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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在《论“企业管理帝国主义”（上）》中，杨龙芳教授为我们揭示了“企业管理帝国主义”思潮的起源、形成、变形和扩张。那么，这种思潮产生的思想根源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对这种思潮进行“破”与“立”，进而实现人类管理理解上的“思想大解放”？让我们继续跟随杨教授的思考，通过对“企业管理帝国主义”的批判，促进管理学走向“成熟”之路。  五、“企业管理帝国主义”的思想根源 “企业管理帝国主义”在思想根源上深受“世界观的发展”所影响，集中体现在社会观和政治观的影响上。换而言之，“企业管理帝国主义”是政治学贫困、社会学贫困、经济学贫因和历史学贫困的结果。  管理是企业管理这一假设，是同世界观的发展相关的，特别是同源于17世纪法国和英国的社会观相关。社会观是对“社会生活本质”的理解和解释。马基雅维里最先提出“管理是一种政府形式”的经典见解，并在17世纪的欧洲演变为一种传统的社会观。 这种社会观是一种单一的政府中心论，它认为存在一个以政府为单一组织中心的社会。政府虽然具有自我局限性，却统治着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组成的其余部分。  基于这种观点，企业有四点是重要的： 第一，割裂社会生活的整体性。“企业是独特的，在社会生活中是个例外”。 第二，割裂社会组织的整体性。企业虽是一个有组织的机构，但它却是政府机构之外的一个例外。 第三，割裂人类活动的整体性。“经济活动”同“其他活动相去甚远”。 第四，割裂人的整体性。“经济问题”不是“人类问题”。 综合上述四点，德鲁克认为，这种社会观所隐含的意义是：“管理被限定在特殊的、非典型的、游离于外的经济领域的组织（企业）之中。管理的本质与特性相应地基于商业活动的本质与特性基础之上。‘管理’就是‘管理企业’，反之亦然。”  这种社会观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20世纪20年代德国的拉特诺正是持有这种观点，他认为企业与“具有影响力的政治与社会理论不相容”。 类似地，美国经济学家也持有相同观点。20世纪康芒斯认为企业管理就是一种政府组织形式，这种观点是“美国整个机构经济学的传统”。 “管理就是企业管理”这一假设也受到欧洲政治观的影响。19世纪的自由国家学说认为，“作为一种信条，所有组织的权力都置于中央政府的管辖之下”。这是一种典型的政府中心主义。 “企业管理帝国主义”还有史学思想的渊源。英国社会学家亨利·梅因爵士在19世纪60年代的著作《古代法》中，首次提出历史发展进程是“从身份到契约”的“历史规律”，这种历史决定论否认了人类组织发展的自主性，将企业排除在人的自治之外。  正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整体性贫困，“企业管理帝国主义”在人类思想史的大环境中得以生长，最终成为一股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社会思潮。 六、“企业管理帝国主义”的破产 “管理是企业管理”假设的错误是显而易见的，与事实不相符的。正确的假设应该是“管理不等于企业管理”。 这个新假设对管理持一种广义的理解。具体而言，它在理论上具有以下四点内涵： 第一，不同组织有不同管理方式。这意味着组织使命、组织战略、组织结构三者之间存在直接的相关因果关系。也就是说，组织的使命决定战略，战略决定组织结构。  第二，不同组织固然有不同管理方式，但不同管理方式之间的差异往往比人们想象的要小得多。这意味着不同管理方式的最大差异主要体现在各类组织使用的术语上。 换言之，组织在使命或挑战上更易于倾向相同。这也提醒人们需要高度警惕过高估价不同管理方式之间差异性的错误倾向。也就是说，从理论上来看，管理是一种语言现象，它在观念上具有极强的同构性和一致性。  第三，不同组织管理方式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应用上，而不是体现在管理原则上。这在组织的使命和挑战不存在巨大差异情况下也是适用的。也就是说，管理知识存在一个观念与制度之间相互影响的张力，而管理制度的张力更大一些。 