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纷纷下着小雪，地上开始凝结，气候寒冷。疫情事期，晚饭后我正背靠沙发，脚伸火桶，在家舒适地看电视，突然手机铃声响了，原来电话是五里之外的县城同事打来的，他家房子的电路有问题，开不了灯，叫我赶快过去看看。我是电工，县城一带不少人家的电气故障都是找我维修。说实在话，现在这种天气我实在不想出门。老婆好象看出了我的不情愿：“这大年初五，人家黑灯瞎火的很着急，快去给人家看看，速去速回，路上注意安全！”听老婆这么一说，我便戴上口罩，骑着电瓶车出门了。几分钟就来到了城郊中心村的路口，这里设了个疫情检查岗，非常时期盘查进村的行人。灯光下，只见公路旁边放着一张办公桌子，桌子边上拉起了一条横幅，红底黄字醒目地写着：“党员志愿者服务岗”。桌子后面佝偻着一个满头白花花的人，不知是发白还是雪盖成这样，全身被军大衣裹着，大衣上粘有些雪花，袖子上佩戴个红袖套，上面写有防疫检查黄色字样，这好象是我们村里的老倔头。我电瓶车奔弛而过，也没看清楚人的面孔，心里却思考着：这老倔头都快八十的人了，去年上半年还做过心脏搭桥手术，不可能让他在这里蹲守。
来到同事家，检查结果是断路器坏了，换了一个，不到一个小时就返回，再次来到村口已是晚上八点多钟了。这时桌边上站了个人，我一眼就认出是老倔头的老婆，桌上面多了个保暖饭缸，原来她是给老倔头送饭来了。我慢车接近桌边上，只见老倔头站起身子，伸出那只戴红袖套的手：“停，证！”原来疫情时期，根据上面防控部门的指示精神，各村都实行了封村、封道，限制村民进出村次数，阻止陌生人进村。村民每户发三张“通行证”，每周每户只限一人外出购物、办事，防止过多人员流动，感染病毒。我因走时匆忙，忘记带证了，就对老
倔头说：证我忘带了。
老倔头：“没证不能过去。”
我：你不认识我吗？都是村里人。
老倔头：“村里的也不行，我只认证不认人。”
这时，老倔头的老婆见老倔头不放我走，急忙瞪着老倔头：“死老头，我说你真是个犟驴，让姚师傅回家！”
老倔头：“姚师傅也不能特殊，如果村民个个都这样，这个岗还有必要设吗？”嘿，这老倔头真是一根直肠通到底，不转弯。
一提起老倔头，我油然想起了一桩往事。老倔头，原名耿志强，一米六出头的个子，看起来人很瘦弱，性格却是个倔犟的汉子，做事说一不二，凡他认定的事情，想让他变卦，八匹马也拉不回，故有人就给他取了个外号老倔头。
老倔头当过几年兵，退休前和我是同事，同在县机械厂上班，他当门卫，我干机修。过去员工上下班没现在这么先进，有磁卡、指纹识别机。当时我们厂职工每人每月发个小卡簿，上班时交给门卫登记，下班后取回，如果上下班没有迟到、外出、早退，门卫就盖上蓝色“正常”印章，否则就由门卫记上时间，每月汇总交厂财务科扣当月工资。有一次我上班迟到了，正骑着自行车在路上快奔，突然见老倔头站在前面路边喊我：“姚师傅，我也迟到了，带我一程！”等到我骑到他跟前停下，他跳上车后架后说：“昨晚去朋友家酒多了，今天睡过头了。”我心里却暗自庆幸，你门卫都在我后面，今天我迟到总不会给记上吧？到厂，我把卡扔进门卫桌上的卡堆里。殊不知下班领卡时，我的卡上今天的出勤不是蓝章，而是红笔写着7点35分，上班迟到5分钟。见状，我很怨恨老倔头，心想：当时如果我不捎上老倔头，就不会被写迟到，我这是好心成恶报，悔不当初。没想到月底老倔头倒来找我，扣工资五块钱他硬要赔给我，让我给谢绝了。后来老倔头又买了好多糖果给我孩子吃，时间一长，我也不再生他的气。
老倔头，你到底要干什么？这次我真怒了，说着我就骑上电瓶车要往前冲。老倔头看我要冲过的样子，便伸出冻得颤抖的手抓住我的衣服，我正要推开老倔头，突然身后有个洪亮的声音喊我：“姚师傅，等一下！”我回头一看，原来是村支书查岗来了。
村支书：“从明天起，村里长期在县城工作的、卖菜的、做手艺等服务人员外出村外不再受限制，村统一发特别通行证。”
接着村支书又说：“疫情期间，为严防死守，不让新冠病毒感染我村，村党委会议决定由村里党员充当志愿者，轮流在此设点查防，考虑到老耿年老、又动过手术，身体差，我们本决定不让他来此值班，但老人家主动请缨，他说，作为一名老党员一定要给年轻人做榜样，老人家精神可贵啊，值得大家尊敬、学习。”
村支书还说：“这证本来明天准备给你送去，现在正好交给你。”说着村支书把“特别通行证”交给了我：“你回去吧，路上慢点！”老倔头也挥手向我示意。
雪还在下，公路两旁如同铺成了白色的地毯。我回到了温暖的家，望着门外满天琼花飞舞，想着老倔头还在风雪中坚守，心中充满了对老同事的敬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