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洞庭作家】许光辉/夏爹

潇湘原创之家 2020-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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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爹

作者：许光辉

夏爹叫夏福生，曾是舒荣之相处得最好的一位朋友，现在渐行渐远，久不联系了。这里面的原因，既有地理距离的原因，更有性格等方面的原因。近来一晌，舒荣之常常会想起夏福生，想他的种种好处，想他们之间为什么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人是需要朋友的。没有朋友，便没有五彩斑斓的生活，波澜壮阔的事业，无论是伟人或者平民，好人或者坏人，都是有朋友的。有句成语叫狐朋狗友，就是说狐狸和狗都有朋友，何况人嘞。朋友的意义，首在于可以交心，满足精神和情感上的需要，只要是想说的什么都可以说，没必要防着掩着，即便是一句现话，说了好多次了，还是一本正经地听，不厌其烦。次在于可以互相关照、互相提点，得到事业上的帮助，你没有注意的事，他帮你注意；你做不到的事，他帮你做到；你若遇到了麻烦，他想方设法帮你避开，总之他就是一个另外的你，使你有信赖感、踏实感，不至于孤独。

“喜欢孤独的人不是野兽便是神灵。”这句话最先是生于公元前300多年的古希腊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的，后来英哲弗兰西斯·培根对这句话作过精到的分析并加以阐发，用以证明人生中友谊的重要，写成了《论友谊》一文。舒荣之从小内心孤单，缺少依赖，夏福生是他参加工作40多年历程中曾经最放心交往的朋友之一，大家都叫他“夏爹”。

舒荣之与夏爹相识是在1980年5月。那是舒荣之参加工作后第一次调动，从临湖公社调往清溪公社，仍然当农技干部。当时的干部调配纪律是严密的，特别是对年轻干部，根本没有征求个人意见一说，是“党干啥就干啥，一切听从党安排”，何况舒荣之是个来自农村的伢子，是祖祖辈辈中第一个国家干部，既没有门路可找，也没有朋友可托。

舒荣之得到通知是在县里办晚稻高产技术培训班的时候。参加的人是各公社农技干部和大队党支部书记，一般由公社党委书记带队。刚得到通知时，舒荣之心里很不好过，自己在临湖工作了6个年头5年多时间，因为与主要领导关系处理不好，天天在田里地里摸爬滚打，好话也得不到一句，但毕竟时间久了，与临湖人民感情深了，还是舍不得离开。当县农业局的领导告诉调动的消息后，他就默默地坐在分公社讨论的会场一角，无精打彩。这时候有人告诉他：“门外有人找。”

舒荣之走出会场，门外有个人，年纪稍长些，黑黑的，瘦瘦的。“你是舒荣之吗？”“是的。”“你是当农技干部的呀？”“是的。”“你调到清溪了，晓得不？”“刚得到消息。”“清溪的人正在讨论，你到那边去参加讨论吧。”“还没办手续，不好吧？”“嘿，你个人，调走得就调走得，到我们那边去吧。我们那边没有农技干部了，一些技术问题我讲不清，你去讲。”“你是？”“我姓夏，夏福生，是清溪带队的。”

也许是觉得盛情难却，也许是觉得言之在理，舒荣之居然同去了。到了会场，夏福生开场白也很简单：“大家安静下来。晚稻要高产，技术要先行。技术怎么搞，要听老师告。县里给我们调了新农技干部，姓舒，就是这位，叫舒荣之”，之后对舒荣之笑笑，“小舒，你开始讲吧”。舒荣之这个人，向来是干一行爱一行，平时爱钻研爱思考，为了搞清水稻病虫害发生情况，可以烈日下蹲在田里几个小时不挪不动，因此技术知识是过硬的，语言表达也可以，于是就临场讲了个多小时，并现场回答了一些提问，反响蛮好。过几天舒荣之去清溪上任，夏福生就在公社等，并已经安排好了舒荣之的住所。舒荣之正式知道，夏福生是主持全面工作的公社党委副书记，而且不久就当了书记。

在清溪工作的日子是舒荣之最开心的时期之一，因为有夏书记的高度信赖和重视。为了充分发挥舒荣之的专业优势，夏书记没有安排舒荣之具体包队，而是随他跑大面，老在田间地头，查虫防病，指导生产，除开会或外去活动，两个人多是在一起，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夏福生后来告诉舒荣之，那次之所以把他从临湖会场拉到清溪会场，就是要看看他有没有真才实学，能力行不行？“你还是有点真功夫，拉得去就讲，而且讲得那么好，又讲了个多小时，一句废话都冒。你走后那些书记们都讲，你是清溪公社至今为止最能的最会讲的农技干部。”看到舒荣之还不是共产党员，就说，“你要写个申请，要入党。”其实，舒荣之从十几岁入团后，参加工作就开始写入党申请，只是这个人有点不懂人情世故，不会通融，可能是傲骨、傲气也有一点，所以与组织无缘。这年的10月公社党委安排舒荣之参加了县委党校的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之后不久机关支部就讨论了他的入党问题，正式加入党的组织。

