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8-04 09:50:27) 本文摘编自《我们这一代——滇云人类学者访谈集萃》 因篇幅原因略有删节。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林超民，云南大学教授，云南文史研究馆馆员；1985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先后任云南大学历史系副系主任、系主任、西南古籍研究所所长、东亚影视人类学研究所所长、云南大学副校长、巡视员；1991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予“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1992年被评为云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3年获国务院专家津贴，1998年被评为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2011年获红云教育功勋奖，2014年获云南省政府2013年度云南诤言奖。 王春桥，历史学博士，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中国西南古籍研究所教师。 民族学风雨八十年 王春桥：云南大学的民族学在全国学科排名中，不是第一就是第二，与中央民族大学的民族学不相上下。请您谈谈云南大学民族学的建设与发展。 林超民：云南大学建立后很重视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文化的研究。云南大学的历任校长都十分重视云南民族问题的研究。在学校建校之初，首任校长董泽就提出要建立云南乡土苗蛮社会民俗调查研究所。明确说，云南是一个夷人、苗蛮（那时候没有“少数民族”这个词）众多的省份，云南大学应当重视夷人社会的研究，开展这方面的教育。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中山大学的人类学家杨成志先生就到云南来做民族研究，帮助云南大学开展人类学的研究与教学。他指导的硕士研究生江应樑先生到今天的德宏州做田野研究，于1938年写成《云南西部的“摆夷”研究》一书，并以此获得硕士学位。1937年熊庆来出任云南大学校长。作为云南人，他清楚地认识到：滇边之问题日益繁多，举其大者如滇边之国防、滇边之界务、滇边英法之侵略以及滇边土人之同化，凡此种种不胜枚举，然均为我国上下所宜注意者，也不特中国政府当局应加筹划，即一般民众与乎学术机关应加研究，以便找出滇边问题之所在，明白滇边问题之困难，了解滇边情况之内容，发为著作，以供国人之研究及政府边政经营上之参考。要推进云南边疆行政管理，促进边疆经济建设，发展边疆文化教育，“非有曾受过社会学切实训练之专门人才不为功”。熊庆来计划在云南大学成立社会学系，以促进边疆发展。熊庆来向中英庚款董事会提出申请，聘请吴文藻先生到云南大学任教。在中英庚款的支持下，吴文藻于1938年到云南大学任教，并于1939年7月创办社会学系，吴文藻任系主任。在中英庚款和农民银行的支持下，燕京大学与云南大学合办“社会实地调查工作站”。一年后，即1940年，费孝通接替吴文藻担任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并担任社会学实地调查工作站的负责人。云南大学的社会学系、社会实地调查工作站在社会学的理论研究、实地调查、人才培养上做出了骄人的成就。这时，云南大学还没有历史系，只有文史系，系内分文学、历史、外语三个组。那个时候社会学系很受重视，在云南大学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有特色的系科。这一点后来在云南大学的历史上都被淹没了。  呈贡太古城魁阁学者雕塑，左起依次为瞿同祖、吴文藻、谷苞、林耀华、陶云逵、田汝康、许烺光、费孝通、张之毅、胡庆均、史国衡 直到20世纪末，费孝通在回忆录中讲述了云南大学社会实地调查工作站（外号“魁阁工作站”，因昆明遭日机轰炸，社会实地调查站迁到呈贡魁阁而得名）的由来和发展，才引起学术界的重视。谢泳、王铭铭、潘乃谷等学人，做了“魁阁”的学术史研究，认为它是中国现代学术发展的一个标本。