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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篇幅也就相当于《后汉书》一半左右，到五月中旬刚好一个月时间读完，算了一下从去年十月开始的通读前四史全部读完正好半年时间(去掉去年十一月中旬开始的一个半月读十几种版本注本《道德经》和《庄子》时间)。《史记》一个半月，《汉书》两个月，《后汉书》一个半月，《三国志》一个月。电子书读起来明显比纸质书方便，而且相关参考资料更丰富。《三国志》陈寿正文和裴松之注文基本相当，陈寿以史笔简洁精工著称，后人称裴松之所注多为陈寿所弃有些道理，每读裴松之注文确实感到繁复罗嗦,不过陈寿正文过于简略有些史料疏漏在所难免,而裴松之注文恰好可以补其所缺,并且裴松之引注的文章很多早已散佚反而依赖裴注予以保存,司马光《资治通鉴》也采纳了不少裴松之的注文可见其价值,裴松之注文也颇有识见很多观点并不完全赞同陈寿观点颇有可采之处.不同于他人注史只是训诂释义。陈寿《三国志》成书西晋初年离三国时代很近，优点是保证了史料的详尽切实,缺点则是对魏代汉晋代魏史实多所曲晦，直笔就明显不如司马迁了。裴松之注《三国志》其子裴骃的《史记集解》八十卷则是现存最早的《史记》注本。父子俩分注《史记》《三国志》堪称史学世家, 
前四史都是在前人著述基础上综合资料编辑创新而成,但是作者个人思想才具起的作用也同样不可忽视,司马迁笔势最高,见解深邃,千载之后,依然才识超拔,班固（应该是其父班彪所写）评司马迁'。。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班固之论显然轻视了司马迁的卓绝才华，独立不羁的深邃史识,班固如范晔所评'。。。文赡而事详。若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但是本于儒理史识比起司马迁的独立不羁超拔千古实在是差距太大。范晔笔势颇似司马迁有激抗之气，不羁之风，陈寿文笔简古淡雅，只是《三国志》成书于西晋初年，年代太近朝代更替的史事颇有曲笔回护处，《史记》如《汉书 司马迁传》所言'。。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尧舜的事迹取材于《尚书》为多，禹的事迹基本来自于《尚书》中的《禹贡》，简直就是一篇地理志，《周本纪》和《秦本纪》很多内容估计取材于《春秋左传》和《战国策》《国语》，越往后越明显，而且就其自述和很多列传的论赞来看司马迁年轻时游历四方对于古迹史事多所考证辨析，司马迁父子皆为太史令图书典籍多所考订能成《史记》这一部空前绝后之作也是自然。班固《汉书》篇末自述中自言”。。。史臣（ 司马迁）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纪，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故探纂前记，辍辑所闻，以述《汉书》，。。。“汉武帝太初以前这百年间西汉最重要的史事班固《汉书》全取司马迁《史记》所著内容，《汉书》列传部分大致有四成篇幅完全抄袭自《史记》。前四史以《汉书》的十志最佳，大都是编辑整理当时官方档案和前人作品而成。典型的《艺文志》班固自述是根据刘歆的《七略》改编删简而成，最好的《汉书 地理志》被称为历代正史地理志之始，疆域地理志的典范，细读其文可知这是班固综合在他之前的相关著作以及当时政府相关档案编著而成，属于班固自己创作的应该不多。范晔《后汉书》主要依东汉明帝时开始修撰灵帝熹平年间成书官修的《东观汉记》为史料依据华峤的《后汉书》为蓝本并且吸取其他各家书的长处，删繁补缺，整齐故事而成，陈寿《三国志》则主要依据官修的王沈的《魏书》韦昭的《吴书》以及鱼豢私撰的《魏略》、蜀国无史，而陈寿本是蜀人而且是蜀汉史学家谯周弟子蜀国史料熟知颇有采集也是必然，但《三国志》还是以《蜀志》最为简略。读《吴志》可知其内容颇多牴牾矛盾，周瑜鲁肃同传，最重要的鼎立三国的赤壁抗曹之战发意于鲁肃，而周瑜传则说周瑜首倡，裴松之论驳有理，《蜀志》则归于诸葛亮，两志内容牴牾异辞主要是吴蜀两志分别而成。130多年后裴松之注博采史料很大程度上弥补了陈寿成书太早因此过于简略的遗憾
