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京祥：从边缘空间到创新空间：重新认识大都市边缘地区│实践探索

　　2016年11月20日，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区域规划和城市经济学术委员会2016年度学术会议在杭州市富阳区召开，本届会议由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区域与城市经济学委会、杭州市规划局和杭州市富阳区政府联合主办。学委会副主任委员、南京大学城市规划学院张京祥教授在会上做了题为“从边缘空间到创新空间：重新认识大都市边缘地区”的学术报告，现根据演讲视频做一整理，经由区域规划和城市经济学委会副秘书长、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区域规划研究所陈明副所长递予作者审核，感谢张京祥教授审阅并授权发布，感谢会议主办单位提供资源支持！

一 第一阶段：从边缘混杂区到郊区化场所（1980S-1990S）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时国内学界开始对城市边缘区予以关注，开展了研究。按照传统的地租理论，城市中心的土地价值最高，向外呈同心圆状逐步递减，城市边缘区处于城市和乡村的交界地区，土地廉价，于是成为低端产业、低收入人口的聚集区。

城市边缘区的经济功能和社会特征（顾朝林等，1993）

部分城市边缘区工业包围城市示意图（崔功豪等，1990）

在1980、1990年代初的研究中，城市边缘区总体上是“混乱”、“低端”的代名词。城市边缘区用地呈现“三大、三低”：占地大、污染大、生产用料大，建筑密度低、容积率低、经济效益低（顾朝林等.1993）。城市边缘区居住、服务设施水平较低，是我国与西方城市边缘区最显著的差别（崔功豪等.1990）。

19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沿海的大城市开始了明显的郊区化进程，但不同于西方郊区化的机理，中国的郊区化是主动郊区化与被动郊区化并存的过程。在西方，居民外迁是为了逃离社会和环境问题丛生的中心区，是自发的；而在中国，人口外迁主要是工业外迁和旧城改造的结果，大部分人实际上不愿意离开设施齐全和服务方便的中心区，是为“被动郊区化”（周一星&孟延春.1998）。

在主动郊区化与被动郊区化的共同作用下，城市边缘区既有低密度的高端住区，也有外来人口聚居社区、低端住区，还有一些外迁的企业、大学、工业园区等，总的来说郊区呈现一种拼贴的结构、混乱的活力。

上海郊区：用地功能、景观多元混杂

二 第二阶段：大都市的战略增长空间

我国于1990年代末、2000年初开始了大规模的城镇化进程，城镇化被做为国家战略予以强力推动，很多地方开始了城市快速扩张，甚至包括了大规模的撤县设区运动。在城市快速扩张的背景下，城市边缘区作为城市快速扩张的前沿阵地，“不再处于次要地位，而是为增长而规划（吴缚龙.2015）”，一些重要的增长地区都位于城市的边缘区，城市边缘区的战略价值凸显。城市边缘区成为支撑大都市空间架构、承载城市新功能成长的战略场所，很多新城新区开始设立，典型的如上海一城九镇、广州南沙新城、杭州下沙新城、南京仙林新市区与东山新市区+若干新市镇等等。

上海城镇体系格局：边缘区成为发展的重要区域

上海边缘区的泰晤士小镇住区（左）；北京亦庄新城的办公楼集群（右）图片来源：吴缚龙，2015

三 第三阶段：从复合价值节点到创新集聚空间

近10年来，随着我国沿海地区城市区域化、区域城市化的态势日益明显，珠三角、长三角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高度网络化发展的区域，大都市边缘区的角色与作用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特别是随着“交通—通信”网络体系的发展，使得生产、生活空间的区位选址更具弹性、灵活性，要素分布的网络化特征开始显现，基于网络的连结性（Linkage）不断增强，大大地弱化了地理邻近性限制（沈丽珍&顾朝林.2009），使得生产和生活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更具有弹性地选择，一些新的发展要素开始向边缘区聚集，在边缘区形成若干功能性次区域（FUR）。

大都市边缘区不再是由城市中心向外价值递减的边缘地区，而是成为了区域中具有特定复合价值的节点区域，与中心城区形成“垂直”与“水平”分工兼具的功能单元。边缘区不仅可以成为大都市的新兴功能板块，更可以成为面向区域的重要功能单元。这些功能性区域超越城市空间尺度，成为区域性的功能单元。区域中致密的网络推动了边缘区节点的生成，同时也是节点在区域中发挥作用的介质。

珠三角规划提出的功能性次区域（FUR）网络结构体系

上海2040总规中边缘区的功能性节点

进而大都市边缘区在新经济、新业态、新社会人群背景下展现出孕育创新的价值。以信息技术为基础、以科创和文创产业为主导的“新经济”正在成为中国沿海大都市发展的新动力，新经济的发展依赖于新社会人群（即创新阶层），其对空间需求的偏好使大都市边缘区的价值凸显。

