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钧窑被后世称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烧制年代是目前中外陶瓷学界争议较大的问题。近年来学界对相关文献的梳理推动了钧窑问题的研究 ，但仍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检视文献所载钧窑相关资料，可知钧窑概念有一个形成过程，不同时代的钧窑产品蕴含着不同的信息。本文拟以文献为基础，结合考古发现的新资料，探讨钧窑概念的演变过程，以期对钧窑的产品及时代作出科学判断。  宋 钧窑玫瑰紫釉长方花盆 故宫博物院 迄今难以看到北宋以前明确记载钧窑的文献。金代赵秉文（1159－1232）有《汝窑酒樽》诗：“秘色创尊形，中泓贮绿醽，缩肩潜堰蜓，蟠腹泓青宁，巧琢晴岚古，圆 碧玉荧，银杯犹羽化，风雨慎缄扃。” 汝瓷酒樽釉色“晴岚”，据学者研究，实际上是天青色 。赵秉文生活的金代中后期宝丰清凉寺汝官窑已经停烧，汝州城内张公巷窑主要烧造青釉瓷器，该时期天青色釉瓷器的胎土很可能来自跟汝州一致的伏牛山东段，即陶瓷原料相同的汝州、钧州接壤地带。天青色是早期钧釉瓷器最具特点的釉色 ，赵秉文的诗很有可能描绘的是钧瓷。钧州东张镇至元二十三年（1286）碑载，赵秉文曾为东张镇德应侯柏灵翁题写匾额 ，对钧州瓷业有一定认识的赵秉文不记钧窑，表明钧瓷当时还处于仿汝阶段，被认为是汝窑一类的产品。较早生产钧瓷的窑址位于今青龙河流域禹州市神垕镇刘家门一带，金代属汝州辖区。金代在青龙河流域设“黄道镇”，属于汝州府下辖镇。另一个较早烧造钧瓷的野猪沟在金代也属于黄道镇 ，故金代人将刘家门、野猪沟一带窑场所产瓷器亦称为“汝瓷”。  北宋 钧窑紫斑碗 目前所见关于钧州窑业最早的文献为《元典章》“磁窑二八抽分”条，称：“至元五年（1268）七月初五日，制国用使司：来申，均州管下各窑户合纳课程……” ，记载了元早期钧州窑业的税制。至元二十三年（1286）《张左己碑》详细记载了钧州东张镇的瓷业生产状况，所涉税制与《元典章》正相对应，并称所产器是“百家之用所物” 。及至明代初年，系统记录瓷器的著作《格古要论》 和《碎金》都没没有提及钧窑。明正德、万历《大明会典》中则有宣德时期钧州瓷器贡御的记载：“凡河南及真定府烧造，宣德间题准，光禄寺每年缸、坛、瓶，共该五万一千八百五十只，分派河南布政司。钧、磁二州酒缸二百三十三只……” 可见明代早期开始钧州窑场的缸、坛、盆等产品已经贡御，但未说明是何种釉色的瓷器。  元代 钧窑玫瑰紫釉鼓钉三足水仙盆 钧窑之名长期被认为始于明代吴中、吕震奉敕编《宣德鼎彝谱》，该书被考证是一部后人托吕震之名的伪书，非宣德时所著，其成书年代可能在明嘉靖时期，甚至不早于明天启丙寅年（1626） 。宋诩《宋氏家规部》卷四“窑类”条在介绍了柴窑、汝窑、官窑等十三个窑之后，接着记：“钧州窑，深紫色者，粉青色带微紫色者，质甚厚。” 宋诩活跃于明代弘治年间，所著《宋氏家规部》的年代大致在明中期，行文上钧州窑虽排名较后，但第一次明确记载了钧州窑瓷器是天青色紫色、高温铜红釉窑变的釉色，这是花盆、盆托、出戟尊等类官窑钧瓷，即今人所谓“官钧”的主要特色 。  