《三国志》五册以《魏志》三册内容最完备，史料丰富颇有正史风貌，《蜀志》仅一册，内容简略读后感觉成书比较仓促史料不足，远没有《魏志》那样内容丰富.读《三国志》时同时对比阅读《资治通鉴》相关编年历史,两相比较收获不小,陈寿司马光二人著史思想风格颇有差异,能看得出相隔七百年时代思想的变化,最重要的还是儒家思想文化在宋代的统治性地位.只可惜三国时期经济文化史资料匮乏,包括《后汉书》也一样,即使是《剑桥中国秦汉史》也一样，西汉史料各方面都很详尽而后汉就很少了，经济社会史东汉基本都延续西汉,更不用说三国时代了,如果说三国时期不同于汉代那应该就是动乱时期法家的兴起，曹操诸葛亮都以法家式的严刑峻法著称，而曹魏时期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正始玄学的兴起就是对两汉经学的彻底扫荡，同时期竹林七贤无政府主义倾向的道家生活方式的兴起则开启了两晋清谈，儒道融合三玄之盛佛教因此逐渐兴起中国文化彻底摆脱两汉经学束缚开始第一次大变
比较阅读《资治通鉴》和《三国志》相关编年史事，感觉还是《资治通鉴》史料编排叙述更合理，内容更丰富，详略得当，引论博洽平正，当然这里有纪传体和编年体的区别，司马光的缺点就在于受儒学纲常伦理束缚过深，显得迂腐。陈寿就明显不大受儒理束缚，文词精审简古。陈寿《三国志》缺点在于对相隔不远的曹魏代汉以及更近的曹髦死事和西晋代魏史事颇多曲晦不敢直书当世之事，没有司马迁那种傥直纵论无所曲笔的古史之风。比较而言前四史，范晔性情文风颇有司马迁风貌只是才器识见不如太史公那样博大渊深，而陈寿著史风格沉练谨慎有似班固，班孟坚辞赋大家文词华瞻富丽而陈寿史笔精炼简古不事铺张。前四史以思想之深邃，识见之超拔，笔力之雄奇俊逸而言司马迁首屈一指，范蔚宗叙事论史独立不羁格调不俗有司马迁之风只是才器不及，前四史内容体制最完整被后世史书奉为范例的莫过于《汉书》了，尤其是十志规制齐整，内容完备，《史记》首创但没有《汉书》规整而且颇有残缺，《后汉书》更是志书未成不全，《三国志》根本没有，前四史中最为疏漏
综合《资治通鉴》《三国志》以及裴松之注文来看无论是司马光还是陈寿对曹操都持肯定态度，为人富于大略倜傥不羁,率性坦荡不拘小节,生活则佻易无威仪行事狡黠多权略，崇尚节俭，严刑峻法行军治世颇有法家气度，好诗书，精骑射,率性自然,以陈寅恪门第之分无论是家世出身还是为人行事无疑是个典型的寒门.从司马光《资治通鉴 卷六十六》和《三国志 卷一》裴松之注引《魏武故事》载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己亥令这篇文章最能看得出曹操为人和平生志略所在“。。。始举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恐为海内人之所见凡愚，欲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之；故在济南，始除残去秽，平心选举，违迕诸常侍。以为强豪所忿，恐致家祸，故以病还。。。。於谯东五十里筑精舍，欲秋夏读书，冬春射猎，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绝宾客往来之望，然不能得如意。后徵为都尉，迁典军校尉，意遂更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意望已过矣。今孤言此，若为自大，欲人言尽，故无讳耳。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齐桓、晋文所以垂称至今日者，以其兵势广大，犹能奉事周室也。。。。然欲孤便尔委捐所典兵众以还执事，归就武平侯国，实不可也。何者？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此所不得为也。。。。”这篇文章率性直言，慨然自述，毫无虚伪矫饰之态，司马光和裴松之都采用这篇文章无疑对其为人是持肯定态度，少年喜功名以名臣自期，遭阉宦之祸隐居自适，时当汉末乱世应时而出，言其挟天子以令诸侯策略时直言“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当时时势也确实如此，直言不交兵权退位则是“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此所不得为也。。。。”可谓句句在理，平易之言切中要害。从文风质朴不事雕琢慨然自述无所避讳的笔法来看很可能这篇诏令出自曹操本人手笔