“魁阁研究”主要是传统的社会学，不完全是民族学，在民族学方面有田汝康的《芒市边民的摆》，李有义的《汉夷杂区经济》等，但大多数还是社会学方面的。与此同时，方国瑜先生在云南大学创办了西南文化研究室，发行《西南边疆》杂志（季刊），出版《西南边疆研究丛书》10种。西南文化研究室研究的深度、广度和成果与魁阁研究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方国瑜领导的西南文化研究室以历史文献、地方史、民族史、边疆史为主，对边疆历史地理、自然地理、人文地理也很重视。社会实地调查工作站与《西南边疆》在云南大学形成两个系统：一个是杨成志、吴文藻、费孝通他们延续下来的社会学、民族学系统，以社会学为主；另一个就是方国瑜开创的以历史文化为主的西南边疆研究。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费孝通回到北京，到燕京大学去了，由杨堃担任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杨堃从法国回来，在葛兰言的指导下获得博士学位。他来后就在云南大学推广社会人类学的研究。他推荐广州珠海大学文史系主任江应樑先生到云南大学社会学系执教，并在昆明近郊的玉案乡、北新乡、西碧镇、又合乡及灵源乡5个地方设立了工作站。社会学系有了新的发展。  《西南边疆》杂志 到了1950年以后，社会学系被撤销。本来云南大学文科最好的是社会学系，其次是法律系。社会学系撤销，杨堃还好，到历史系来教书。江应樑因为当过车里县（今景洪市）县长，一直被审查，先是到生产科，然后到教务处那里写检查交代。后来上面有人说，江应樑是学者，去车里当县长是为了做学术研究，他没有参与政治，他才被解脱，安排到历史系任教。云南大学的社会学系撤销了，原来社会学系的教师大多并到历史系，原来的“魁阁”系统与“西南边疆”系统合二为一，变成了一个体系。原来文史系有三个组，叫文组、史组、外语组，1951年就正式成立外语系、中文系、历史系。1952年，社会学系被撤销。这时，云南民族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云南大学要依靠在民族研究上卓有成就的教授开展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  费孝通在中央西南民族访问团 1950年6月，中央组织了中央民族访问团，费孝通是西南访问团的副团长（团长是刘格平）。他们到云南，对云南大学的民族研究有重要的促进作用。1956年春，毛主席说，我国有些少数民族也准备进行民主改革了，需要把少数民族社会历史情况搞清楚，以便采取相应的政策。毛主席还说，现在我国少数民族处于各种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有原始社会形态、奴隶制形态、封建制形态，及这几种社会的过渡形态。不知道现在世界上，还有其他哪个国家，还同时保留着这几种社会形态。我国少数民族地区这几种社会形态都还有，这是一部活的社会发展史，是研究社会发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活的宝贵的科学资料。少数民族地区在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以后，社会面貌将会迅速变化。因此，现在要赶快组织调查，要“抢救”，把少数民族地区这些社会历史状况如实记录下来。这些事情，早做比晚做好。早做能看到本来面目；晚做，有些东西就没有了，只能靠回忆了。为贯彻毛主席的指示，云南开展大规模的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方国瑜、杨堃、江应樑是这次民族大调查的学术领导。方国瑜先生主要的工作是收集整理文献，他为这次民族调查整理了一个文献资料，叫“文献中的云南民族”。他把文献中从古到今与云南民族有关的史料全部都摘录出来，接着就撰写了《云南民族史讲义》。这次大规模的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为国家识别少数民族，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改革，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能够平稳、健康、有效地进行，既没有出乱子，也没有留下后遗症，民族学、社会学家、历史学工作者的科学研究起了巨大作用。 