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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简 介 马路， 20世纪70年代初生于皖北一个乡村。曾自拟座右铭：“生为凡人，不失悲悯之情；行于俗世，但守无愧之心。”至今在全国各类报刊发表文章数百篇（首），百余万字，先后有作品入选《安徽小小说五十家》、《浴火重生》、《云自卷舒心自飞》、《狱城放歌》、阜阳广电报《风雨十年》、阜阳日报《岁月如歌》等，并有文章入选人教版考试教材。著有诗集《坐在时光里等你》、散文集《浮世清心》。现供职于安徽省阜阳监狱，从事财会工作。 作品欣赏 当年，我家院子里生长着两棵枣树。两棵树左右相对据守着整个庭院的大部分天空，冬天光秃秃的枝桠袒露着孤标清冷，夏天则是枝叶繁茂密密匝匝热烈奔放。 两棵树不知何年何月何人所栽。当我记事时，它们都有碗口粗细了，每年都能结出许多甜脆的枣子供我们享用。古人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看来一点不假。记忆中，枣树的皮并不好看，一道道裂纹纵横其间，像是一望无际的田野里沟沟壑壑的缩影，又如冬天母亲手上皴裂血痕的放大，让人觉得粗糙而生硬。有趣的是腊八。每年的这一天，母亲都会大方地做上一锅好米饭，再配以平常难得一见的菜肴，让我们吃个肚饱肚圆。而在吃饭前，母亲首先会用筷子搛起粘粘的白米饭在两棵枣树身上抹上一圈，口中还低低地念念叨叨。我们听不清究竟，却明白那是母亲在祷告，祈求枣树来年能够结出更多的果实。那个年代的皖北农家，偶尔吃顿米饭是很奢侈的，只有来客或者过节的时候才会。可是母亲在给枣树抹米饭的时候却从不吝啬，她还告诉我们一句打趣的俗语：腊八吃米饭，麻脸一喜欢。不知是不是表达了穷困时期的人们对优越物质生活的渴望与感受。 然而两棵枣树结出的果子并不见多，尽管，其口感比同村其他的枣子更甜更脆。成熟的枣子色泽鲜亮，大小均匀，长多在三公分左右，中间最圆满处也有一二公分。我一直到现在也说不清这种甜枣的品种。村里还有两种枣子。一种俗称驴屎蛋子，单听名字就知道这种枣子又圆又大，个头跟核桃相仿，产量也多，但是不甜，吃起来给人一种木木的感觉。还有一种叫灵芝枣，仅指甲大小，这种枣结实多，味甘甜；成熟的季节，满树满枝都是它们纤巧玲珑的身姿，随风摇曳，煞是惹人喜爱。这么说来，我家的枣树只是在口感上稍占优势，在产量上实在令人泄气。因此每年收获时节，人家都能摘下几筐几簸，而我家的则早已被馋嘴的我们零零星星地敲打尽净了。 固然，即便在三十年前的物质匮乏年代，枣树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一种无关紧要的果树。老乡们对枣子的重视和认真程度远不像对杏子、梨子、柿子、葡萄那样，把它当作一种十分金贵又能换取收入的果品。因此，一到八九月份果实成熟的季节，大人们都会时刻看紧其他的果树以防孩子偷吃，惟独对枣树漠然处之，摘随他摘去，打随他打去。孩子们倒也从枣树获得许多意想不到的乐趣和安慰。于我而言，枣树实在是幼年的天空里不可多得而又恋恋不舍的亲情树，我在它沉默的荫庇下快乐地成长，又在它甜蜜的回忆里感受亲情。后来有一件事更改变了我对枣树的看法。 大约在一九八二年前后，前院的婶子突然得了一种重病，眼看着病入膏肓，奄奄待毙。