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当代散文||【岁月轻吟】◆张立忠

白云之边 2020-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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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立忠，退休军人，中国散文网会员，作品散见于报刊杂志以及网络和公众号上，有多篇作品在中国散文网主办的全国性散文竞赛中获奖。

－作品欣赏－

岁月轻吟
一

眼前的这段江堤，注定是一个让我怀旧的景物，人走在上面，很容易地走进了遥远的岁月里。几十年来，大堤稳稳的站在江边，全神贯注的凝视着滚滚流淌的江水，它夜以继日的在完成一项重要使命，为日夜奔流的大江守护着畅通的流路，同时它也在履行着迎来送往的重任，把江水安全的从远方接来又向远方送去。没有人知道，对我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它连接着我生命的远方，星星点点地暗藏了一些我青春的密码。
四十四年前，我脚下是一片江滩，两岸都没有堤坝，浑江在这里像一个没人管的野孩子，随心所欲、放任自流。1975年12月，应地方政府请援，我们部队修筑了这段大坝，我参加了那场持续了一个多月的体力劳动。
记得那时正值隆冬，天气极寒，我们团上千人马在这片江滩上摆开战场，靠着蚂蚁啃骨头的精神，肩扛人抬，让一段大坝被我们慢慢的抬了出来。那段日子，部队每天早上五点钟起床，顶着严寒走一个小时左右才能赶到工地，晚上要一直干到天黑，下班后还要再走一个多小时才回到营房，吃饭和睡觉的时间都尽量被压缩，辛苦成为那一时段的主题。
那本不是一件多么重大的任务，在我从军几十年里，它只是一个微小的片断，像上网时电脑屏幕上偶然弹出的一个小小窗口，一闪即逝。那个年代，部队总有干不完的活，单单就在我们驻地的这座城市里，执行这种临时性的建设任务就不计其数。修道路、修江堤、修铁路、修河道，光是穿过市区的这条浑江大堤，我们就不知道参与修筑了多少次，使它断断续续的贯穿在我们的军旅岁月中，成为我们青春的参照物之一。当年那些劳动的具体过程大多已在时光中漫漶，可是，偏偏就是这么一次很短暂的劳作却让我记下来了。原因其实很简单：那时我刚刚提干，这是我提干后携同部下参与的第一场大规模行动。
于我而言，提干是我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它是那个年代一个士兵经年积累的最理想结果，这个结果是时间、经历、品格、心智、毅力和信仰信任的积累所达到的一个被人们认可的高度，这样的高度从参军那天起就一直被我仰望着。在我成为一名军官之前，我已经在这支部队经过了近六年的士兵生活，其过程似乎漫长了一些，但我一直觉得这或许并非是坏事，有时候人前行的速度稍微慢一些，可能会让脚步更稳一点。