1969年8月后，方国瑜先生接受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西南地区）的任务，开始《中国历史地图集》的西南部分的绘制工作。1978年9月，我考取中国民族史专业研究生，师从方国瑜教授研修中国民族史，1981年毕业，受聘在云南大学任教，1982年接着跟从方国瑜先生读博士。1983年12月，方国瑜先生去世了，就由江应樑先生指导。江应樑先生提出，我们搞民族研究，要把民族学、语言学、考古学和历史学结合起来，才能认真地研究好民族。仅仅是文献也不够，你必须做田野研究；你做田野研究，不知道文献也不行。做民族研究还必须具备语言学的知识，学会被研究对象的少数民族的语言。他还提出了体质人类学的问题。他很赞赏把美国人类学的四个分支，语言人类学、体质人类学、考古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结合起来。他主张不要单靠书本，要做田野，而且他的田野是做得非常好的。1937年中山大学派他到云南考察傣族社会，他得到云南省政府的帮助。他到德宏地区后，芒市土司方克光颇有见识，帮助他到芒市、遮放、勐卯（今瑞丽市）、陇川、干崖（今盈江县旧城）、盏达（今盈江县平原镇）、南甸（今梁河县）7个土司区，写成《云南西部的“摆夷”研究》一书。1941年春，江应樑先生进入大凉山彝区做田野研究，披毡衫、穿草鞋、吃苞谷饭，住木架房，跋山涉水，十分艰苦。当年7
月回到昆明写成《凉山彝族的奴隶制度》一书。1945年8月，江应樑先生到西双版纳做田野研究。他跑遍了车里县的橄榄坝、大勐龙、小勐养等地的傣族村寨，还到了邻县的佛海（今勐海县）、勐遮（今勐海县勐遮）。他给我讲田野调查，说田野调查是民族学/人类学的基本功。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就不能写出好的民族志。这些话我铭记在心，未敢稍有疏忽。  江应樑在调研中与芒市摆夷贵族新娘合影 1985年5月，我通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8月我被任命为云南大学历史系的副主任，1986年，我提出云南大学要成立民族学专业。我的建议得到学校领导的赞同。我撰写了成立民族学专业的报告交学校。学校报到云南省教委，教委说民族学由民族学院办，一个省不宜有两个民族学专业，不同意云南大学办民族学专业。我就重新写报告，申请创办人类学专业。当我们申请人类学专业的时候，中山大学的梁钊韬教授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人类学系，他们先在历史系创办民族学专业，然后从历史系分出来成立人类学系。后来，陈国强教授发起组建中国人类学会，秘书处设在厦门大学。当时有三个学会（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叫作三足鼎立：社会学的会长是费孝通，设在北京大学；人类学的会长是陈国强，设在厦门大学；民族学的会长是宋蜀华，设在中央民族学院。我提出建立人类学专业的报告得到云南省教委同意，上报国家教委。我又去国家教委游说。那是一个刚比较开放的时期，1987年国家教委批准云南大学开办人类学专业。我们是中国高等院校中第二个有人类学专业的，第一个有人类学专业的是厦门大学，第一个有人类学系的是中山大学。1988年我们招收第一批本科生。 广纳天下士 王春桥：创办人类学专业，如何解决师资问题？ 林超民：专业建设的首要问题就是师资。没有教师如何培养学生？谁来搞科学研究？我们先依靠历史系原有的教师。人类学专业的基础课是民族史，这是云南大学历史系的强项。我们请中国民族史教研室、云南地方史研究室、西南边疆研究所的老师在担任民族史课程的同时，动员历史教师开出人类学概论、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人类学田野调查、中国民族概览、世界民族概览、民族理论与政策、宗教学概论、考古与民族等课程。 宗教学请杜国林教授主讲，民族理论与政策请熊锡元教授主讲、考古学请蔡葵教授主讲。我自己就开设人类学概论、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等课程的教学。历史系民族史博士沈海梅转向性别人类学和历史人类学的研究与教学。我们从中山大学引进学习语言人类学的硕士马京。我培养了一位从事民族语言研究的博士杨文辉。为了开设体质人类学/