整个家族包括我年事已高的祖母、颇有名望的老中医二伯都陷入一种莫可名状紧张和担忧之中，最怕万一婶子有个三长两短，落下四叔还有五个孩子而撒手尘寰，那一家的日子还怎么过呢！后来还是我的父亲从外地得到一种偏方，花高价买了几味草药，说是能治婶子这种病，前提是得用枣树枝上一种虫子留下的硬巢作药引子。那种东西如今我已记不起确切的名字，家乡话似乎叫做“妞妞罐”，很牢固地黏附在枣树的枝条上，上有一个椭圆形的口，是虫子从里面爬出来的门户；四壁坚硬而结实，表面还有些许好看的酱紫的小小花纹。小时候我们往往喜欢把它折下来，除去多余的枝条，放在嘴边使劲地吹，就能发出尖利而激越的“呜呜”的鸣响。没想到，这样一种寻常的小东西，有朝一日还能挽救人的生命，直让人惊叹造化之神奇！那时候接到大人的命令，我和堂弟飞快地爬到高高的枣树上，也不怕那些小刺扎手，一气寻了大把的带有妞妞罐的枝条，直到熬药所需要的四十个为止。后来，甚至连和婶子朝夕相伴的四叔也不敢相信，婶子的病竟然奇迹般的果真好了。 到我上初中的时候，农村的大包干正如火如荼，生活条件也已大为改观，然而厨房门前的那棵枣树却不得不面临它生命中的第一次劫难。 父亲从城里买回全村第一台黑白电视机，为了安装室外天线，权衡再三，不得不把厨房门前那棵枣树的枝枝桠桠尽行锯掉，以方便绑紧擎起天线的那根高高的竹竿。看到清晰的电视节目固然令人惊喜，可是那伴我长大并且带给我无穷欢乐的枣树孑然伶仃的树干，亦使我心怀失落神情黯然。是的，这种事情，又怎能责怪我的父亲呢？困窘已久的人们拥有一台电视机的渴望远胜于一棵无关紧要的枣树，更何况，枣树自己不争气，不能结出足以自保的果实，遭受芟夷的命运自然无足为奇了。 以后的变迁愈发令人心生感慨。自高中时起，我远赴外地求学，一年之中难得回家几次，枣树曾经带给我的少年欢乐是再也无法尽情享受了，一年一度的腊八米饭也只能在远离家乡的寒冷中寂寥品味，甚或忘却。我离故乡愈来愈远，家里的一切也不由越来越淡。生活逐渐好起来，老屋却愈益破败不堪，父亲就在村外另选宅基地盖了新房。人走了，老宅里一下变得清冷荒凉，两棵枣树也终于走到它们生命的尽头，于某个不知道的日子被父亲伐下，以后又打做某种结实的家具，延续它们与这个世界息息相通的无语交流…… “斐斐素华，离离朱实”；“结花虽最晚，藏核莫如紧”……要说，古人对于枣和枣树也不乏情有所衷。而我最喜欢的，还是明代朱文康的诗：“枣花至小能结实，桑叶虽微可作丝；堪笑牡丹如斗大，不成一事竟空枝”。虽然表面上说的是牡丹，可这样的对比描写，总是一再让我心中的两棵枣树蓊郁地复活起来。是的，两棵枣树见证了我所生活和热爱着的这个家庭曾经的困窘与悲伤，欢乐和进步，像一部沉静的回忆录镌入我生命的细部，让我心怀感激，无法忘却，更无以拒绝。记忆中的两棵枣树，虽然从未向我展示过梦寐以求的累累果实，但是就枣树自身来说，它们未必不是艰难地生长，亦未必不是顽强地创造；它们已经尽其所能向这个世界传递绿色的生机，捧出倾情的甜润，甚至一旦远离尘土，坚韧的躯干也化为精致的器物，为人所役，为世所劳。作为生命，作为卑微如枣树的沉默的生命，奉献至此，我想也就够了。 故园渺何处 节前回家给二老上坟，特地到故园转了一下。当年那方小小的四合院如今早已不复存在，院里的一株香椿和两株枣树也不知所踪，被精心平整过的场地上除了一些落寞的枯草，就只剩下邻居随意堆放的两个柴垛，四下环顾给人一种空落落的感觉。哦，这就是我曾经的故园么？这就是伴我度过纯真童年和青涩少年的那个家么？曾经，这方小小的院落里，留下我多少或悲或喜、或苦或甜的美好的记忆啊！ 当初，这个院落并不算大。