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 勤 男，50后中期。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并有幸与新三届(级)都有瓜葛，结缘都深。睡过77级的寝室，坐过78级的教室，当然呆的最长的还是79级。当属与众不同的"跨届"求学者。  我的大学 我考上大学那一年的年龄，正好同儿子研究生毕业时的年龄相仿，尽管被文革耽误了若干年宝贵的青春，在二十五分之一的极低录取率情况下，我仍然有幸考上安徽师范大学，成为区别于文革前“老三届"的"新三届“的一员。 （入学报到） 那是一个我们国家刚刚经历十年浩劫的年代，整整一代青年人被抛弃在文化的荒漠之中。恢复高考的消息，就像一股清凉的甘泉滋润着许许多多渴望知识改变命运的青年人的心田。那不仅是一个民族复兴的新曙光，也是一个人命运的拐点，更是老中青几代人求知欲集聚十年的大爆发。 记得，我上学的那天，第一次走进梦寐以求的大学课堂时，境况比刘姥姥第一次走进大观园也好不了多少。宽大的阶梯教室，粉刷一新，让我们这些来自全省各地的学子，尤其是像我这样一些来自农村的学生，除了兴奋的情绪，更多的则是好奇。给我们上第一堂大课的是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张涤华教授，尽管他用举一反三的方式，深入浅出的语言，讲授汉语言独有的博大精深的魅力。但我们大多数同学仍然似懂非懂。 其实，这也正常，我的同学中，有高中的，有初中的，甚至少数人只有小学学历，虽然经过苦读考进大学，但毕竟功底有限，很难一下子适应大学的学习和生活。正因如此，在后来的四年里，每到晚上自习的时候，教室、图书馆阅览室都是爆满，很多同学每天晚上6点刚吃完晚饭就去抢占座位。 在毕业后的第二年夏天里，我参加了同届校友M的婚礼，问他是怎么追上被称为班花的同学N的。他给出的答案却让人感到有点意外:"替她抢占了三年的座位!"抢占三年的座位，就能赢得一桩好姻缘，尽管有点桃色幽默，但却从一个侧面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大学生对知识的渴望。 更让人惊讶的是，那时学校规定大学生谈恋爱是严重的犯规行为。而MN同学竟然在三年的时间里，在教室、阅览室这样的公众场合下，躲过众目睽睽，神不知鬼不觉地干起吹灯耕田之事而不被学校当局发现，颇有当年地下工作者超高的隐身潜伏之术。 （当年的安徽师大文科教学楼） 我上的是师范大学，不仅不要缴纳学费，连吃饭国家每月都要补助二十多元钱。二十多元钱在当时是多么的值钱，菜市场里一只鸡蛋四五分钱就能买到，食堂里一份粉蒸肉也不过两角钱，这样的生活水准，我即使不节约着用也基本上够了。邻班的一位皖北地区的同学，因家境贫寒，一个月下来，还能省下十多元钱寄回家。我们班上有两个带薪的同学，每个月享受比我们拿国家师范生生活补助费要高出一大截的工资，着实让我们既羡慕又妒忌。不过这两个同学还够意思，隔三差五地约一些同学到学校附近的小餐馆撮上一顿解解馋。那时学校食堂最好的菜就是红烧肉，不像现在的大学既有大锅饭式的食堂，又设有专门菜肴丰盛的小餐厅。我所住的寝室围墙外马路边就是一些小餐馆，对外出售一种淡黄色的散装啤酒。毎到星期六的下午，就有同学，将一根长塑料绳子的一端拴住热水瓶手柄和买酒的钱，缓缓地向下放到小餐馆门前逼仄的空地上，由小餐馆服务员灌满啤酒，再由买酒的同学拉上去。发展到后来，有不少寝室不临近围墙的同学特意到临近围墙的寝室里，仿效着做。久而久之，用塑料绳拴热水瓶吊啤酒，就成了安徽师范大学一道奇特的风景。 （安徽师大五四堂，正门进去是语言研究所，右边曾经是新三届的教室） 恢复高考最初的77、78、79三级(届)大学生，最让人难以忘记的特点就是年龄的差距。我们班五十个同学，年龄最大的比年龄最小的正好大十二岁，相差一轮。据说，数学系某个班级同学之间的年龄相差近二十岁，最大的同学已是五个孩子的父亲了。相比之下，我们班的年龄差距是小巫见大巫。我当时的年龄正好处在中间位置，比应届生大，比老三届小，这也符合我所追求的"适中"的生活哲学。年龄的差距，不仅生活习惯存在较大差异，思维方式也大相径庭。像塑料绳吊啤酒之类的事，墨守成规的老三届们是怎么也想不出来的，只有那些思维跳跃的十八九岁的应届生才能想得出来的点子。据不完全传说版本考证，这个点子就是邻届的来自皖江中部小镇一个全年级年龄最小的S同学最先发明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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