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 历史文化 枞阳的历史文明源头新探 文 ▏钱王刚 同出现在《春秋》《左传》中的淮南与江北二巢，因古人记史叙事简略，使后世对它们各自的情况及相互关系，包括古巢国究竟为楚吴哪一家所灭，意见纷纭。《春秋》记鲁昭公二十四年（前518年）吴灭巢，用了一个“灭”字，似应为诸侯方国，故后世多有以其为古巢国者，其年也被定为巢国在春秋的灭亡之期。但人们对此也有质疑：一，杜注于其后明言：“巢，楚邑也。书灭，用大师。”，可见它已非方国；二，或以杜预弄错，然其果为诸侯方国，《春秋》《左传》为何不交待其君主下落？这是淮南之巢。 再看江北的：定公二年（前508年），吴人克巢时，获楚公子繁，表明是巢已属楚邑——它什么时侯成为楚邑的呢？最可能的是百年前那次“楚人围巢”，按杜预所言“吴楚间小国”，则此巢方是春秋时之巢国，故后世也有以此年为巢国亡期，是亡之于楚而非吴。但因经传皆未交待“围”之结果——这是导致后世关于巢国存亡议说纷歧的最主要原因——所以，人们又不能据以定论。有赞成吴灭巢的，甚至言此巢乃群舒之邑，故楚师围之（《路史》）。 要之，“楚有二巢”难以否认，但谁为古国谁为城邑，则看法歧异。至于二地之间的关系，因乏直接的文史记载也难以破解——不过存在几种可能而已：一，是夏商之时强大的巢和南巢迁徙分支所致；二，巢部落史上严重内乱导致的分裂结果，部分有巢族众北上另建家园，形成南北对立之邦国；三，春秋中期，楚国东向扩张，征服了巢国（即楚人围巢），取其城邑为东境之重要门户，而于淮南择地置其宗室以继其祀（古代于敌，灭其国而多不绝其祀，如周封武庚于殷。）。这几种情况，后人虽难甄定，但二者固以巢名闻世，其必有某种关联则当无疑；而它们同作为春秋时政权、行政实体或城池之存在，史言凿凿，其于揭示古巢国所在的真相，固非后世学者的硬性指认及巢县地方的“陷湖之城”传说所能比拟。 此外，古巢城的有关记载，也为学者专家搞清秦汉以后居巢县设在哪里，提供了一定的地理线索。 秦汉至晋，在九江郡或庐江郡均置有居巢县（居巢侯国）。因秦代无史，而《汉书》《晋书》地理志记载又过于简略，加上此后历朝政区设置变化频繁，致后世对秦以后居巢县设于何处，长期模糊。唐代文献虽将古居巢硬指为巢县，却乏考据，也经不起推敲——之前的汉晋文献，均说是“庐江居巢”，即居巢县在庐江郡。考前后汉书及《晋书》地理郡国志，巢湖西与南面的地域，属庐江郡辖治，其下均置有居巢，与文献记载相符；而巢湖水域以东及往北的地区，则属九江郡（晋为淮南）辖治，其下无有居巢。巢湖东北岸不远，是汉九江郡十五县之一的橐皋（后世称柘皋，一直为旧巢县首镇），从地理看，正是后世巢县之治域。旧巢湖市在巢湖南面沿湖尚有一狭长辖地，且不论它是否为巢县所有，其在汉代当属临湖县与襄安县（二县域主要在今巢湖南面的无为，临湖似也含今庐江和枞阳部分地区）。 居巢县究竟在哪？因杜注有“庐江六县东有居巢城”之谓，故也有观点认为居巢县就在彼处。然而，杜注之语，仅能说明是城之存在，并不能从逻辑的必然上将其与秦汉所置古居巢县直接挂钩。而从《晋书》地理志居巢县后注云“桀死于此”看，它应在历史上的南巢之地，位在江北而非古六国所在之淮南。《水经注·沔水》的有关记载，证实了这点：“沔水与江合流，又东过彭蠡泽，又东北出居巢县南。” 古彭蠡泽在江北，则居巢县当在其东面的沿江一带。秦代设居巢县（汉晋因之），必以古巢重地为前提，以前代所遗之城邑为县治中心，而大江北岸的古巢城正备此条件。而“《寰宇》说此城‘南北川泽，左右陂湖’，与《续汉书·郡国志》居巢县下刘昭注引《广志》之言‘有二大湖’相符合”（谭其骧《鄂君启节铭文释地》）。 