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代江西文学空前繁荣。在此背景下，宋代充满文人逸趣的清玩鉴赏之风在江西的影响显得尤为突出，并且渗透到了各类工艺和实用器的制造中，对吉州窑瓷器纹饰影响最为显著的就是以诗入画，颇能体现宋代文人的诗情画意。 宋 吉州窑白釉褐彩鸳鸯戏水纹长颈瓶 芦塘鸳鸯在吉州窑瓷器纹饰中更为常见。如江西省博物馆藏的釉下彩绘莲池鸳鸯戏水纹长颈瓶，口径2.9、底径5.8、高17.1厘米。这个瓶子纹饰亦动亦静，越看越有相看两不厌，人在画中游之感。 笔者从吉州窑窑址看到过釉下褐彩折枝菊花纹长颈瓶，画工潇洒而随意。自陶渊明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而愤然解绶还乡，并咏唱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清新之调始，“卓为霜下杰”的菊花便因清雅倔强，敢于傲雪凌霜，为历代文人视为高洁隐逸的化身。 宋 吉州窑白釉褐彩萱草纹枕 南宋萱草成为园林和居家庭院中不可缺少的景致，也成为士大夫普遍吟颂的对象，如南宋陆游就写过:“柳条萱草添愁思,不似寻常见春早”。萱草又叫忘忧草，绘有萱草的瓷枕被称为“忘忧枕”，对妊妇又成为“宜男枕”。江西省博物馆就藏有这样一件吉州窑釉下褐彩萱草纹枕，长21.8、宽8、高8.9厘米。呈长方形，美观大方，达到了审美与实用的统一。 宋代城市商业经济的高度发展，催生了丰富多元的市井文化。吉州窑瓷器装饰当然也不例外，其最突出的表现是对长寿、官运、财富、爱情、幸福、享乐的普遍追求和吉祥寓意的普遍流行。 宋 吉州窑白釉褐彩跃鹿纹盖罐 吉州窑瓷器中常见的“瑞鹿衔花”装饰。如釉下彩绘跃鹿纹盖罐，口径10.4 、底径7.8、高19厘米。盖面、盖沿分别饰折枝牡丹纹和卷草纹，颈部饰蔓草纹。这是吉州窑南宋时期的代表作，体现了当时釉下彩绘釉的最高水平。鹿在古代被视为“仁兽”，且因“鹿”与“禄”谐音，故又作为官禄的象征,并受到各阶层的尊崇。 自唐人贾耽《百花谱》，将海棠誉为“花中神仙”始，海棠的地位与声望日渐突出。至宋代达至顶峰，并出现研究著录海棠的专著《海棠记》和《海棠谱》。两宋文人留下了不少吟诵海棠的诗词,在这些诗句中,海棠和莺可谓形影不离，如“海棠枝上晓莺啼，栀子花边蝴蝶飞”，“风旋落红香匝地，海棠枝上莺飞起”。江西省吉安市博物馆就藏有一只海棠啼莺纹长颈瓶，此纹饰和故宫藏宋画《百花图考》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可见吉州窑工匠受当时的文人影响之深。 宋 吉州窑白釉褐彩鱼纹盆 鱼和余是谐音,象征着富余,连年有余的吉祥寓意。釉下褐彩双鱼纹盆，口径25.3、底径14.6、高6.7厘米。极富民间生活气息。构图繁而不乱，形象逼真，带有明显的水墨画风格。盆内盛水后，确有“如鱼得水”的艺术效果,代表了吉州窑彩绘瓷的较高艺术水准。 狮子的形象是随着佛教的传入进入中土。大约在唐代，狮子被视为权势的象征。但到了宋代，就出现了狮戏毬的表现形式。南越王博物馆以菊花为地的狮戏毬纹枕，其装饰应是受南宋流行菊花枕囊的影响，也包含了狮子戏毬图案的喜庆和镇宅寓意。 吉州窑还流行漏花吉语盏。如江西省博物馆藏宋黑釉剪纸贴花吉语纹盏，口径12.4、底径3.3、高6.1厘米。碗外壁为黑釉洒黄斑纹，碗内里饰菱花形剪纸贴花三组，菱花内分别写“长命富贵”、“福寿康宁”、“金玉满堂”。剪纸精细，词语吉祥，寄托了人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富有生活气息。 宋 吉州窑黑釉玳瑁纹盏 南宋吉州窑的装饰，除受禅宗、士人精英文化、市井世俗文化的影响之外，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对丝织品纹样的借鉴和对漆器、金银器等工艺和玳瑁等珍稀材料肌理的模仿。如黑釉玳瑁纹盏，口径11.9、底径3.8、高5.2厘米。玳瑁纹是指在富有韵味的黑釉中呈现出浓淡相间、黑黄等颜色交织的斑纹，是吉州窑独有的窑变釉。这玳瑁工艺历史悠久，早在汉唐时，人们就以玳瑁作头饰，因玳瑁珍贵难得，遂成为生产成本低廉的瓷器的追模对象。 漆器在宋代属富贵之家的奢侈品，制作工复杂，产量非常低，与当时的瓷器工艺相比，价格不菲，颇受上流社会青睐。如江西省博物馆藏宋吉州窑酱釉黄彩如意云纹盏，口径11.4、底径3.8、高5厘米。碗内里用黄彩绘如意云纹，其装饰意趣明显是对南宋剔犀漆器的模仿，这类仿漆器工艺的装饰同样也出现在同时期金银器等产品上，证明南宋时期各类工艺之间相互学习借鉴的情况非常普遍。 宋 吉州窑酱釉黄彩如意云纹盏 吉州窑是宋代江西著名的民窑，吉州窑工匠们用普通的原料和简单的设备创造出了朴素动人的艺术品和日用品，满足社会各阶层审美和实用的需求，以多变的釉色、丰富的装饰、优美的造型、独特的工艺和浓郁的乡土气息独树一帜，成为民窑的奇葩。它那醇厚质朴、含蓄秀丽的艺术风格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