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文华 男 天津市人，天津作家协会会员，《当代天津人文志》副主编，南开有线电视中心编辑，《散文福地》编辑部副主编。早年就读于天津水产学院（今河北农业大学海洋学院）。1972年开始在《光明日报》《甘肃日报》《人民军垦》等刊物发表作品。参与编撰报告文学集《忠诚的足迹》《公安英雄》，世纪文库《当代人物文献》，地方文献《当代天津人文志》等。其执笔的专题片《超时默许》获第三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纪录片《破壁》在中国《生存·生命·生活——走进科学》影视大赛和全国地方广播电视台创优评析中两次获二等奖，并参加2010年西安国际影视节。2013年该片在中国西部电影节获一等奖。 马文华 近日，有幸拜读了老友、天津公共关系协会副秘书长、天津民俗学家高伟先生的新作《胡同里的叫卖》一书，唤起了儿时叫卖文化的遥远记忆。 说起叫卖文化，在我国商业文化的历史中可谓源远流长，至少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在北宋著名画家张择端的巨作《清明上河图》和南宋大诗人陆游的“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的诗句，都可以寻觅到叫卖的痕迹。至清代，这种叫卖文化已经堂而皇之的见诸于《帝京岁时纪胜》、《燕京岁时记》等典籍中。 清人叶调元的一阕《汉口竹枝词》： “芝麻馓子叫凄凉，巷口鸣锣卖小糖。水饺汤圆猪血担，深夜还有满街梆。”更是绘声绘色地展示了街巷摊贩们或高声吆喝，或借响器招徕生意的生动场景。 叫卖，是商业文化的一种最原始、最经济、最通俗、最普通的广告，也是地方风土人情的具体体现。随着社会的发展、行业的变迁，昔日里那些抑扬顿挫、异彩纷呈的街头叫卖声已经渐行渐远，成为了一段难以忘却的城市记忆，近60年叫卖文化的变革，也折射出社会的变化和发展，为不同时期社会形态烙下了时代印记。 1949年至1957年，新生的共和国欣欣向荣，人民安居乐业，也是市井叫卖文化的黄金时期。尤其是1956年没有实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之前，城镇里个体经济比比皆是。从早到晚街巷胡同里充斥着形形色色、散淡而诗化的叫卖声。 清晨，是各式各样的早点叫卖。那时候人们出行以步行为主，买卖运输负重则以肩挑手提为主，自行车、手推车都罕见。那卖乌豆（煮蚕豆）的小贩，就像现在人们背书包那样，肩上挎着一个长度与人的胯部宽窄差不多，高约30厘米，有背带的椭圆形木桶，桶内装着热乎的新出锅大乌豆，上面覆盖着一张用以保温防尘的，白布缝制的小棉垫，穿街走巷大声吆喝着：“大个的~~~~芽~~~~乌豆嗷！” 那“的~~~~芽~~~~”二字后面拖着长长的颤音，而最后面的“嗷”字在短暂的延长后声调突然下滑，如同是一首带有浓郁市井文化的抒情短歌。那时，花上两、三分钱就可以买上一小包热乌豆，从家里拿上一块馒头或饽饽，就是一顿不错的早点。 卖切糕的小贩则是推着一架吱吱扭扭的木制独轮车，吆喝着“江米面~~~~小枣~~~~桂花馅的切糕哇！”。那声音宛转悠扬，有如余音绕梁一般。花上三、五分钱买上一块或乐陵小枣、或桂花豆沙馅的切糕，沾上些红糖、白糖，也算是儿时早餐中的佳肴。 还有那卖凉果的，尽管手底下不停地忙碌着，一点也不影响他吆喝叫卖：“麻团，凉果，驴打滚儿~~~~”。这种小吃的档次要比乌豆、切糕高级一些，平时吃早点很少光顾。 其余炸果子的（油条），烤烧饼，炸卷圈、卖炸糕、锅巴菜、老豆腐、面茶、茶汤、粉汤一应俱全。 