第四，在不同组织关心的问题中，90﹪左右的问题都是普遍性问题。在这些普遍性问题之外，剩下近10﹪的问题，是真正的管理问题。 这意味着最后10﹪的管理问题才是这些组织独有的使命、文化、历史和专业用语需要解答的问题。也就是说，管理学知识的形成路径主要是“问题的界定”而不是“问题的解决”。  “管理不是企业管理”的假设，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更具有现实意义。在20世纪，企业的增长趋势在发达国家开始明显下降，保持增长势头的部门是“非营利性机构”，即政府、脑力劳动者、卫生保健和教育。  同时，非营利性社会部门也是今天最需要管理的部门。通过有系统、有原则和以理论为指导的管理，非营利性社会部门可以在短时间内产生最大的能量。这说明否定“管理就是企业管理”假设是有现实基础的，终结 “企业管理帝国义”是一种现实要求的必要选择。 一旦否定了“管理就是企业管理”的假设，确认了“管理不等于企业管理”的假设，就从根本打开了开放管理思想的大门。管理学从此走上解放管理思想的道路，摆脱了管理同企业之间一对一的线性关系，认识到管理的不确定性。 这可说是人类管理理解上的“思想大解放”。在这个广义的管理理解基础上，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最为根本的结论：管理是所有组织所特有的特殊工具。 七、批判“企业管理帝国主义”的长期性 “企业管理帝国主义”作为一股社会思潮，它对管理学成长史的演化产生历史性的影响，但有些时候，即使是最伟大的管理学大师也往往会忽视这种影响。 管理学大师德鲁克曾乐观的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我们开始不再认为管理只是企业管理。”这就导致了对“企业管理帝国主义”批判的忽视。 “企业管理帝国主义”长期存在于全球范围内民众对企业认知的不自觉之中。 在德国，拉铁诺曾是一家新式股份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后来曾任魏玛共和国的外交部长。他觉得企业是一个新生事物，同欧洲传统的政治与社会理论不相容，并认为企业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卡尔·卢艾格尔是奥地利基督教政党的创始人，1897年当选维也纳市长。他的竞选纲领是保护那些诚实、高尚的小企业，抵制恶劣的、不合理的公司。 意大利的班尼托·黑索里尼曾是一名默默无闻的新闻记者，通过指责“那些残酷的公司”成为政治明星，走红全国。 在日本，涩泽荣一于1870年怀着“通过企业来构建一个新日本”的梦想弃政从商。他试图通过引入“儒家文化”将“企业”驯服，建立一种相克关系。  这些例子说明：全球范围内的企业认知，不自觉地为企业管理帝国主义存在铺垫了深深的土壤。 全球性的管理教育加剧了“企业理论不自觉”，这就为“企业管理帝国主义”增添了一层厚厚的养分，并使其历史影响在人的观念中沉淀下来。  德鲁克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很多人听到或读到管理这个词时，听到的还是企业管理。在畅销书排行榜上，管理类书籍往往比其他非小说类的书要好卖......一所接一所的‘商学院’相继改名为‘管理学院’，所授予的学位不是MBA就是工商管理硕士。管理的书，不管是大学的课本，还是普通的阅读书籍，都主要是针对企业，所举的例子也往往源于企业”。 “企业理论不自觉”和管理教育的思想误读导致批判“企业管理帝国主义”的艰巨性和长期性。对这种思潮的批判历史实际上就是管理学的成长史。进一步地，对这种思潮的批判标志着管理学“自我意识”的成长。这种“自我意识”意味着管理学正在走向“成熟”之路。 注：本文改写自杨龙芳、郝建明.(2016).论企业管理帝国主义.经济师，3:9-11. 作者简介 杨龙芳，北京大学法学博士，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教授。主要学术研究领域为管理学基础理论和公共政策基础理论。遵循“发现基本问题—寻找多种解释—固守不易替代之解释”的学术精神。 编辑|十八岁的中年妇女 排版|刘云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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