二

六年的士兵生活被艰苦和繁忙所填满，当然也为成长和快乐所回报。六年中，我们的物质生活总是那么粗粝，精神生活总是那么匮乏，而时间却总是被安排得滴水不漏，命令与服从几乎是生活中的全部涵义。好在那时我们都是八九点钟的太阳，朝气蓬勃，活力四射，多么艰苦都可以忍受，多么繁重都可以担承，潜力超乎想象的被释放。
那些年里，有许多事情为我一生所津津乐道，当然也有许多尴尬不愿再提起，但无论是骄傲还是尴尬，都是人生中的一笔笔财富，都是为我的成长垫起的一块块砖石。
说起来，这六年当中我们做的事情平凡普通，大体上有两件：训练和劳动（当然还有学习）。训练相对单纯，千篇一律，总是循着固定的内容和固定的程序运行，而劳动就颇为复杂了，内容五花八门，包括施工、生产和支援地方建设等等，没有规律可循，每一次都堪称绝版，不再重复。这让我们的从军经历丰富多彩、际遇缤纷复杂，有许多奇特的劳动体验扎根在记忆之中。
1974年，我们连队本来是全训，可到了八月下旬突然变成赴北大荒农场去参加秋收。那年的夏末秋初，北大荒多雨，许多地块的小麦被风雨刮得倒伏在地上，收割机无法作业，需要人工来收割。正是这些倒伏的小麦不仅改变了我们连的年度任务，也让我有了一次奇妙的经历。
一到北大荒，我们连所有的人都去抢收小麦了，只有我例外，被安排到电锯房当了一名锯木工。这种经历之前从未尝试过，之后也再未遇到过。走进锯木工场，圆形的电锯安装在工房内最显眼的地方，房子里堆着许多锯好和没锯好的木头，锯末子到处都是，渲染着工场的气氛。带我的是一位年过半百的老师傅，他让我做他的下手，称为“下锯”，而他自然就是“上锯”了。我们既是师徒也是搭档，他教我在作业中怎样把稳圆木，怎样掌握力道，怎样拖带圆木平稳的走过锯面等等。经过简单的教习，我便开始正式上岗。
电锯开时，一米多直径的锯片高速旋转起来，发出嗡嗡的响声，犹如空中隐隐传来的雷鸣，那声音空灵，厚重，威严，震撼，含蓄的透出所向无敌的力量，令人望而生畏。当圆木与锯片接触的刹那，木头的啸叫声尖锐凄厉，震耳欲聋，好似圆木被切割时因无比疼痛而发出的惨叫。大锯不为所动，冷凛并坚定的旋转着，其尖利密集的齿牙在圆木中切开一条细细的窄口，木屑像血液样四处飞溅，溅得我满身满脸。巨大的噪声让人产生幻听，即便是下班以后，耳边似乎仍然响着那惨烈的啸声。
圆木经过电锯时被轻易的切开，从锯的两侧缓缓地运行过来，我满怀期待用双手接过它们，使出全身的力气把它们抱在怀里，同时谨慎而有分寸的向后拖拽，以让圆木的锯口与电锯保持均匀平稳的接触，从而有效地帮助它完成一次裂变。这个过程需要我们小心翼翼的掌握好方向，因为哪怕一点微小的偏离都会让拉出来的木材成为废料。之后，我把已经不圆的圆木从电锯的一侧重新推送给“上锯”，让它再从头完成下一次切割。就这样，一段圆木被反复切割直至消失，而新的可用之材在它痛苦的叫声中陆续诞生，让人觉得这好像是在亲手操作着一场死亡与新生的接续。
如此单调枯燥的锯木作业，成为我近两个月时间里的全部工作，每天面对的只有上锯的师傅、旋转的电锯、不会说话的木头和震耳欲聋的噪音，人的机能被局限成单一化。而且，这项工作辛苦劳累，脏且危险，与死神近在咫尺，甚至是在与死神共舞，合力对圆木展开惨烈的杀伐。但是，死神也是有规矩的，在这里，人只要同样循规蹈矩按章作业，死神就不会与人交集和踫撞。这要求我们在作业时除了毫不吝啬的付出力气之外，还要像射击瞄准一样保持自始至终的专注。