创新阶层的空间需求特点

都市边缘区具有生态环境好、用地充裕、内外交通衔接方便、治理体系更具弹性等特点，契合了新经济和创新阶层的空间需求，成为创新孕育、集聚的空间。在边缘区内一些知识资源较为密集（如大学城）或政策洼地的区域，创新的集聚相对更具优势。弹性化、绿色化、据点式的创新空间模式开始出现，形成了高品质的创新、创业、生活环境，众创空间、科技园区、特色小镇等创新平台大量出现。

杭州市创新区域密度变化（2010-2015）（资料来源：杭州市域发展战略规划研究，2015）

桐乡乌镇：以世界互联网大会永久落户为契机，打造“互联网会务会展小镇、互联感知体验小镇、智慧应用示范小镇、互联网产业特色小镇”

无锡拈花湾：世界佛教论坛大会永久会址，集旅游度假、会议酒店、商业物业于一体的禅意特色文化旅游目的地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有风景的地方就有新经济，新的创新要素对空间偏好与传统制造业不同，如今浙江省作为重要创新载体的特色小镇就大量分布在城市的边缘区；在南京南部生态环境非常好的地区，近年来也聚集了一大批科创文创等创新产业；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就是城市边缘区发展成为创新空间的典范。

在浙江省，作为创新经济载体的特色小镇大量分布于城市边缘区

南京都市区的南部边缘地带也聚集了一批科创、文创等创新型产业

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

都市边缘区发展成为创新空间的典范

利用毗邻主城的优势，依托于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便捷的交通走廊，创新要素空间集聚效应凸显，充裕的浙商资本、浓厚的创新氛围、优秀的创新人才、丰富的技术资源、多元的政策干预在区域内聚集，涌现出“浙大、阿里、浙商、海归”创业新四军。

四 国际经验与普遍规律

从国际经验看，许多大都市边缘区的发展都印证了这一趋势。例如我们非常熟悉的硅谷，就实现了大都市边缘区走向创新空间的过程，其发展轨迹验证了都市边缘区的一系列优势，孕育着创新的契机。

美国“绿色海岸”地区：

从落后的西部山区到“绿色经济”的新兴区域

边缘区的优美风景成为集聚创新人才和其他要素的引力场，便捷的交通、通信设施放大了其对创新要素的集聚作用。

近20年来，北起蒙大拿州、沿落基山脉一路向南至亚利桑那州的大片区域，凭借优美的风景和较低的创业成本，涌现出IT、医学、生态等“绿色经济”，因而被称为“绿色海岸”。该地区30％的土地被划定为自然保护区而不得开发，但最近10年内却创造出全美最高就业增长率（14.7％）。波兹曼作为其中的典型，依托高品质旅游、景观资源和生活条件，重点发展高科技产业、旅游、医疗保健等产业，已成为蒙大拿州的高科技中心，同时也是北落基山脉地区最大的多元化、科技创业协作社区之一。

瑞士：商务园区与高科技园区广泛分布于城市边缘区

五 延伸的思考

在新的经济社会背景下，大都市的空间价值分布格局发生了重构，打破了传统“中心-边缘”的认知框架，都市边缘区的价值凸显。在网络化区域中，都市边缘区恰恰可能是更大区域内、更开放区域中的战略性节点，如果能够叠加上某些特质的禀赋，就可能成为新经济聚集、成长的优势空间。如过去杭州市域的发展极不平衡，东边中心城非常强，西边尽管生态条件好但相对比较落后，网络化都市的建设实际上打破了“核心-边缘”格局，给杭州西部地区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机会和新的可能。

然而，现行的城市规划、空间管制观念仍是传统的“城市中心主义”思维，因循着一种从中心区到边缘区空间价值递减的思维。例如简单划定城市增长边界等，目前规划编制与管理体系对都市边缘区用地进行简单的城、乡二元划分，缺乏对其多样性、弹性的认知和应对。

都市边缘区如何才能成为创新的空间？内生的机制是什么？外部的动因又是什么？比如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虽然我们正在做这个区域的规划，但还是觉得对这个地方的机制和规律掌握得不是很透，为什么是城西地区，而不是下沙、机场、滨江等地区？而这些地区恰恰是我们过去认为最有可能成为创新空间的，最早定位要做高科技研发的——这背后的原因我们还要去深入研究。

与此同时值得关注的是，创新空间正在由大都市边缘区进一步向乡村地区拓展（例如众多淘宝村的出现），从创新的城市到创新的都市边缘区，再到创新的乡村。这都预示着我们的城乡规划需要更加开放、多元的思维以及创新的应对。

点击浏览相关主题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