“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许劭评曹操的这段评语因为《三国演义》而广为人知，陈寿著《三国志》魏武帝曹操传时并未有此语，这段评语出自《三国志 》《魏书 武帝纪第一》裴松之注引用孙盛《异同杂语》，司马光《资治通鉴 卷第五十八 》也采用此语。而范晔《后汉书 卷六十八》许劭传对曹操的评价为“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则完全不同也不知道哪个正确。个人读《三国志》曹操事迹以为后一段评语更精确。裴松之和范晔同时而对曹操评价的引用完全则不同。裴松之注《三国志》采用很多孙盛的评论和史料，孙盛对人物史事的评论感觉明显不如裴松之的见解通达透彻。《三国演义》史料取材于《三国志 》裴松之的注文最多，把刘备奉为正统这一基调有问题，还是司马光《资治通鉴》把曹魏作为承接汉代的正统更有史识，对曹操明显过于贬低，诸葛亮过于神化了，其实诸葛亮和曹操一样都是严格奉行法家治世，对刘备则过于美化为正统，刘备以狡诈权谋取蜀最为不齿，不过刘玄德屡败屡战百折不挠终成大业最为顽强
曹操祭桥玄之文率性自然,感于意气,发自肺腑,不事雕琢而质朴感人,由其出身阉宦,门第微贱,少年放荡,不事名节,为当时士大夫所轻视,而桥玄独识其才具,期许高贵,曹孟德感其知遇,念及故旧,悲怆为文,意气激荡,自然感人,观曹孟德四言乐府沉雄顿挫,砥砺慷慨,气格高标,格调激昂,意气自许,壮气盈怀,慷慨悲壮之风涵盖建安,一时风气为之一变,曹孟德文韬武略固一时英霸之器
三国时以曹操父子四人文韬武略俱为一时人杰，只可惜魏文帝明帝虽然都有才具但是短命曹氏三世而衰，司马氏也是从司马懿起人才兴盛三世取曹魏而代之不是偶然，曹氏重法治而司马氏则偏于儒理时风之异。而山东琅琊阳都诸葛氏同样兴盛人才辈出,诸葛亮在蜀,其兄诸葛瑾在吴其子诸葛恪才具过人更是权倾一时,而其同族诸葛诞在魏同样也是显位贵臣.吴国陆氏最盛,陆逊陆抗父子还有陆抗之子陆机陆云,以及族人陆凯陆绩都名显一时，后来两晋门阀世族之盛由此而起
袁绍为人外宽内忌,有容人之度而优柔寡断,,其人才识有限,田丰沮授之谋不能用官渡之败也是自然,袁氏一门四世三公,百年之内四代而有五人历三公之位可谓显赫已极,有天下之望,据四州之地而不能乘势立鼎,官渡之战后诸子内斗终为曹操残灭.曹孟德阉宦之后,家室极低,知人善任,自己又精通兵略,其人发迹形势与光武帝刘秀近似,部下谋士如荀彧,郭嘉,程昱之类才略胜于刘秀,武将才具就远不如光武帝那云台二十八将了,曹孟德为人阴狠远不如刘秀为人豁达慷慨,许劭之评可谓见其根本,外能用人,内实猜忌,曹孟德不能如刘文叔那样推己及人,立足关中,席卷天下也是自然,况且他的对手刘备,孙权都是英略过人的英雄,虽然才略不如曹操,但是远过于隗嚣,公孙述之流.所以一败于赤壁,再负于汉中,三分之势已是必然,隆中对如果是真的话,那么诸葛亮的远略也真是令人敬服.曹操有远略,小战多负,但是大的方略很有卓见,刘备最为坚韧,屡败屡战,才略却是远不如曹操.若无诸葛亮刘备难成割据之势,孙权大致与刘备相当,虚心从谏,知人善任,我想如果刘秀遇到刘备孙权这样的对手只怕境遇比曹操也好不了多少
《三国演义》中的很多情节,尤其是用兵谋略细节方面和《资治通鉴》《三国志》为多,尤其是《三国志》中的和陈寿正文篇幅差不多的裴松之注文,但是《三国演义》以刘备为继承汉室的正统,而司马光以曹魏为正统,为此在曹丕代汉后他还专门言不由衷地写了一篇评论,应该说司马光以曹魏为继承汉室朝代更替的正统是正确的,《资治通鉴》汉末以来所记历史,文词之间对于曹魏有所回护,对曹操多褒誉,司马光对三国历史的叙述,史笔客观精炼简古之处不及陈寿《三国志》,但是情节明显更加丰富，陈寿著史虽然离三国时代很近,但是史笔雅正客观,文辞不事雕琢铺张夸饰而冲淡自然古雅精致,尤其是臧否人物评论史实比较公允颇具古良史之风,千载之下观其论人依然获益不浅,不像司马光论史束于儒学,见解不够深远,史识上水准不够独立,前四史去古未远思想上受儒学束缚不深水准还是相当了得有古史风致。《三国演义》故事情节许多都取材于《三国志》史料但是小说远不能和正史水准相提并论，过于贬低丑化曹操，美化刘备，拔高诸葛亮，对于孙权阴鸷雄勇的描述倒是比较合乎史实，刘备取四川手段卑劣而小说刻意美化，不过《三国演义》很多故事情节都是依据《三国志》正文或者裴松之注文润色发挥而成，其中许多谋略抛开正史必须的严谨来看还是很有价值