三

类似特别的体验不仅发生在1974年，1975年也有着同样意想不到的际遇。那一年的春天明媚而温暖，同上年一样，春节刚过我们就开始了如火如荼的年度训练，官兵们憋足了劲准备在训练中取得好成绩，可是，五月初我们又接到了新的任务：赴吉林市参加营建施工。
这是一场建筑一所陆军医院的施工，那所医院的代号，至今仍深刻的保存在我的记忆里：222医院。在这场施工中，我们连的任务不是建楼，也不是修路，而是出乎意料的去烧砖。在吉林市哈达湾的一座砖场里，我们用半年的时间做着一件从来没做过的事情。砖窑是一个用砖砌筑的椭圆形建筑，四周开有许多拱形窑门，窑内有拱形的穹顶，约有两米多高、四五米宽，像一条具有某种宗教色彩的神秘隧道。这是一种当时流行的转窑，我不知道它是不是那种从秦汉时代起就有的形制，但我知道我们要烧制的不是古时的那种青砖，而是红砖。砖古代又称“甎”、“塼”、“甓”、“瓴”、“瓴甑”、“瓴甓”、“令辟”等，《尔雅、释宫》中载：“瓴甑谓之甓。”两晋时著名文学家郭璞注：“甓砖也，今江东呼瓴甓。”中国制砖业历史悠久，起源于西周时代，在秦汉时期有较大发展，史称“秦砖汉瓦”。但古代制的砖因受封建礼制所限，多为青砖。青砖较红砖烧制温度更高，时间更长，工艺更为复杂，使用寿命也更为长久，可历千年而不朽。红砖的大规模使用则是近现代的事情，它的使用寿命远不及青砖，只有百年左右，但制作效率要较青砖高得多，我们要烧制的就是这种红砖。
那一年我任四班长，我们班的任务是装窑和出窑，这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有温度的工作。装窑和出窑是一项非常辛苦的劳动，其苦除了累之外最为印象深刻的是热。烧砖时，窑内温度达到九百多度，砖烧好之后，尽管经过二十多个小时的冷却降温，窑温仍有七八十度。走进窑里，恍如进了老君炉中，热浪灼人，身体仿佛成了一把喷壶，汗水顺着毛孔不停的淌出来，衣服一会就湿透了，与皮肤沾在一起，很快又被窑温和体温烘干；衣服干了又湿，湿了又干，直至无汗可流，汗里的炭酸纳挂在衣服上，开出了一朵朵碱花。而且为了防止被烫伤，即便是在三伏天，我们也要把自己包裹严密，除了眼睛外，一寸皮肤也不外露，这使我们的体感热上加热，再加上手里要不停的搬运热得烫手的红砖，人好像在燃烧中。
出窑就是将烧好的砖运到窑外摆好，砖的摆放有特别的要求，须每四块为一组侧立着放好，每四组为一层（各组摆放方向不同，横竖方向穿插，紧紧地挤在一起，成一个正方形），一共要码放到十二层，上面再叠放两组八块，形成一个砖垛，共计二百块，称为“一丁"。这样摆放的好处是砖垛稳固，数量也好查，只要查出有多少“丁"就可轻易算出砖数。前人总结的劳动诀窍令人叹服，他们让生活中最普通的劳作，处处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甚至小至每个动作都包含了细微的发现和创造，最终沉淀在劳动的方法和规则上，让后人生活的步伐更为敏捷和快速。
相对于出窑，装窑则是一件细活。装窑就是把砖坯码在窑里，它有着特定的码放形式，每一块都要侧立着放好，不能平放，也不能直立；砖坯之间要均匀的保持间隔，以使每块砖坯在烧制时都能充分的被火；码放要瓷实、稳固，确保不在燃烧时坍塌，坍塌被称为“溜缸”，溜缸的砖会断裂、变形，成为废品。所以每一块坯的位置、角度、姿态都要精心的落实。装好窑要把窑门砌好封严。
为了抢“火头”，出窑和装窑必须连续作业，这一套操作下来，人要在高温下不间断的工作六七个小时，干完活几近虚脱，身上披满红色的砖屑，人像着了彩装的小丑，只有眼是黑的牙是白的。
那一段“火热”的日子虽然不长，但它成为我漫长的军旅生活中的重要一页，它同我所经历的那些士兵生活里所有的日子一样艰苦。但艰苦有时也是一种财富，它就像一座砖窑，激情而火热，我们如砖坯置身其中，坚守位置，挺过高温，经受着一场火的历炼，只要没有“溜缸”，没有变形，就会被烧冶成一块有用的红砖，坚实强固，中规中矩，可以被砌在高楼大厦上，也可以被垒在平房小榭里，虽然作用微不足道，但在那特定的年代里不可或缺。这项工作我们整整干了五个多月，十月下旬结束了烧砖任务，十一月上旬回到营房。回来不久，我离开四班被任命为三排长，近六年的士兵生活就此结束了。

