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记者 顾学文 解放书单：熟悉您的人都知道，您主要是治宋史的，而不熟悉您的人看到这本《汉武帝和他的时代》，以为您是研究汉代的。这本书的创作由来是怎样的？ 姜鹏（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汉武帝和他的时代》作者）：其实我是研究思想史的，无论汉宋，都是我研究的对象。 对汉武帝及其时代的兴趣，由来已久。最初，我读《史记》《汉书》《资治通鉴》时，发现同一个汉武帝，在三位历史学家的笔下，呈现出非常不同的面貌。这让我思考：究竟什么是“历史”？ 经过一段时间的阅读与思考，我意识到，每一位历史学家书写下来的，其实是他本人对历史的认识。虽然会包含着各种历史事件要素，但他最想表达的，是他对这段历史的理解，而不是简单地讲述历史本身。这自然就导致了，不同史学家讲述同一个人、同一件事、同一个时代，会有不同的视角和结论，因为每位历史学家都无法摆脱他自己的视角和立场。司马迁、班固和司马光，所处的年代有先后，和汉武帝的关系有远近，写书的目的有不同，他们的书写，让汉武帝在《史记》《汉书》和《资治通鉴》中有了三张不同的面孔。 得到这个认知，我是很兴奋的。这其实既是历史学最基本的问题，也是一个在史学理论上非常深刻的问题。《汉武帝和他的时代》是一部史料比较的作品，它是一个载体，通过它，我把我的这个心得分享给大家。 在上世纪初中国现代历史学刚建立之时，历史学家傅斯年曾提出过一个后来广为人知的口号——史学即史料学，强调史料的重要性。北大历史教授罗新则把这句话反了反，提出“史料即史学”，意思是，我们看到的史料，是被裁剪过、重新组织过的史料，研究如何和为何这样裁剪和组织，就是史学。我甚至曾在一次讲座中说过，未来决定历史。因为是我们今天的价值观在引导我们对历史的认知。 解放书单：这样似乎就不存在一个真实的汉武帝了，这会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吗？ 姜鹏：这是一种相对主义。有一些基本史实，是无论司马迁、班固还是司马光，都不能否认的，这是“基本盘”。但讲同一个人、同一件事，司马迁、司马光讲出来的观点形成了对汉武帝的批判，虽然两人批判的力度不一样；而班固讲出来的话，显然是整体认同汉武帝的——尽管不是每件事都认同，也不一定认同一件事的所有部分。这种不同是由三人不同的价值观造成的。有事实的“基本盘”，有价值观的考量，这就不是虚无主义。 未来我们还会发现更多关于汉武帝的新史料，对汉武帝的研究将是无止境的。 解放书单：您为什么如此强调掌握这个方法的重要性？ 姜鹏：因为这和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至少让你少上当。 看史料是一种资料处理，生活中我们每天在做的事是信息处理。当下是一个信息过量的时代，许许多多的人，站在自己的立场，出于自己的目的，有选择地传输给你的信息，你如何识别真伪并从中得出自己的结论？一些人对网络上的信息，不加辨别地全盘接受，而且容易情绪激动，一点就炸。 每个人应当把自己变成信息处理器，而不做简单的信息接收器。 解放书单：我们用什么方法来处理信息呢？ 姜鹏：第一用常识，第二用逻辑。常识是生活的知识，一个人可以缺乏某一方面的专业知识，但不能没有生活常识，我们要用常识而不是情绪去判断事物。当常识不足以判断的时候，就要用逻辑去思考。每个人都是有知识盲点的，遇到这种情况，逻辑就派上用场了。当然，经过逻辑思考，人对信息的认知发生转向，这也是正常的。但在处理信息的过程中，我们必须不停地比较、不停地思考。 解放书单：在常识和逻辑之后，我认为还有第三件工具：价值观。就像司马光，他始终拿着一把“是否利于百姓”的尺子在衡量汉武帝的所作所为，从而得出了汉武帝是一个可与秦始皇相提并论的残暴之君的结论。 姜鹏：是的。历史和我们是有关系的。我为什么更亲近司马迁、司马光，而不是班固？因为我的批判立场与千年前的他们是彼此呼应的。两人之中，我又更亲近司马迁，因为司马光是位成熟的政治家，他站在很高的高度看问题，但司马迁是从人的角度，对身处汉武帝时代的普通百姓充满了同情。因为有同理心、同情心，所以司马迁能把人写得这么好。 还是我刚才说的那句话：未来决定历史。对信息的最后的落脚点，是你对今天人类社会的认识，是你对未来人类走向所持的立场。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