三间砖基土墙的堂屋，三小间东厢房，西边沿路一座不大的门楣、一排黛瓦土墙，就围成了我记忆中最早的家的轮廓。当我懵懂记事的时候，我只知道这个家、这一方小小天地是属于我的，是我任性恣意的乐园，它给我的感觉是如此温馨，如此让我心满意足和难以割舍。 最早嵌进我幼年记忆的恐怕就是站在院里打枣子的情景了。那时候，院子正中和厨房门首各有一株枣树，都有碗口粗细，是那种我们乡间叫做“铃子”的枣。这种铃子枣尽管每年结果不如其它品种多，但椭圆的身形却很有韵致，不大，细皮嫩肉，嚼起来特甜。每年的八九月份，正是天气最为炎热的时候。我们躲在如盖的大枣树下玩耍乘凉，看那种身形纤细的小青虫拖着一根丝线从树上缓缓吊下来、打秋千，就忍不住要朝那浓密的枝叶间多望几眼，看看哪个枝柯上又长出了新枣子，看看哪片叶子后面隐藏的枣子已经发白泛红，就思谋着该抢先找根竹竿将它打下来好好享受了。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物质何等匮乏、农村何等贫穷啊！孩子们全不似如今零食一大堆，花样品种繁多，一年到头，能够应时吃上自家种的瓜果梨枣已经很不容易了。因为那个呆板艰苦的年代，也并非每个家庭都有瓜田和果树的。所以这个时候，这树上的小小果实往往就会摇身一变，而成为我招徕和驱使其他小伙伴的巨大诱惑。这样一段光景，愿意跟我一起玩耍的小朋友总是特别多，他们往往也愿意听从我的使唤，我家的小院里每每充满了欢快的笑声。当然，代价是两株枣树上那些青翠的枝枝叶叶总是过早地随着青涩的枣子一同飘落。这样的行动，总是要背着父母的，因为我们总是等不及枣子熟透，据说吃了生枣子头上要长粘疮的；不过就算父母偶然撞见了，也不过象征性地呵斥几句，从来没有真正地拿我们的顽皮和淘气当回事。 后来有两年，枣树突然莫名其妙地不结果实了。随后父亲就在院子右侧的空地上搭起了一间茅庵，占去了院子几乎三分之一空间。茅庵也就一人来高，像房子一样搭个山尖，两侧用那时很稀罕的油毛毡盖住，又苫些麦草，四围用秫秸扎得密不透风，最外面还用掺过麦糠的河泥刷了厚厚一层。庵子里面整个打着地铺，铺上厚厚一层豆秸麦秸，很给人一种温暖的感觉。从那以后，每天晚上我们弟兄几个就在父母的安排下不睡堂屋而睡在庵子中。我清楚地记得快要过年的时候，我的姨夫来访，晚上同样跟我们哥几个挤在一起在庵子中打通铺。当时，对于这样的情形我很是疑惑，不知为什么大人都睡堂屋而小孩子却要睡庵子，甚至客人来了也是如此。 疑惑归疑惑，却并不影响我们的新奇与兴奋。一帮小孩子每天在庵子里玩耍逗乐、吃饭睡觉，竟然体会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无与伦比的快乐和刺激。走到外面，大多邻居同样家家如此。庵子，成了那个时期我们脑海中一道独特的风景，成了我们挂在嘴边说得最多的两个字。 很久以后年幼的我们才慢慢知道，说是要地震了，庵子正是用来防震的。后来我们说顺口了，也往往叫它地震庵子。而大人每天晚上让我们睡在庵子中，正是出于对孩子的保护。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那是天下父母怎样的带着悲壮色彩的勇气和决定啊！现在想来，那段时期，应该是1976年前后吧。 地震庵子终究也就是昙花一现，不知何时竟被父亲拆除了，院子里又恢复了原先的轮廓。不久，这一方小小天地又渐渐热闹起来。这缘于两个事件，一个是我们村前二里开外界洪河的开挖，另一个就是刘兰芳的评书《岳飞传》的广播。 