四

士兵生活的结束并非是我军人生涯的终止，艰苦依然如身上的衣服一样紧贴着我们。1976年我们执行的还是施工任务，内容由营建变成打坑道。这又是一个我们从未体验过的崭新经历。
记得是在三月下旬，我们乘着闷罐火车，经过一天多时间运行到达通辽，而后换乘汽车一路向北驶去。三月末的草原，还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秀美，草儿尚未换上绿色的春装，一望无际的枯萎把大地装扮得荒寒、野旷、萧索、单调；第一次坐着汽车走进草原深处，好像闯进了史前的化外之地，半天见不着一个人影儿，荒僻让人的心里有丝丝的恐慌；汽车疾驰，车旁的草地仿佛受了惊吓，纷纷从车的两侧向后奔跑，只有蓝天白云岿然不动；偶尔看到一座蒙古包，好似看到了家乡一样亲切，可当牧民的狗撵着汽车吠咬，人方从遐思中惊醒，知道我们已走进了从未走进过的陌生，某种孤寂像乌云样笼罩着心境。汽车如大海里的孤舟，摇晃颠簸着走了近一天，才在一处山谷中停下，那里就是我们新的营地。
部队住在帐篷里，一个排住一顶帐篷，近三十人挤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有些不便是自然的，但对于过惯了集体生活的军人们来说这已不算艰苦，甚至感觉这样倒有种不言而喻的亲近。每一次施工，都伴随着本质上一样的艰苦，但艰苦的内容和情节却又不尽相同。这一次，我们遇到的第一种算作苦的事情，是吃不到新鲜蔬菜。施工的驻地距离人烟稠密的产菜地区有一千多华里，交通不便，汽车也要走一天多时间，况且那时的部队没有大规模装备汽车，我们全团只有一辆苏联“嘎斯”，生活保障都要由军区配属的少量汽车来完成，无法为工地上的一千多人运送足够的新鲜蔬菜，即便能运上来也无处存放。所以，为了便于存储，只能运些干菜来，而运来最多的是萝卜干儿。我们上顿下顿吃的都是萝卜干儿。萝卜干儿无法用更多的方式烹饪，只有一种方法易行，就是盐水煮萝卜干儿，一吃就是几个月，吃得让人倒胃，萝卜味儿几乎成为那段时间从我们嘴里呼出来的标准“口味儿”。
施工在我们到达工地不久就展开了，部队经过工程兵技术人员的简单培训，先在山脚处打了几个较短的坑道，称为“班短洞”，这是一种步兵班的防御工事。这些工事很快就完成了，接着开始了主坑道的掘进。主坑道在山的中上部，是一个连的防御工事。施工按照打眼、放炮、清渣的顺序进行，其间还有一些很细的步骤，比如放炮之后要排烟，要检查和排除哑炮，而后还要由安全员进洞清理险石、排除险情等等，最后才是清渣。为了保证安全，这些都须严格按照规定的步骤进行。连队进行了细致的分工，放炮人员由连队在全连统一挑选和组织，经过专门的培训；每个排为一个掘进队，分为风钻手、安全员和清渣人员。施工分三班倒昼夜不停。做为掘进队长的排长，我的责任相当重大，即要保证工程的进度，更要保证全排战友的安全，所以打眼、放炮、清渣每一道程序都要密切关注、跟班作业。
最为关键的环节是打眼和放炮，因为它关系到工程的进度和安全。放炮有连队专门人员实施，而打眼须由我们自己来操作。打眼用风钻作业，作业面上两台钻机同时开动，一次要打十几个炮眼，持续两个多小时。炮眼的位置和数量要遵循一些程序和经验，大体上作业面的中间要打四个炮眼，称为“中炮”，亦称“掏心炮”；两边各打两个眼，称为“边炮”；顶部三至四个眼，称“顶炮”；底部三到四个眼，名为“底炮”，也叫“抬炮”。放炮时有严格的顺序，掏心炮先响，而后边炮，而后顶炮，最后抬炮。这样可以让放炮的效果最大化。