《资治通鉴 卷第六十八》全载《三国志 卷五十四》周瑜鲁肃吕蒙传最后，孙权与陆逊论周瑜鲁肃吕蒙三人才略可谓精辟深刻，“公瑾雄烈，胆略兼人，遂破孟德，开拓荆州，邈焉寡俦。子敬因公瑾致达于孤，孤与宴语，便及大略帝王之业，此一快也。后孟德因获刘琮之势，张言方率数十万众水步俱下，孤普请诸将，咨问所宜，无适先对；至张子布、秦文表俱言宜遣使修檄迎之，子敬即驳言不可，劝孤急呼公瑾，付任以众，逆而击之，此二快也。后虽劝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损其二长也。周公不求备于一人，故孤忘其短而贵其长，常以比方邓禹也。子明少时，孤谓不辞剧易，果敢有胆而已；及身长大，学问开益，筹略奇至，可以次于公瑾，但言议英发不及之耳。图取关羽，胜于子敬。。。。“周瑜赤壁一战遂定三分之势，功盖江东。吕蒙最大功劳就是趁关羽北征腹心空虚之际白衣渡江袭取荆州，文采风流不如周瑜鲁肃，鲁肃极力主张抗曹，有联刘之功，辅弼之才，不过孙权把鲁肃比作邓禹不大恰当,当然了东吴帅才还有这个夷陵之战大败刘备稳定大局的陆逊，陆伯言出将入相，公忠倜傥，文韬武略仅次于周公瑾，其子陆抗一代名将不减父风，才略当出吕蒙之上.三国人才自然以占据经济文化中心地带的曹魏最盛,谋臣武将远过于吴蜀,吴蜀都是地处偏狭,蛮荒之地居多,人才不盛也是自然,诸葛亮不世之材只是地处偏狭实力过弱宏图大略难以施展,官渡之战奠定曹魏的支配性地位,赤壁之战鼎立三国.只是大势已定吴蜀残存而已，读《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再比较《资治通鉴 》相关编年史事发现司马光评点重要人物基本都取前四史之论，不过更加简明扼要，取其精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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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论正朔之分颇为平正公允《资治通鉴 卷第六十九 》'....汉兴，学者始推五德生、胜，以秦为闰位，在木火之间，霸而不王，于是正闰之论兴矣。及汉室颠覆，三国鼎跱。晋氏失驭，五胡云扰。宋、魏以降，南北分治，各有国史，互相排黜，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硃氏代唐，四方幅裂，硃邪入汴，比之穷、新，运历年纪，皆弃而不数，此皆私己之偏辞，非大公之通论也。。。。窃以为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虽华夷仁暴，大小强弱，或时不同，要皆与古之列国无异，岂得独尊奖一国谓之正统，而其馀皆为僭伪哉！若以自上相授受者为正邪，则陈氏何所授？拓跋氏何所受？若以居中夏者为正邪，则刘、石、慕容、苻、姚、赫连所得之土，皆五帝、三王之旧都也。若有以道德者为正邪，则蕞尔之国，必有令主，三代之季，岂无僻王！是以正闰之论，自古及今，未有能通其义，确然使人不可移夺者也。臣今所述，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非若《春秋》立褒贬之法，拔乱世反诸正也。正闰之际，非所敢知，但据其功业之实而言之。周、秦、汉、晋、隋、唐，皆尝混壹九州，传祚于后，子孙虽微弱播迁，犹承祖宗之业，有绍复之望，四方与之争衡者，皆其故臣也，故全用天子之制以临之。。。。然天下离析之际，不可无岁、时、月、日以识事之先后。据汉传于魏而晋受之，晋传于宋以至于陈而隋取之，唐传于梁以至于周而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宋、齐、梁、陈、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年号，以纪诸国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闰之辨也。昭烈之汉，虽云中山靖王之后，而族属疏远，不能纪其世数名位，亦犹宋高祖称楚元王后，南唐烈祖称吴王恪后，是非难辨，故不敢以光武及晋元帝为比，使得绍汉氏之遗统也。 “
