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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滴发现，在家庭当中，夫妻两个人如果有一个能说会道，另一个沉默寡言，这样的两口子通常会非常幸福。比如三毛是家里那个话多的，荷西是那个话少的；水滴是家里那个话多的，爱人则是那个话少的。 滕刚说，马原是一个天文学研究员。他对婚姻充满了美好的幻想。没想到，婚后不久，两口子就开始吵架，而且是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 爱研究的他发现，他和妻子每次冲突都是发生在俩人说话以后，双方都是因为误解了彼此的意思而争吵。 他想：导致婚姻冲突的不是男女双方，而是语言，语言才是婚姻的敌人。是语言歪曲了俩人的思想，双方又都是用自己的思想去理解语言，所以，两人一说话就注定会引起误解，发生冲突。因此，他得出结论，一定要选择文化层次比较高的人结婚，因为文化层次比较高的人，对语言的理解更接近语言本来的意思，这样就可以把因为语言造成的冲突降到最低。 基于这样的想法，离婚后，他选择跟一个硕士研究生结了婚。 婚后不久他就发现，第二任妻子比第一任妻子更糟糕。妻子对语言太敏感，也太容易受语言伤害了。他几乎不能说话。一旦说话，妻子就会对他说的话一字一句的分析，把他说的每一句话都能分析出若干的含义来。而且可以从他说出的任何一句话里找到伤害自己的成分。所以，他不敢说话，一说话俩人就会争吵。 他想：既然语言是婚姻的敌人，我们应该寻找那些文化层次比较低的人结婚，因为文化水平低，对语言的理解就更直接朴实，不会从语言中寻找延伸义和深层次义，从而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语言的误解。 所以，跟第二任妻子离婚后，他找了一个洗衣工做自己的第三任妻子。 第三任妻子不识字，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死就是怕受气，他只要一说话妻子就生气，一生气就回娘家喝农药。妻子记忆力不好，但是却记得他说过的每一句伤害自己的话。妻子把他说过的话全都往最坏的地方想，甚至因为他的一句话气上三年。就因为一句在他看来无关紧要的话，妻子差点把刀子捅进他的心脏。 告别第三次婚姻后，经过反复思考，他跟一个聋哑人结了婚。结婚后，他们再也没有起过冲突，没有发生过战争。这份婚姻已经持续了11年，依然非常幸福。 钱文忠说，钱学森先生纪念馆有一张写字台，写字台对面有一把很简陋的靠背椅，这把椅子是钱夫人的。 钱夫人坐在对面，不声不响看着钱学森先生几十年。 有一天，钱夫人对儿子说：“你陪陪你爸吧。”儿子说：“我跟他没话说。”钱夫人说：“我陪了你爸几十年，你什么时看到我经常跟他说话了？” 到了晚年，钱学森先生耳朵不好，已经听不见什么声音了。他住的病房距离电梯口还有10几个房间，但是只要钱夫人从电梯里出来，他就能听到，而且没有错过一次。 池莉说，她的一个朋友嫁到了德国，朋友的德文并不好，她丈夫的中文也不怎么样。朋友们都担心她们的日子该怎么过，语言不通将会使她失去多少乐趣啊。 多年以后，她去德国看朋友。看着拥有自己的大花园、混血的宝贝，还画了很多油画的朋友，她由衷的感叹，朋友活得真是舒服又妥帖。朋友说：“其实语言并不重要，有时候眼神的交流和动作更重要。” 水滴特别认同女孩的话，的确，水滴与爱人就这样。俩人整天都在家却很少说话。爱人隔一会儿给水滴端来一杯水，把水果切好送到水滴身边，每次水滴都看着他笑一笑，心里美滋滋的。 水滴走到爱人身边，通常会拉拉他的手，或者俩人安安静静的拥抱一会儿，下上几盘棋。水滴只要张嘴说话就是夸爱人的话，其他话我们几乎不需要说。水滴知道爱人在身边，爱人知道水滴在身边，就够了。 家人们，如果彼此心心相印，语言就会显得多余。一个微笑、一个注视，一个拥抱胜过千言万语。就像子沫说的：在不理解你的人身边，你磨破嘴皮也没用；在懂你的人身边，你不用开口，你的存在便是一种语言。 憋了一肚子委屈，无处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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