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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历：汪育真，老三届。曾被评为全县科学技术先进分子代表受到嘉奖。是一位业余徽学研究者，整编了《徽州名居和义堂》，主编志书《采白故里西溪村文化志》，编著《歙县西乡方言》。2013年被歙县人民政府批准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歙县民间习惯上有东、南、西、北乡之称，这里的“乡”仅代表地域，而不是一级政府。据查，汉代时，以县城的地理方位称始新（今淳安）为歙县东乡，后世以徽州府城四门定四乡，却不依地理方位来定。具体而言，境内扬之河以西，布射河以东及东北地区称东乡，其中，桂林至洪村口地区称外东乡，溪头以里称里东乡。渐江以东、徽城以东及东北地区称南乡，其中，渐江、练江、新安江两岸地区称水南，徽杭公路沿线称旱南。渐江以西地区至灵金山南一带海拔较低的区域称西乡。布射河以西、富资河流域称北乡。 根据各地不同的口音来区分，真正的西乡並不是出了县城西门外就是，而是要经过杭徽线上的“五里栏杆（五魁山）、七里头、旸村”后，到达“古溪、黄潭源”才开始。往东南画圈，外围一圈大致先后有：“山坑、童坑、洪坑、岑山渡、祥里、罗田、临河、魁窑、岩寺、丛睦山、唐模、西杨村、上林、产庆、蜀源、灵山、稠墅、上芳村、梅山坞、潭渡”等村庄，围成一个以岩寺为中心的小小盆地。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至今民间仍然流传着一则谜语：“好西不西，好北不北”，谜底分别是呈坎和灵山两个村子。呈坎原在歙县的西边，可却归属北乡，百姓说的是北乡话；灵山的方位在歙县的北边，它可却归属西乡，百姓说的是西乡话。也就是说，早时四乡的划分，主要是以讲话的口音为基准的。潜口、雨家山、西溪南、长林桥之上的一些地区，虽然也属于西乡，但口音有着明显的不同，习惯上被称为“上西乡”。现在的西乡面积很小，仅一个郑村镇，总面积51平方公里，人口占全县人口的百分之三点二四。原先的西乡，早在1988年就有一半以上的区域拨出划归徽州区，歙县西乡方言的区域应包括上述划拨给徽州区的区域在内。 据《歙县志》载：“西乡郑村、潭渡、棠樾等地，讲无鼻音阴声韵的西乡话。”西乡方言同歙县范围內其他方言一样“以吴越方言为基础，兼融北方方言与本地土著方言同化，成为吴越方言系徽州区系中一个方言支系”。清光绪年间，徽州知府刘汝骥在他撰写的《陶甓公牍》中说：“歙地多山，方言阅数里而一变，下西乡一带较平旷，故自潭渡、郑村至岩市（寺：笔者注）、长龄桥以上，迤逦二十余里，乡语略同。上西乡则悬殊矣。东乡方言亦不甚相远。唯南乡边境与北乡黄山深处，出言意不易晓。总之，音以近郭为客，去城愈远，言之相去亦愈远。绅士及惯旅行之商界中人，往往能说普通官话，然亦有宦游数十年仍操土音者。” 至今仍令人好奇並始终无法揣摩的是，为什么长期生活在同一个区域内的人们，说话的口音会相同，又为什么有些村庄之间虽然相隔不到千米，但人们说话的口音却有所差异。比如：郑村一带所说的“山（sò）芋（yǔ）”，岩寺一带则说是“红（hān）薯（sō）”；郑村人讲数字“二”是“ěi”，而岩寺人则说“ě”。依我看来，老百姓们所说的“源头”是个很重要的因素，也就是说山势的走向和水的源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人们生活在一起，同走一条道，同涉一淌水，同办一件事，历经千秋万代，自然而然地在一个范围内就会形成一整套既统一，而又独特的交流方式。就拿上世纪中叶，迁往徽州的温州移民来说，他们定居下来后，对內始终说的是温州方言。但在与附近的人交流时，照样能说当地的方言。就拿郑村镇黎明村来说，从第一到第五村民小组的村民，平常从潭渡桥、郑村出入较多，说的就是带有温州口音的西乡话；从第六到第八村民小组的村民，平日从徐村、沙溪、富堨出入的机会多，说的就是带有温州口音的北乡话。另外，我认为，还有一层不可忽视的因素，那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水土”。“水土”不但是指自然环境和气候，而且还包括土地表面的水和土地中所含有的各种不同的元素。我们的祖先千百年来，由于交通的闭塞，一直过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活，同外界接触较少，长期的、单一的、同样的饮食和保持不变的环境，养育着他们，使得他们的体内接收到一些类似相同的物质。相对地说，长此以往，也能使生活在这个区域内的百姓，在某些方面体内拥有一些相同的基因。所以说，有些长期在一个地方生活习惯的人，如果要他们出门到外地生活，起初，他们就会为“水土不服”而感到犯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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