《资治通鉴 卷第七十三 》论官吏考课之法司马光举刘劭，崔林，杜恕，傅嘏诸人之论，最后附以己见”。。。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而知人之道，圣贤所难也。是故求之于毁誉，则爱憎竞进而善恶浑殽；考之于功状，则巧诈横生而真伪相冒。要之，其本在于至公至明而已矣。为人上者至公至明，则群下之能否焯然形于目中，无所复逃矣。苟为不公不明，则考课之法，适足以为曲私欺罔之资也。何以言之？公明者，心也；功状者，迹也。己之心不能治，而以考人之迹，不亦难乎！为人上者，诚能不以亲疏贵贱异其心，喜怒好恶乱其志，。。虽询谋于人而决之在己，虽考求于迹而察之在心，研核其实而斟酌其宜，至精至微，不可以口述，不可以书传也，安得豫为之法而悉委有司哉！或者亲贵虽不能而任职，疏贱虽贤才而见遗；所喜所好者败官而不去，所怒所恶者有功而不录，询谋于人，则毁誉相半而不能决；考求于迹，则文具实亡而不能察。虽复为之善法，繁其条目，谨其簿书，安能得其真哉！ 。。。或曰：人君之治，大者天下，小者一国，内外之官以千万数，考察黜陟，安得不委有司而独任其事哉？曰：非谓其然也。凡为人上者，不特人君而已。太守居一郡之上，刺史居一州之上，九卿居属官之上，三公居百执事之上，皆用此道以考察黜陟在下之人，为人君者亦用此道以考察黜陟公卿、刺史、太守，奚烦劳之有哉！或曰：考绩之法，唐、虞所为，京房、刘邵述而修之耳，乌可废哉？曰：唐、虞之官，其居位也久，其受任也专，其立法也宽，其责成也远。是故鲧之治水，九载绩用弗成，然后治其罪；禹之治水，九州攸同，四隩既宅，然后赏其功；非若京房、刘卲之法，校其米盐之课，责其旦夕之效也。事固有名同而实异者，不可不察也。考绩非可行于唐、虞而不可行于汉、魏，由京房、刘卲不得其本而奔趋其末故也。
《三国志 卷二十七》徐邈传最后评论其品高格清，不以时风改其节操'。。志高行洁，才博气猛。。高而不狷，洁而不介，。。“”。。。当武帝之时，人以为通，自在凉州及还京师，人以为介，何也？”钦答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等用事，贵清素之士，于时皆变易车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为通。比来天下奢靡，转相仿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与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之无常，而徐公之有常也。”司马光《资治通鉴 卷七十五》全取其文以示敬意。世人无常，时风多变，唯有格高意坚之士萧然独处不以时风易其节操，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所谓通介之评不过因时风而变，流俗之言。从这里也看得出魏从曹操时代的节俭清肃砥砺名节到曹爽时期的奢靡轻浮，国势已衰，曹氏贵戚骄纵奢靡于上,司马懿父子邀买人心于下,朝政逐渐被司马氏把持,十几年后曹魏被司马氏取代也是势在必然顺理成章了 《三国志 卷二十七》王昶传陈寿长篇引用其《诫子书》不外乎恭谨处世仁孝居家之类,辞引马援著名的《诫子书》却不知不觉犯了马援文中同样的弊病，一代名将马援正是因为文中评论当时人物而得罪梁松，致使自己死后凄凉，而这位惇惇教诲晚辈谨慎处世的王昶也是一样词引当时故交，褒贬不当，其子王浑灭吴后与王濬争功同样有违其父教诲还不如马援子女身虽皇后贵戚犹知谦退处世,裴松之注文批评“。。既友之於昔，不宜复毁之於今，而乃形于翰墨，永传后叶，於旧交则违久要之义，於子孙则扬人前世之恶。於夫鄙怀，深所不取。善乎东方之诫子也，以首阳为拙，柳下为工，寄旨古人，无伤当时。方之马、王，不亦远哉！”为人处世只有像东方朔诫子书那样寄旨古人，无伤当时才算是真正得体。后来钱钟书《管锥编 全后汉文卷十七》（第三册）专门论及马援和王昶两篇《诫子书》的缺点就是乱议别人长短不知避讳尤其是当时之人和故交亲朋，认为裴松之注文评点精准，同时讥讽朱熹论议的前后不一。中国人处世以明哲保身不论是非为上可谓典型的儒家中庸伦理观，这一点就不如卢梭《忏悔录》中勇于剖析自己同时敢于纵议时人那样坦荡无惧了，东西方文化的不同非常明显，儒家的现实伦理必然导致过于在意现实的人际关系因而究其内里颇有虚伪矫饰之意，而西方文化立足于个体勇于剖析敢于深入面对人性，和卢梭同时的休谟《人性论》中的许多极其理智地剖析人性的伦理观点正统儒家思想中是绝对看不到地，以前比较东西方伦理学时常常觉得儒理多半流于表面，不像西方那样敢于直面人性，康德的伦理思想受休谟的影响极大
