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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皇帝刚即位，第二年（光绪二年，1876年）大清就遭遇了流年不利。  这一年，南方各省遭遇了大暴雨，广东、福建损失严重。而北方各省，从长江以北直到中朝边境，则出现了百年罕见的大旱，许多地方颗粒无收。 光绪三年（1877年），华北旱情毫无缓解，蝗虫继续肆虐，清廷脆弱的储备粮体系随即崩溃，大规模的死亡开始光临这片尚未从战争灾难中（平捻之战刚过去10年）复苏过来的苦难大地。 从1876年到1878年，从少数的死亡，到大规模的死亡，只三年时间，华北大地死亡人数就超过了1000万人，悲惨程度震惊了整个世界。 据英国外交报告称，山西和陕西两省，因交通困难，受灾尤重，在遭受灾难最为严重的一些县份，百姓像野兽似的相互掠食；在几百个甚至几千个村落中，70%的居民已经死亡了。更悲惨的是，吃人已非个别现象，人们组成不同的团伙，集体外出“狩猎”，将猎获的俘虏杀死烹食。 这不是抹黑，也不是危言耸听，在朝廷赈灾官员的记述中，也有“易子析骸之惨”的记载。 总之，华北大地成了被死亡笼罩的人间地狱。  灾荒如此严重，“天灾”固然是首因，但“人祸”占的比重也不小。 滥种罂粟，也是人祸的主要成因。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许多地方从衙门到农户，尽在大力种植罂粟，而且用的都是好田，反倒是赖以生存的五谷，只用贫瘠之地来草草对付。 灾难的背后是疯狂的人，都以为能挣到快钱，能挣到大钱，全然不顾田中无粮，家中无米，老天爷怎能不惩罚！  然而叫国内外大跌眼镜的是，从来都是大灾必生大乱，但这次华北遭遇了两百年未遇的大灾，除了局部地区有一些抢食的治安事件，整个灾区竟显得异常平静，根本没有人趁势揭竿而起，更没有称王称霸，想做那问鼎中原事。 第一个原因是机制。 西方观察家往往将中国数千年的中央集权制度说成是“东方专制主义”，但有一点他们老早就正面承认了，在灾难面前，这种机制有着强大的、有效的动员能力，只要这种机制能够良性运转，其抗灾能力是西方民主制度无法比拟的。 当时的清廷，虽然在内忧外患下早已被掏空了国力，但在惯性的驱动下，还是发挥了重要作用：面对灾情，清廷曾迅速下令，减免受灾地区的皇粮国税，据统计，清廷免征的赋税总额高达1800万两以上。  第二个原因是统筹者得力。 对李鸿章这个人的评价，虽然争议很大，但有一点是应该肯定的，其人是晚清众臣中敢于任事，也极善任事的一位。 那时的李鸿章正朝国之栋梁的高度攀登，不像后来一味地干裱糊匠的活，所以还是很有一些作为的。 李鸿章赈灾，有大刀阔斧的一面，也有灵活应对的一面。 在李鸿章的统筹下，朝廷持有的大批粮食，从江南的漕粮到东北的库米，向灾区支援有序，关键点上，推诿扯皮的情况并不多。 李鸿章兴办的洋务实业，在这次赈灾中也发挥了巨大作用，轮船招商局调集大量人力物力，开赴奉天、江苏、安徽、湖广等地，先对粮食进行大规模采购，进而再高效率地集中运到天津，分发灾区。 为了救死，防止出现流民，李鸿章还在天津各地大力开设了“粥厂”，江苏等靠近灾区的无灾富裕地区纷纷跟进，遍布各地的“粥厂”起到了有效扑灭火苗的作用。 在灾区，除了直接发放赈济粮，李鸿章还重点做了一件事：以比市场价更低的价格，向尚有余资的灾民出售粮食。 这不是黑心，而是智慧。 这么做，一方面能够平抑灾区的粮价，抑制奸商囤积居奇；另一方面，家有余资的灾民因此早得了救命粮，而他们的购粮款又可以拿来救济更多一无所有的灾民，从而实现可持续的救灾。 为了救灾，李鸿章还有更大胆的举动，比如不惜加大“纳捐”力度，挪用军费，公开出售官职。 一说到卖官，大家伙首先想到的就是“卖官鬻爵”，然后痛批。其实，鬻爵与卖官是两码事，多数时候卖的只是荣誉头衔，而非实缺。 卖一顶荣誉的帽子给富人，拿得来的钱财办好事，这没什么不好的。  再来说第三个原因，这个就有意思了。 在丁戊奇荒中，西方传教士以及慈善团体，曾深入灾区，积极参与赈灾救援。江南的士绅们看到这一幕，认为这是洋人的凯觎之举，不能无动于衷，必须立即行动起来，争取民心，固中国之藩篱。 于是特有意思的另一幕出现了，江南士绅跟洋人打起了擂台，洋人救灾到哪里，江南士绅就救灾到哪里。 在《申报》等大报纸的推动下，江南士绅发起的救援擂台赛甚至波及了南洋、日本、美国，捐钱捐物一时蔚然成风，大批志愿者加入救助队前往华北，而且不要任何官方的奖励。 强烈的民族意识被激发起来后，灾区的民众也不含糊，许多人宁愿饿死，也不愿意接受洋人的救济粮、救济银。 为此，许多洋人曾发出感慨，真是难以想象。 也许有人会说，这是一种不理智的排外情绪，但其中的民族意识、凝聚力还是很珍贵的，简单一句话，大家伙虽然遭受了灾难，但精神都很充实，都忙着爱国呢，根本没心思去闹事，去揭竿而起。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吊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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