医学人类学课程，我到昆明医学院招聘了妇产科硕士张实，把她送到中山大学研修体质人类学。为把人类学专业办好，我从民族学院引进王筑生博士。1993年底，王筑生同妻子杨慧放弃了在美的永久居留权回国，是1980年以来第一个回国服务的人类学博士。王筑生回国后先到中央民族大学工作，后到云南民族学院任教。我多次到王筑生府上拜访，诚恳邀请他到云南大学历史系执掌人类学专业。王筑生和杨慧调到云南大学历史系后，人类学专业的建设就由王筑生全权负责。他对云南大学人类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我和他一起申请到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于1997年1月6日在云南大学成功组织了
“国家教委第二期中国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来自国内外的中青年学者74人参加了研讨班，还有60多位非正式的旁听学员。林耀华、田汝康、宋蜀华、郑杭生、李亦园、乔健、庄英章、陈国强、黄淑娉、何耀华、来曼、何大伟、麦金农、魏捷兹等著名的国内外一流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应邀出席会议并做精彩演讲。毫不夸张地说，这是20世纪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最大的一次盛会。 林超民与费孝通、李亦园合影 影视人类学的滥觞 王春桥：云南大学影视人类学在全国颇有名气，是全国的影视人类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一个重要基地。请您谈谈云南大学影视人类学创办的历程。 林超民：在办人类学系的时候，我们就注意到影视人类学。传统的人类学在田野研究的基础上用文字撰写民族志。主要依靠文字，依靠笔记，靠手绘图画、照片等写出民族志。随着科技的发展，有了电影，有民族志的电影。在欧洲、美国就发展出影视人类学。我在美国看了不少民族志电影，有讲非洲的，有讲北美印第安人的。20世纪60年代，我们在云南大学读书看过少数民族科学纪录片（又称“少数民族科教电影”）。到20世纪80年代，我们历史系每学年都会给学生放映20世纪50年代拍摄的少数民族科教电影。我们对影视人类学有些粗浅的认识。 当时我们历史系有个毕业生叫郝跃骏，毕业后先到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工作，后回到云南电视台，他跟范志平导演合作拍了民族志电影。如《普吉和他的情人们》《拉木鼓的故事》等，引起影视界的重视。香港有个美亚影视公司，他们主要做娱乐的。他们想做云南少数民族的纪录片、生活片、娱乐片。我们一拍即合，1993年，我们与美亚签订协议，成立了东亚影视人类学研究所。 这时候，来了一位叫瞿开森（Karsten
Krueger）的德国青年。他代表德国哥廷根科学教育电影厂来与我们联系合作申请德国大众基金一事。哥廷根科教电影研究所，主要是拍摄自然科学教育片，也拍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教育片。瞿开森在复旦大学留学，学中文。他看过20世纪50年代在云南拍的民族志电影，与我们联系将这些电影配上英文字幕。我们找人给这些民族志电影配上英文，比如景颇族就是王筑生来翻译。他把这些电影带到欧洲大小电视台去销售。这些电影在欧洲大受欢迎。德国的大众基金每年资助一个亚洲的人文项目。我们跟哥廷根科教电影制片厂合作，向大众基金提出申请，建立影视人类学研究所。 1995年3月，德国哥廷根科教电影制片厂特邀汉学家拉克拉教授到云南大学就合作项目可行性做考察。我全程陪同，给他介绍了云南大学民族学/人类学教学、研究、社会服务的历史、现状、成就、特点、优势等。1995年4月，在北京举办首届国际影视人类学研讨会，成立中国影视人类学学会，请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所长杜荣坤研究员当会长，我当选为副会长。在会上我们和德国哥廷根电影研究所所长卡拉（Galle）博士磋商，拟定双方共同在云南大学成立一个影视人类学研究所，培养影视人类学人才。1996年初，德方向大众基金会提出了申请，并邀请我作为中方代表参加12月在德国哥廷根举办的专家论证会。