除了政治上关心，他夏福生对舒荣之的个人问题也非常重视，先是请人帮忙给介绍了一个供销社的营业员，因人家看不上，冒成。后来又着人介绍了一位在县城亦工亦农女朋友，成功了。舒荣之结婚时，还在计划经济尾子上，什么东西都搞不到，又是夏福生亲自出马，准备物资。为了解决舒荣之爱人的国家粮户口，两个人曾步行几十里路，找相关人员帮忙。1982年下半年，公社改称管委会，夏福生又在党委会上力荐舒荣之为管委主任的人选，只是因为出了点意外才没弄成。

夏福生这人不是个有心计的人，他平时满腔热情待人，视谁都是好人，不带防关，有事尽力帮忙。做事的时候一心做事，冲锋在前，盯事不盯人，谁能做好就派谁上，以能把事做好为准，因此往往程序不到位，得罪了人全然不知。他特别的一点是生活上不拘小节，所以被人称为“夏爹”，而且是不到三十岁就被人这么叫的。从亲昵的“夏爹”叫声里，你会感到颇有异样，那里面多是调侃，笑话他生活上“不按桥路来”。为什么这么叫呢？是因为他当副书记的时候，有一年四五月间公社的一座水库出了险情，他负责组织抢险，冲锋在前，衣服湿了几身，那时干部也穷，衣服少，他没衣可穿了，居然敢穿条“空筒棉裤”（所谓“空筒棉裤”，就是内无里裤，外无罩裤的那种穿法）又上了抢险现场。就是因为这条“空筒棉裤”在人群中特别耀眼，“夏爹”这个戏谑就成为了他的日常称呼，他也无所谓，还乐癫癫的。据与夏书记同乡同长大的老刘讲，“夏爹”从小就待人真诚，好，“五风”时期那么苦，他也能把自己家里带来的东西分给同学吃。

其实舒荣之也经历过一件事，说明了夏福生的这种个性。上世纪搞大集体时农村以粮为纲，基本上没有其它经济作物。记得当时几十万人的县，就只有清溪有个桔园。有一次夏福生背了一袋桔子去送人情，少说也有三四十斤，到县城后又打电话要舒荣之送橘子去。舒荣之问：“橘子你带去了啦？”“路上朋友多，都吃了！”这个夏爹真是“夏爹”，为人处事就是不一样。

因为舒荣之参加工作后一直喜欢写点文章，是县广播站的常客，也有文章上过《湖南日报》，1982年10月，县政府办要调舒荣之去。从有利舒荣之的发展出发，又考虑到公社管委会主任没搞成，夏福生二话没说就同意了。赴任前的一个晚上，夏福生来到舒荣之的房间谈了很久。夏福生突然问舒荣之：“嘿，那个‘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是什么意思啊？”舒荣之告诉他，在中国的封建社会，说人不孝的行为有三种情况，一是为人子女，一味顺从,见父母有过错而不劝说，使其陷入不义之中，是一不孝；二是家境贫穷，父母年老，自己却不谋求仕途事业,取得俸禄以赡养父母，是二不孝；三是不娶妻生子，或没有男孩子，不能传宗接代，是三不孝。古人认为，一个人无后，是最大的不孝。夏福生听后，没再说话，舒荣之当时也没在意。

舒荣之调县政府办任职后不久，夏爹就受了撤职处分，原因是有人举报，他在生了两个女儿之后，又生了个男孩，超计划生育。他撤职后，被安排到一座水库管理所工作。每年的春节前，夏福生都要为舒荣之和舒的同事送些了水库里长大的鱼来，那种鱼通身抹黑的（鱼体抹黑是深水养殖之故），10多斤一条。就是那次送鱼来，夏福生在舒荣之家吃饭。饭桌上，夏福生提出要与舒荣之做亲家，舒荣之刚生了个女儿。说实在的，孩子还抱在怀里，怎么能谈婚论嫁嘞，舒荣之没做声。也许是当时的那个环境、那份心情吧，夏福生生气了，有一年多没上过舒荣之的门，认为舒看他不起。

这样过了几年，因为夏福生确实肯吃亏，肯做事，也能做事，大概是1992年吧，组织上又安排当了全县一个大镇的党委书记。夏福生再当书记的时候，舒荣之已出任县科委主任。那时期，夏福生正办一个铜材厂，可以说是竭尽心力，忙得不可开交。夏福生找舒荣之要钱，并说给点好处。舒荣之说：“好处一点都不要，能帮忙的尽本事。科委的钱都只能通过项目给，你报项目吧。”因为铜材加工没有太高的技术水平，项目报不成，舒荣之后来借了他十几万块钱。