《资治通鉴》中司马光出于理学立场对何晏王弼等人的正始玄学没有一点好感，因其依附无能的曹爽而大加贬低，史笔颇有点不大公允，陈寿《三国志》成于晋代必定会为司马氏政权曲笔，而司马光依然如此应该是出于儒家理学的立场，观通篇《资治通鉴》大力推扬儒学而对中国思想史上极其重要的正始玄学轻贬地一带而过。魏晋玄学的核心人物王弼的传记仅仅出现在钟会传中，也仅仅一笔带过，还是裴松之注文保存了一些王弼这位中国哲学史上极其重要的人物的一些资料
君平避世常下帘，王弼骋才好谈玄。
此后几人明易老, 三千笺注尽空言
陈寿评曰：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治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 '习凿齿论曰：昔管仲夺伯氏骈邑三百，没齿而无怨言，圣人以为难。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严致死，岂徒无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鉴至明而丑者忘怒；水鉴之所以能穷物而无怨者，以其无私也。水鉴无私，犹以免谤，况大人君子怀乐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于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诛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春秋时期名相子产去世,孔子悲叹其为古之遗爱,用古之遗爱来形容诸葛武侯最为恰当,陈寿评诸葛亮客观公允司马光《资治通鉴》全取其文,历代之论诸葛亮无过于陈寿，观其治蜀之绩,以法家治世而中心仁爱百年之后东晋桓温平蜀，蜀人犹感佩其恩为人之仁惠公允,令人释卷叹息感慨不已.
五丈原头泣晚风，锦官城内庙廊空。
平生自负三分策，千载谁评半世雄。
管乐谋成英霸业，萧曹事定帝王功。
长歌梁父抱膝日，傲啸隆中一卧龙
历代咏诸葛亮的诗自然以杜甫最为高绝,《蜀相》最后四句“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越往后笔势越高,终句更是寄意高远,意蕴悠然不绝,堪称古今绝唱，《咏怀古迹五首》最后一首开篇笔势极高横放之气过于《蜀相》，只是结句转而哀婉已不如《蜀相》那般意蕴悠长，寄意高远了。《八阵图》五绝精悍，凝练沉厚，情景交融，杜甫一贯的沉雄壮阔寄意高远之风，夔州诗确实是杜甫巅峰。李商隐的《筹笔驿》笔势纵横，顿挫跌宕，奇变自如，论议风生，只是沉雄高古，壮阔悠远之风不及杜甫，可谓仅次于杜甫之作。罗隐的《筹笔驿》中间两联“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千里山河轻孺子，两朝冠剑恨谯周。”颇具豪雄壮阔之气，只是笔势粗旷，首尾浅显俗陋，元白习气浓厚晚唐浅白之风明显，远不如李商隐的《筹笔驿》那样奇变纵横而笔势不衰寄意悠远了。其他如白居易，元稹，王安石，苏轼兄弟，陆游咏诸葛亮之作都很一般  袁孝尼论“。。。受六尺之孤，摄一国之政，事凡庸之君，专权而不失礼，行君事而国人不疑，如此即以为君臣百姓之心欣戴之矣。行法严而国人悦服，用民尽其力而下不怨。及其兵出入如宾，行不寇，刍荛者不猎，如在国中。其用兵也，止如山，进退如风，兵出之日，天下震动，而人心不忧。”陈寿称“。。。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孟轲有云：“以逸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人，虽死不忿。”信矣！。。。亮才，於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幹，优於将略。。。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萧之亚匹。。。”陈寿之论还是相当客观，
白帝托孤寄一身，隆中奇策定三分。
精诚千古出师表，曾记当年梁父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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