1996年12月，我应邀作为中方代表参加在德国哥廷根举行的该项目专家论证会。德国大众基金会的代表噶勒女士，她负责亚洲事务，还组织了一些专家来论证，我是去答辩的，回答专家们提出的各种问题。我的论证答辩得到与会专家，尤其是噶勒女士的赞赏。我刚返回云南大学，就得到大众基金批准我们项目的好消息：大众基金资助云南大学成立亚洲第一个影视人类学研究所。  与德国影视人类学家芭芭拉教授交流 影视人类学研究所成立后有三个任务：第一是培养人才；第二是拍摄影视人类学纪录片；第三是编纂出版中英德文影视人类学字典。德国大众基金由瞿开森管理。他请在昆明教英语和德语的德国女青年安莉担任秘书。我们邀请世界一流的专家来上课，全英语教学。电影的编辑、摄影、制作，都是德国一流的专家来上课。我们请了英国曼彻斯特影视人类学中心的主任保罗教授，请了美国著名的学者影视人类学家霍金斯教授、德国的芭芭拉教授等。我们也请了国内著名的学者，比如社会科学院的刘达成、郝跃骏，云南民族大学的蔡家麒等。我给学生讲云南民族历史与文化。 影视人类学研究所培养了11个硕士学生。学生们在外国专家的指导下拍了6部片子：《不再缠足》《卖报人》《弹棉花人与弃婴》等等。后来我带着片子到德国汇报，拿到欧洲放映，得到好评，有一个片子还得了奖。第一期获得大众基金高度评价。学生毕业时，我们发两个证书：一个是影视人类学研究所高级进修班毕业证书，一个是云南大学法学硕士学位证书。第一批办得很成功。取得成功后，我们接着申请了第二期。第二期办得更好。第二期办完后，德国人认为云南大学的影视人类学研究所办得很好，达到预期目标，可以独立运行，就不再资助了。与此同时我们用国家“211”重点学科项目，在人类学系建立了影视人类学实验室，在全校开设了专业性的“民族与电影”这样的公共课，推动了云南人类学的发展，使云南大学成了全国重要的影视人类学基地和中心。我们培养的学生，现在都变成了云南省影视人类学的中坚和骨干学者，比如陈学礼、张海、徐菡、李欣、鲍江、李建钦等。影视人类学成为云南大学的特色学科，不少学校派人前来学习。 学科建设是大学建设之基石 王春桥：您在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工作等学科的建设中都做出了重要贡献，是我们崇敬的教师，您在学科建设上有什么经验？对今后学科建设有什么建议? 林超民：学科建设是大学最基本的建设。大学的基础就是学科。学科建设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就是从我们所处的地理环境出发，从地缘优势出发，为地方的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提供科研成果，培养有用人才。因时制宜，就是要与时俱进。不仅要从现实的需要搞好科学研究，更要有前瞻的眼光，提出超前的计划。不仅仅是紧跟时代，而且要用超前的研究引领时代的发展。学科建设一定要有特点，创造特色。要有长期稳定的研究方向。要着重培养人才，尤其是年轻人才，薪火相传，继长增高。回想自己在专业建设中所做的工作，不禁想到弘一法师的一首诗：“我到为植种，我行花未开。岂无佳色在，留待后人来。”  林超民教授近照 2014年我从行政领导岗位上退下来，2015年开始不再招收博士研究生。
我可以静心专注搞自己的学术研究。现在我专心“补读少年书”。过去有许多书没有认真读，要重新读；有的书没有时间读，要从头读。自己资质笨拙，但记得“勤能补拙”的古训，不断努力做好自己的学问，方国瑜先生说，“不淹没前人，要胜过前人”。我主要是做好方国瑜全集的整理、编辑、出版工作。我自知不可能胜过前人，超越前人。但记得《大学》的一句话：“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抓紧每一天的时间做好自己的功课，力争超越自我。由于能力有限，时间有限，我在学科建设上实在是乏善可陈。只是尽心尽力做好自己应当做的工作，不求建功立业，只求无愧无悔。我喜欢龚自珍的诗句：
“一事平生无齮龁，但开风气不为师。” 【对话】林超民：但开风气不为师（上）  我们这一代：滇云人类学者访谈集萃 尹绍亭 主编 ISBN 978-7-5077-5955-6 2020年7月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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