宋 钧窑玫瑰紫釉花盆 故宫博物院藏 陆深《俨山集》也较早记载了钧州窑产品，他在《书·京中家二十三首》中记：“吾儿不欲收买古董，甚正当。吾所以为之者，欲为晚年消日之资，亦不可为训也。若是古来礼乐之器，又不可直以玩好视之。今寄回钧州缸一只，可盛吾家旧昆山石，却须令胡匠作一圆架座，朱红漆，前寄回银砂两包，此出涪州，俱是辰砂研成，只宜入漆，不可杂用了，知之知之。钧州葵花水奁一副，又有菱花水底一个，可配作两付，以为文房之饰，余不再收可也。” 据前后书信所记时事，讲到本年钦点状元是茅瓒，知此信写于嘉靖十七年（1538） 。书中提到“钧州缸”、“钧州葵花水奁”、“菱花水底”，从器形及用途来看，应是钧窑花盆、盆托等官窑钧瓷花器。从中也知钧州花器在当时已被作为古董收藏，其生产年代远离陆深生活的嘉靖时期。成书于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嘉靖钧州志》称，“瓷窑（笔者注：钧窑）在州西大刘山之下” 。明万历以后有关钧州窑的著述渐多，大体可归为三类。第一类对钧窑评价不高，以成书于万历十九年（1591）高濂的《遵生八笺》为代表。该书《燕闲清赏笺》论及窑器分四小节，第三节“论诸品窑器”最后才介绍均州窑。书中较早描述钧窑的釉色特征称：“若均州窑，红若胭脂，青若葱翠，紫若墨黑”，“三者色纯无少变露者为上品”，此外高濂还提及了瓷器的器形、胎质等。高濂的记载影响甚远，以致其他明清文人提到钧州窑必提及朱砂红、葱翠青、茄皮紫，并以此三种釉色为贵，这也是钧窑官窑花盆、盆托、出戟尊等花器的常见釉色。第二类对钧州窑持肯定态度，以张应文著于明万历前期的《清秘藏》为代表。该书卷上载：“均州窑红若胭脂者为最，青若葱翠色、紫若墨色者次之，色纯而底有一、二数目字号者佳，其杂色者无足取。均州窑下有龙泉窑。” 将钧州窑列于宋五窑之后的第一位，描述亦中肯。第三类评价也不高，以明万历黄一正《事物绀珠》所记“均窑器大，稍具诸色，光彩太露” 为代表，指的可能是钧州产白地黑花和白地黑花加褐彩、红绿彩等其他瓷器，并非钧釉瓷器。  宋 钧窑月白釉出戟尊 故宫博物院藏 明代后期文献记载钧州窑渐多，表明其产品正日益受到关注。值得注意的是，曾任明礼部尚书的董其昌《筠轩清 录》中称，“均州窑之不有龙泉窑古” 。可见明万历前后对钧州窑权威的说法是它晚于龙泉窑。龙泉窑南宋末年开始为人所重，钧州窑的时代要晚于南宋，即元及明 。此外，高濂在《遵生八笺》中谈到钧釉花器后，还称，“其它如坐墩、炉、盒、方瓶、罐子俱以黄沙泥为坯，故器质粗厚不佳，杂物人多不尚”，此处所论 “坐墩、炉、盒、方瓶、罐子”，说明钧州窑烧造钧釉花器的同时，还生产白地黑花、白釉类瓷器 。 明代嘉靖、万历甚至天启时期，托吴中、吕震奉敕所编的《宣德鼎彝谱》记：“悉仿宣和博古图录及考古诸书，并内库所藏柴汝官哥均定各窑器皿款式典雅者，写图进呈检选，依原样勒限铸成。” 与先前文献不同，编者破天荒地将钧窑排在定窑之前，与其他宋代名窑并列，即“柴汝官哥均定”，表明钧州窑地位开始提高。清初文人承袭《宣德鼎彝谱》的排名，开始将钧州窑附会为宋代制品。孙承泽《砚山斋杂记》卷四“窑器”条称：“窑器所传柴汝官哥钧定可勿论矣”，将钧窑与其他名窑并列，并录《高江村酬苍林宋钧窑瓶歌》：“僧僚偶见双耳瓶，黛色浓淡光冷冷，异哉均州旧时造。”