界洪河开挖的时候我记不清自己几岁，反正已经很有印象了。政府一个号召，许许多多的民工就带着干活的工具、吃饭的炊具奔赴河工前线了。由于一下子集中的民工太多，因此解决吃饭问题就成了当务之急。当然那个年代人们的思想单纯，干劲冲天，所谓“党叫干啥就干啥，决不能挑轻捡重讲价钱”（豫剧《朝阳沟》唱词）。政府的措施是，来自不同地方的民工分成小组，与各家农户结成对子，主要解决民工蒸馍做饭的问题。我家那时也被安排接待一组民工，约有十来人，他们中间有两人专门负责炊事，主要也就是烧好稀饭蒸好大馒头送到前线去。 童年的我不仅好奇而且勤快，经常跑到河工现场看那些如蚁的人群热火朝天地干活的场景，有时还会跟在母亲身后给他们送去热饭，顺便挑两桶泔水回来喂猪。那是夏季，人们劳累一天，那些疲惫的民工收工之后会径直来到我家，在我们家里做他们的晚餐。大多数情况，晚饭后那些民工叔叔并不急于回去休息，而是在清朗的月色下静静地坐在我家的小院里，听我父亲讲一段他当年在朝鲜战场的奇闻轶事。我也会避开母亲的催促，躲在一个角落里静静地听故事。这个时候，也是我家的这个小院里一天之中最为安静最为神圣的时候。除了父亲那疾徐有致、绘声绘色的讲述，你似乎只听到大家的心跳，以及偶尔一声身临其境的粗重的呼吸……只是我那时年幼，听着听着，往往不知不觉间就睡着了。这也成为我日后极大的遗憾。父亲严厉，他平时根本不愿单独给我们讲述他当年的前线故事，而对于父亲朝鲜战场那些惊心动魄的战争画面，我甚至不如一个曾经在我家烧火做饭的民工知道的多！ 另一件事，就是听评书了。彼时我不过刚刚小学一二年级，但《岳飞传》也是听得如醉如痴。记得下午开播的时间刚好是我放学快速回到家里的时间。我在家最小，成绩又好，父母宠我，因此似乎天然拥有比别人更大的某些特权。表现之一就是开收音机。说来恍如隔世。那个年代，我们全村好像就只有我们家一台收音机，父亲转业时带回来的，什么牌子的早已忘了，只记得收音机外面还有一个带提手的牛皮套，就像如今的手机套那样。每天下午放学我都是跑步回到家里，其时院子里早已坐满了同村的叔伯大爷及其他小孩子，他们都是等着听评书的；但在我没有到家之前，他们不敢打开收音机，否则我就会任性地大闹，甚而至于无理地取消这次集体收听活动。我的一个小小的特权就是要亲自把收音机从堂屋的条几上拎出来，很神气很自豪地来到那株枣树底下，把收音机放在一个早已备好的小圆桌上，在众人有些近乎讨好的夸奖声中拧开开关，然后大家一起全神贯注地听刘兰芳铿锵悦耳的《岳飞传》！ 这种事情，现在的孩子看来也许会觉得有些匪夷所思，但却是那个年代的真实写照。那时候人们基本的物质生活已经很不堪了，文化生活又能有什么呢？就算听一次这小小的收音机，也得如此这般。唉，往事随风，人间如梦啊！ 故园梦重归，觉来双泪垂。如今，逡巡于这爿曾经如此熟稔的方寸之地，我看不到一点昔年的痕迹，听不到一些当初的声音，只有零落的衰草和萧瑟的寒风在提示我，这个家早已不在了；它曾经的欢乐和痛苦已经随风而去，随时光而去，随我的父母骑鹤而去，随我们渐行渐远的脚步而去……哦，故园，我时时想念而又疏于眷顾的故园，当没有了父母的经营与呵护，任哪一方水土又如何成为我心中温暖的梦里家园呢！ 3、本刊对所录用的稿件有删改权，来稿请附作者简介、通讯地址、联系电话及个人照片（在其它公众号发表过的勿投本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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