也是这一年，夏福生决定要种“工程稻”，准备大搞，说是县里有领导要他搞。那个“工程稻”，当时在一个劳改农场试种，稻株有两米高，青枝绿叶，稻杆有小手指粗，一穗有三四百粒，外行看得是蛮好的。舒荣之是学农的，又当过多年的农业技术干部，对水稻种植相对内行。现场考察后，觉得种稻不是收草是收谷，不是图好看、图漂亮，且水稻产量是由穗数、粒数、粒重构成的，穗数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工程稻”稻杆这么粗，营养生长这么旺盛，身胚这么大，占的地方多，构成的穗数必然少，高产的难度大，且病虫害多，大面积推广是不行的，就明确告诉他搞不得。“要搞的话只能搞几亩示范。”几亩田种下去后，结果一塌糊涂，赔产。夏福生后来说对舒荣之说：“搞农业你有一套，好在听了你的，不然收不得场。”

1995年，舒荣之调入了另一座城市，联系也相对少了，但晓得夏福生解决了副处，也回县城当了一个重要局的局长。过了年多，夏福生出事了，是办铜材厂时的经济问题。据办案人员说，是经济问题，其实他家没什么东西。后来查实了，说是有4万多元的问题。不晓得是怎么回事，居然判了5年。直到判了刑，在劳改农场改造时，舒荣之才与夏福生得以见面。夏那时在预监队做事，舒荣之是通过场里一个科长带路去的。舒荣之先到了夏的住处，高高的围墙上有三句话：“这是什么地方：监狱；你是什么人：犯人；你来这里干什么：改造。”据说这三句话是监狱里最常用而犯人又必须背熟的，内心非常震撼，觉得人千万不能走到这一步！

舒荣之记得，在劳改农场见面的时候，夏福生当时正在地里担粪，穿的刑服，剃个光头。看到舒荣之来了，他很高兴，但不敢动，只是对管教干部连喊了几声报告。与夏福生见面前，舒荣之是准备给他几百元钱的。同行的科长说，钱不能给，给了也要交给狱警，吃的东西可以给，于是舒荣之就给了两条芙蓉王。谁知夏福生收了烟后，立马拆开在场的见人一包，全部分发了。舒荣之当时觉得这人还是老样子。两人在一起谈了一阵话，留下一些吃的，也就告别了。

刑期过半的时候，夏福生被假释出来了。夏福生出狱后，立马到了舒荣之家里，住了两天。交谈之中，舒荣之明显感觉夏福生这人虽然受了苦，但记取教训不多，便劝他要慎重一点、稳当一点。当时还同夏福生商量，办假释是舒荣之托朋友帮的忙，朋友烟都没抽一根，回去后什么时候再过来，请朋友一起吃个饭，以示感谢。夏也表示同意，说要怎么搞怎么搞，搞得好客气好客气。舒荣之当时有点生气，这个时候还讲什么排场，只能尽意思就行，所以就说了有点重的话：“你真是个“夏爹”啦，你而今毕竟是出了事，再不是从前当党委书记、局长。人犯错不要紧，要紧的是要反思，要吸取教训，要注意改变自己，不能老是那种官腔。”他听了没作声。

夏福生回去以后，再没来过舒荣之家。听说夏福生离了婚，自己在办一个经营牌匾的小门市，情况比较差。后来又听说，夏福生出事，有内因也有外因，经济问题是次要的，主要与人结了怨，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才导致那个结局。

舒荣之常常想，人生的路都是自己走的。就夏爹而言，肯做事、肯帮人是他的好处，但口无遮掩、只晓得凭性子办事，以为自己没心计别人就没心计，这便是他的悲哀。朋友这东西，也有个与时俱进、一道前行的问题。时代在变你老不变，总是以原先的那个面目示人，想不到一起、说不到一起、玩不到一起，自然也干不到一起，最好的朋友也会生疏。

苍天之下苍生苦，谁也不容易。人与社会是共生体，每个人都是其中的一分子，要受着四面八方、上上下下的制约，是不能任性的。杨绛先生说，“你存心做一个与世无争的老实人吧，人家就利用你欺侮你。你稍有才德品貌，人家就嫉妒你排挤你。你大度退让，人家就侵犯你损害你。你要不与人争，就得与世无求，同时还要维持实力准备斗争。你要和别人和平共处，就先得和他们周旋，还得准备随时吃亏。”举目之下，芸芸众生都在为扩大自己的“幸福领地”而“开疆辟土”，虎视眈眈之下，你随时可能成为别人的下酒菜，不谨言慎行行么？人生没有朋友就是一片荒野，但朋友却是有条件的，总为有益而生、有益而长，只是这种利益，不单纯是经济利益，更多体现在情感、道德和理智方面，所谓“相识满天下，知心能几人”“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在舒荣之心里，他是时时在祝愿夏福生好的，希望他不要把自己搞得太凄苦，但生活是自己的，任何人都不能恩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