注曰：“宣和间内府尚古器，搜求民间无敢隐者。” 至此，钧窑瓷器变为北宋宣和内府器。  北宋钧窑天蓝釉盏托 故宫博物院 清乾隆年间，“钧窑”之名正式出现，被认为是北宋制品，甚至北宋官窑。约成书于清乾隆年间的《南窑笔记》中记：“均窑，北宋均州所造，多盆奁、水底、花盆器皿。颜色火红、玫瑰紫、驴肝、马肺、月白、红霞等色。骨子粗黄泥色，底釉如淡雅色。有一二数目字样于底足之间，盖配合一副之记号也。釉水葱蒨肥厚，光彩夺目。” 成书于清嘉庆二十年（1815）《景德镇陶录》卷六《镇仿古窑考》称：“均窑，亦宋初所造，出钧台，钧台宋亦称钧州，即今河南禹州也。土脉细，釉具五色，有兔毫丝。红若胭脂朱砂为最、青若葱翠、紫若墨者次之，三者色纯无少变者为上。” 不但指出钧窑高温铜红釉窑变瓷器为北宋，更点名为宋初所造。  宋代钧窑瓷片 晚清许之衡《饮流斋说瓷》和陈浏《陶雅》对钧窑更为推崇。《饮流斋说瓷》“概说第一”记：“宋最有名之窑有五，所谓柴汝官哥定是也，更有钧窑，已甚可贵，其余各窑则统称小窑。” 陈浏《陶雅》卷上记：“古窑之存于今世者，在宋曰均、曰汝、曰定、曰官、曰龙泉、曰建” ，将钧窑列为宋窑第一，陈浏是将钧窑列为宋窑第一的唯一者。晚清民国时文献中钧窑地位陡增主要是因为其在古玩市场上价值的提升。陈浏曾说：“余初著书时，宋钧且不见重于西商。今则宋元瓷器声价陡增，然犹必沾沾于紫釉，犹未得天青之三味也。” 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记：“光绪初年，乐亭刘氏极豪奢，伺猫犬饭盆，悉用钧瓷，取其质厚不易损，海王村商人以贱值得之者。彼时内府均窑花盆内亦不过种三文一棵之六月菊，绝无宝贵意。曾不二十年，以欧人最重此瓷，腾涨至万金以上，谈者云更二十年，均窑恐将绝迹国中矣。” 钧瓷的称谓这时已出现。  钧窑天蓝釉碟，北宋， 至于宋代五大名窑的说法最早由谁提出，已难于考证。1951年陈万里称“汝窑为宋代四大名窑之一”，而不称钧窑为名窑‹8› 。1958年关松房《金代瓷器和钧窑的问题》，指出当时已有人“将钧窑与定、汝、官、哥列为宋代的五大名窑” 。可知至迟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包括钧窑在内的宋代五大名窑的说法已经出炉。其大体思路是沿袭前人所说的“柴汝哥官定”五窑，在将不见实物存世的柴窑排除后，被视为北宋官窑的钧窑在与龙泉窑的竞争中脱颖而出，递补入五大名窑之列‹10› 。 综上，钧窑概念形成的主要脉络是，元代早期始有“钧州”窑业记载，钧州窑之名最早出现在明弘治年间，明嘉靖之后“钧州窑”记载渐多，暗示其地位逐步提高。明万历之后避明神宗朱翊钧之讳被记为“均州窑”。明代后期的《宣德鼎彝谱》提出“柴汝官哥均定”，应是钧州窑成为名窑的源头。清乾隆年间出现钧窑之名，被说成是“官窑”，有了其始于北宋的说法，嘉庆年间被认为是“出钧台”，“宋初所造”。晚清以后钧窑被列入宋代名窑，直至20世纪50年代随着宋代五大名窑说法的最终形成而跻身其列。  钧窑窑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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