桐城南六十五里的古巢城，在今枞阳县杨湾义津一带，正处今菜子湖水系与白荡湖二水之间。菜子湖跨今桐城枞阳两县，由宋代《寰宇》在桐城县名下除巢湖、枞阳湖外，只介绍团亭湖，可知其水域广阔，它应函后世所称之白兔、松山，独山、横山，嬉子诸湖，并与古白石湖相连而通巢湖。清代县志中，还说它波涛万顷。今以白兔湖、菜子湖和嬉子湖共组成的菜子湖水系总面积，仍有三百多平方公里；白荡湖为古枞阳湖，在旧桐城县东南百五十里，《寰宇》载其“水绕围亭与江水合流”，古围亭在其北面，枞阳湖绕着它与江水合流向东北，是今日枞阳中东部地区多为其所浸润。清康熙《桐城县志》尚记：“与竹子湖通，又曰民池。东北出张家赛接无为州，南通羹脍赛，由源子港入江”。又记破罡湖与竹子湖相连，可见竹子、破罡、羹脍诸湖当皆为古枞阳湖变分而来，其在古代水域之大，不逊于团亭。 古枞阳湖与江水合流，而其下游的古襄安城所在也曾平行临江，据乾隆年间的《无为州志》记载，江水在秦汉之前就在古襄安城下。今日二者因长江干道的向南摆移，并皆等距江水十数里。这不仅反映安庆以下长江的移摆，发生在宋代之后，也证明《水经注》所载之无误，江水即使在古代也根本不可能北浸至更远——譬如无为北面的旧巢县——而将《水经注》《广志》《寰宇记》的相关记述联系起来，已为古居巢县位在大江之滨的枞阳，提供了一个明晰而难以替代的地理坐标。 又《史记》有载：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南巡，“浮江下，观籍柯”——唐《括地志》云：“籍柯”在“舒州同安县东”——同安即唐时之枞阳地，秦皇巡视至此，当与后来的汉武帝一样，同为置县而来。凡此种种记载及地理线索指向，是可以认定始于秦代的古居巢县，正建置在春秋巢地重邑之枞阳，而其县治所在，极可能即先秦所遗之古巢城。（《中国历史地图集》春秋江淮地） 综合以上，现代历史地理学家将探寻夏之“巢”、商之“南巢”、春秋二巢之一、秦汉以后居巢县的目光，最终停留在以今枞阳大地为中心的区域，而瓦埠湖南则为另一春秋之巢之所在(出于科学考古的严谨，二巢身份俱不明定，唯以巢与居巢相区别。)，并作为新时期历史地理的考订成果，反映于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负责编辑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是书始编于五十年代，至一九八二年正式出版，历时三十年之久，曾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关怀，先后参与研究编绘的高校科研单位十数家，学者专家逾百人，著名历史学家吴晗范文澜先后担任领导顾问。该书被称为我国史学界两大基础工程之一，而谭其骧先生则被认为是中国历史地理的奠基者和开拓者）。 面对这种情况，1999年出版的《安徽省志》，不得不作出回应：“关于南巢、居巢故址，除今巢湖市区东北外，还有庐江六县东和桐城县南32公里两说。其实三处均对，但不全面。古巢国为游牧部落，先后活跃于今桐城市南，后来北上在合肥西与舒城一带。夏末，古巢国已徙至今巢湖东岸的交通要冲立国。历夏商周春秋几个时期的经营，古巢城已成江淮地区重邑。”（未完待续） 《金鸽子文艺》常年约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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