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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3岁的我总在弄堂口，“看”到那个老乞丐……
今年的上海书展将于8月12日举办，而从8月6日开始，杨浦区“大隐·五角场人文讲坛”将于每月的第二个星期四晚7时，在大隐书局创智天地店与读者见面。 书店一角，人们挨在一起，或站或坐，在深夜书房的灯光下静静聆听一场读书会。读书会后，陈思和与记者聊起了他和图书馆、和书的故事…… 与图书馆的故事： 我的第一份和最后一份工作 ——与图书馆最初的缘分是在何时？ “我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图书馆，那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图书馆。”一头银发的陈思和神采奕奕，回忆起与图书馆的故事时嘴角扬起小小的弧度。那是在1974年，20岁的陈思和进入当时的淮海中路街道工作，被分配到街道图书馆当管理员。 “那个图书馆虽小，但五脏俱全，采购、编目、上架、借阅、修书、书评……所有角色都十分齐全。直到我后来到复旦图书馆工作的时候回想起来，才觉得十分惊讶，在那样一个没有互联网的年代，当年的一个小小图书馆已经能做到功能完备。” 他印象最深的是图书馆的修书员。“有的书被撕掉了一个角，修书员不仅把纸张修补回来，还会手写把文字补上，他写得一手好字。”年轻的陈思和在馆里负责写书评，举办各种小讲座，而在图书馆工作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看书。“每天大部分时间手里都捧着书，在图书馆工作的三年里，我看了很多别人都看不到的书。” 1977年恢复高考的第一年，陈思和考上了复旦大学中文系。“淮海街道的青年被录取的名额不多，主要是到师范类学院，进复旦大学的就我一个。之所以能考上，可能就是因为在图书馆工作读了大量书籍。” 毕业留校后，陈思和在复旦中文系任教，教学任务繁重，反而少了时间看书。从2001年到2012年，陈思和任复旦大学中文系系主任，2014年成为复旦图书馆馆长至今。他的业师、中国现当代文学大家贾植芳也曾担任过这一职位。 每天早上，复旦学子们背着书包，骑着自行车越过繁忙的邯郸路，像流水一样涌向马路对面的文图，在开馆的第一时间“占”上一个座位时，陈思和已经悠悠地坐在他位于文图一楼的118办公室里，开始新一天的工作。与书为伴，就是最大的乐趣。 作为一个研究型图书馆，复旦图书馆馆藏着许多普通人不知道的“宝贝”。“这里有从古至今关于诗经研究的最全的书籍，排满了一整面墙。有许多法文的书，是当年传教士时代留下来的，有些书连法国都没有，却在这里被完好地保存下来。” 如今复旦还成立了“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图书馆不只是借书、看书的地方，还要做教研和古籍保护。说起一些有趣的馆藏和研究，陈思和也兴奋起来。“浙江有一种开化纸，过去是进贡给皇宫的，后来失传了好多年，因为造纸的那种植物消失了，直到最近又重新出现，图书馆的工作室目前就在研究如何恢复这种纸……” 与巴金的故事： 13岁的我总在弄堂口“看”到那个老乞丐 ——读过这么多书，为何对巴金“情有独钟”？ “我小时候住在杨浦的老弄堂里，当时的老公房门前有一个回廊，我就喜欢坐在那栏杆上看书，有一次我借了同学的一本巴金的《憩园》。” 憩园的旧主人是一个家道中落的地主，他被长子和妻子逐离家庭，成为乞丐流落破庙中，可他的13岁的小儿子则与他保持神秘的往来。小儿子不懂父亲的“坏”，只知道父亲在外受委屈了，想要保护爸爸。他知道爸爸喜欢海棠花，常到憩园折花安慰他。 “巴金在写《家》《春》《秋》的时候对地主家庭充满了批判，当时巴金还年轻，他控诉自己家庭的罪恶，想要走出家庭的牢笼。但当他人到中年，少年气盛平息下来后，回到老家，看到老房子被卖掉，亲戚流落他乡，却有了点伤感。”“如果延续前作的风格写下来，这个地主肯定是个坏人，但他写不下去，因为他对这个老乞丐产生了同情，即便这个人身上全是缺点，他却怜悯他。于是他就把这种感情寄托在了一个13岁孩子身上。” 读这本书的时候，陈思和也是13岁，与书中的小儿子同龄。当时他还不知道巴金是谁，也没有读过激流三部曲。“在当年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对地主阶级毫不留情，但我读书的时候却和那个孩子一样心情复杂。”陈思和忘不了那个人物。 “有时候我坐在家门前，总是会'看’到有这么一个老乞丐，他披着头发，穿着肮脏的袍子，从弄堂口走过来，我幻想自己跟他说话，给他钱……”这个人物让陈思和联想到自己的父亲。 “我一岁的时候父亲就分配到外地工作，多年后突发脑溢血在外地去世，再也没有回到上海。”陈思和说，“我从小就缺失父爱，而书中小儿子的遭遇和我相通，透过他的眼睛，我也对这个乞丐产生了好感。” 这本小说给少年陈思和留下了深刻印象，也扭转了他的人生观。“我开始知道人的复杂性，懂得悲悯的力量，仿佛一下子成长了好几岁。”人与人之间，哪怕是敌人，却依然有温暖，哪怕是一个坏人，也有值得同情的地方。这种同情，在当时阶级对立的年代无疑是“不对”的，“但这种感情，却让我变得更超脱，比同年代人的思想更成熟。” 健康的读书生活： 人生中，能找到惺惺相惜的“朋友”很少 ——给读者推荐一本书吧。 经常有人请陈思和推荐书，他都会拒绝。但这一次的读书会上，他和读者分享了一本《傅雷家书》。
“傅雷是伟大的翻译家，但他也有缺点，比如在对孩子的教育上。” 傅雷从小要把儿子傅聪培养成为音乐家，对儿子的要求极其严苛和粗暴，傅聪每次练琴，即便一点点瑕疵他都能听出来，加以批评和惩罚。最终傅聪不负所望，获得了国际大奖，到波兰留学。“这第一封家书，就是傅聪出国前，全家人送孩子到火车站回来以后写的。而这是一封忏悔信，字里行间都是一位父亲对儿子的歉意。”陈思和说，“傅雷家书不是为了发表而写的，这样的非虚构作品，留下了非常丰富的人性。” 陈思和认为，书籍不是“开卷即有益”。“健康的读书生活，就是在阅读当中能让自我精神世界得到提升，而不是停留在原地。读书就是不断追求更新鲜的东西，这样胸襟就会越开阔，读书也会进入良性循环。”
对于个体和流行文化之间的张力，陈思和说：“阅读后的理解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个性化的，我是这么想的，一种是流行的，大家都这么想的。在这两者中，取流行的观点，会有一种安全感，但这种安全感往往会导致自我意识的退步。” 为什么不愿意给人推荐书？“因为遇到一本好书，就像遇到一个好朋友，但很可惜，人生中，能找到惺惺相惜的朋友很少。很多书读过就忘了，但有些书会打动你，会跟你内心隐秘的东西发生碰撞。阅读能让你更了解自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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