打风钻是一个很糟糕的活，作业时巨大的噪声被山洞聚笼和放大，不停的冲击着耳膜，耳鼓有针刺样疼痛，脑袋有发胀感；因为在山上作业无处取水，只能打“干眼儿”，粉尘在狭小的空间密集飞舞，洞里云遮雾罩，呼吸显得困难；尽管风钻手们都带着特制的防尘口罩，但石粉无孔不入，有一小部分被吸进嘴里，糊到嗓子上，嗓子眼儿干得冒烟；还有极小的一部分被吸入肺部，成为矽肺的隐患；另有些甚至伴着唾液进入胃里，参与了消化系统的循环。掌扶风钻的双臂，随着风钻的频率一起抖动，逐渐发麻发酸失去知觉；长时间站在作业面上手把风钻，人像雕塑样静止，不能随意改变姿势，以免把炮眼打斜或折断钻杆，疲劳很快漫延全身。但这些都不能让风钻手停止操作，唯一的办法是坚持，直至打完所有的炮眼。
危险无处不在，塌方、哑炮、险石随时可能变成威胁生命的恶魔，六月初从兄弟连队传来消息，塌方让一位战友把青春永远定格在这群山之上，这让我们十分谨慎的严格执行作业规则，幸运的是我们没有让悲剧在眼前复制。
放完炮排尽烟、清理了险石之后，接着就是清渣了。清渣没有技术含量，但是很累，一干就是几个小时。放炮崩下来的石头，像从监狱里逃出来的囚徒，被冲击波支配着散乱纷飞，随意落放，它们没有一致的规格，大小不一，边缘锐利。稍大一点的石头无法使用锹镐等工具移动，士兵们只能用双手一块一块地把它们搬到手推车上。血肉的手与坚硬的石头无数次的磨擦，手上的皮常常被磨破，血从破皮处渗出，疼痛从始至终，直到长出老茧；更大的石块须用大锤砸开才能搬动，双臂带动大锤轮起来，一会儿就把肚子轮空、把体力甩掉；汗无声无息地流下来，疲惫使人变得沉默，语言渐渐减少，在昏暗的洞里，劳作变成哑剧，变成无声无息不断重复的机械动作；疲惫最终使人对疲惫也失去了知觉，意识里只有石头以及双手不停的搬动石头，直到清完全部石渣，人才真正感到难以排解的劳累，一下子瘫倒在洞外的山坡上，再也不愿站起来。
那个年代，经历了一百多年磨难的庞大民族，刚刚在战争的废墟上站立起来，百废始兴，一切都在靠勤劳从头积累和创造，那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是一段深刻在历史碑石上的难忘岁月。在那个特殊的历史天幕下，一茬茬士兵们辛苦劳碌的身影，总会出现在最需要他们的地方，他们吃着粗粝的食物，拿着微不足道的报酬（每个月只有六、七元钱的津贴），支付的却是昂贵的青春甚至是生命的长度。他们以各种含辛茹苦的艰难奋斗和无私付出，筑起了一道坚固的长城，让身后广袤的土地上，几十年里没有鸦片战争，没有甲午战争，没有军阀混战；没有英法联军，没有八国联军，没有日本侵略军；没有割让土地，没有租界，没有满洲国；没有火烧圆明园，没有南京大屠杀。神州万家灯火，国家和平安宁，百姓无战祸之虞。他们以军人独有的方式，为一个古老的民族创造了一种其最为渴盼也最为珍贵的价值：和平。我骄傲我曾有幸把青春像一捧细沙样铺洒在这样一段历史路途上。
“日暮苍山远”，转眼四十多年过去，当太阳把我的生命携行至傍晚，如山一样沉重的往事与如水一样明澈的青春，都已成为遥远的风景，薄暮虚掩着曾经的岁月，往事变得迷离，但那艰苦与快乐并行的年月我不会忘记，每次回忆，都是对那远去岁月的浅唱轻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