刘禹锡在连州时，道州刺史叫薛景晦，此人精通歧黄之术，远近闻名。刘禹锡与他书信往来，探讨治病救人之术。薛景晦编著了一本《古今集验方》，并借与刘禹锡阅读。刘读后赞赏不已，并受到启发：他把自己历年来积累的医方50余种也汇集成书，取名叫《传信方》。刘禹锡的这些方子，来历五花八门，但大多数经过了民间或他本人的验证。有的是从摆草药的药农那里学来的，有的是从手下军吏那里学来的。刘禹锡坚信它们“一物足以了病者”。如今，人们都知道刘禹锡是杰出的文学家，却不知道他在医学上也有过贡献。得知柳宗元的病后，刘禹锡回信给了他三个方子，分别医治霍乱、疔疮和脚气。柳宗元按方服药后，效果都不错。由于要护送祖母灵柩，刘禹锡只得安排一个手下人，全权代表他火速奔赴柳州，为好友营奠善后。之后，刘禹锡一连为柳宗元写了两篇祭文。文中，这条饱经风霜的汉子悲痛难抑：呜呼子厚！卿真死矣！终我此生，无相见矣。何人不达？使君终否。何人不老？使君夭死。皇天后土，胡宁忍此！知悲无益，奈恨无已。子之不闻，余心不理。英年早逝的柳宗元最放不下的事有两件，一是儿女幼小，嗷嗷待哺；二是他的诗文未曾刊印，他担心散佚不存。他相信，能帮助他的人就是知交一生的刘禹锡。在他心中，刘禹锡是一个“明信人”。好友的遗嘱，刘禹锡义不容辞，“凡此数事，职在吾徒”，他“誓使周六，同于己子”，“遗孤之才与不才，敢同己子之相许。”此后，刘禹锡费时5年，收集、整理、编辑柳宗元留下的诗文。在他任夔州刺史期间，工作终于完成，刘禹锡亲自作序并刊行于世。柳宗元留下的孩子，也由刘禹锡养大成人。其中一个大名叫柳告，字用益。咸通四年（863），中进士并入仕。此时，距柳宗元去世已经44年，而刘禹锡也已去世21年。大唐王朝日之将暮，一派风雨飘摇。柳宗元去世时，刘禹锡48岁。没有柳宗元的岁月，刘禹锡还要过上漫长的23年。如果说柳宗元因英年早逝而没能迎来人生春天的话，那么，比他多活了23年的刘禹锡在多年贬谪后终于苦尽甘来。晚年，刘禹锡闲居洛阳，过着优雅自在的诗酒生活。然而，对壮年时的磨难，对化作尘土的亡友，他一直铭记在心。去世前一年，他在撰写自传时，犹自深情地回忆起永贞革新中与柳宗元共事的情景。对他和亡友来说，那都是一段难以忘怀的风云岁月。那时，他们都年轻，都坚信天下大事，只要努力就大有可为。而今，却像白居易说的那样：君埋地下泉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本文已刊《同舟共进》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