天津三宗宝之一的铃铛阁（读gao）位于老城西面。传说光绪二十年，铃铛阁失火之前，有一个走街串巷卖烧饼的，围着铃铛阁转圈地吆喝：“大火烧哎~~~~大火烧！”过后，附近木料场失火，殃及铃铛阁，应验了卖烧饼吆喝的：大火烧。做为铃铛阁命运的的一语成谶，这一句叫卖堪称叫卖之最了。 早点时间一过，卖蔬菜水果、鱼虾河蟹以及各色小吃和针线杂货的小贩开始登场了。 城西北一带有位卖青菜大叔，他的吆喝别具一格：“嗨~~~~卖菜的三哥又来了，谁买蔫豆角、捎点籽茄子，穅心儿萝卜、打鼓的葱哇，还有点啊臭韭菜、烂菠菜、没有心儿的大白菜哎~~~~”从来卖东西的都是自卖自夸，这位大叔却把自己的新鲜蔬菜贬得一分不值，幽默、诙谐，倒也别开生面。这种自贬非但没有影响他的生意，却为他招揽了许多客户，他的小推车周边常围着一群大婶、大娘。 一位卖鸡蛋的中年妇女，挎着一个柳条编织的大篮子挨家串户的推销叫卖，孩子们都习惯的称他为鸡子儿（读zener）大娘。这次来，她可能吆喝的是：“北河的、红皮儿大鸡蛋！”，下次来则变成了“西河的、红皮儿大鸡蛋！”（那时人们喜欢吃红皮鸡蛋，认为蛋黄油多）。 原来她吆喝中的北河、西河、御河是指鸡蛋的产地。北河鸡蛋是她从北运河流域农村收来的鸡蛋，西河则是指的子牙河，御河是南运河。我就是从鸡子儿大娘的吆喝中懂得了这方面的一些乡土地理知识，同时也理解了这位劳动妇女到农村挨家挨户收鸡蛋、全靠两只脚长途跋涉数十里，凭着两只胳膊支撑着几十斤重负，来到市里贩卖的辛劳和艰难。 还有一位赶着小毛驴儿卖崩豆（炒蚕豆）的大伯，崩豆装在毛驴脊背两侧的粗布褡裢里。他那独特的叫卖声至今言犹在耳：“嗨！到、口、酥——的崩豆哎！哎这是甜崩豆哇，那是咸崩豆哇，不甜、不咸、不要钱，回家、要钱、买崩豆~~~~哎！” 那到、口、酥三个字和不甜、不咸、不要钱三个词组，如同他那崩豆一般，一个一个的崩出来，字正腔圆，抑扬顿挫，朗朗上口。 其余那“买~~~~大小~~~~哎小金鱼嘞！”的卖金鱼的； “锔锅~~~~锔碗~~~~锔大缸嘞”的补锅匠； “箍~~~~梢~~~~ 木盆换底~~~~ ”的箍梢匠 ： “破烂~~~~的卖，废铜烂铁~~~~的卖，化学拢子（当时指塑料梳子）~~~~的卖，旧书本、旧报纸~~~~的卖嘔！”的喝破烂（收废品）的，俱嗓音洪亮，声调悠扬，底气十足，好懂耐听。 到了傍晚，街巷里少了白日的喧嚣，叫卖声中又有新的角色登台。推独轮车卖熟梨糕的，挑担子卖煎豆腐干、豆腐脑的，吆喝“臭豆腐~~~~辣豆腐~~~~”的，叫卖声此起彼伏。 晚饭后这个时刻，卖青萝卜的吆喝就成了主角。民间传说：萝卜消食。当夜幕完全笼罩了胡同里巷时，夜空里到处弥漫着“青萝卜”的叫卖声。什么“好吃不辣的青萝卜！”,“赛梨的青萝卜！”,“先尝后买的青萝卜！”……听到这不同吆喝，人们就会知道来得是哪一位卖青萝卜者。 最有意思的是一个留着大分头，头发锃光瓦亮的叫卖者。他除了卖青萝卜还兼卖炒崩豆和油炸花生米。他左手提着一个椭圆型的浅木盆，十数个洗得干干净净的青萝卜上面散放着几枚鲜艳的红果，煞是好看；右手提着一个食盒，里面分装着卡嘣脆的崩豆和香喷喷的油炸花生米。 他的吆喝与众不同：“崩豆萝卜！油炸的鬼儿~~~~”。年幼的我，那时对他的奇怪吆喝百思不解：明明是炸果仁，怎么变成了“油炸的鬼儿呢？”上学后才慢慢明白，他把果仁的“果”字发音略微ui化了，果仁的“仁”字发音又省去了主音，直接er化了，再加上他这两个字的发声短促、连接紧密，变扬声为去声，果仁二字在他嘴里就变成了“鬼儿”。 晚间胡同里的另一个卖点是卖药糖的。或是挑着担子，前后各是一个呈八角形的、分成若干小格子的大玻璃盒；或是挎在颈部的一个呈楼梯形的、分成若干小格子的玻璃盒，里面装着红黄青绿白各种颜色，甘甜酸辣凉各种味道的糖块儿。嘴里吆喝着“买药糖嘞~~~~那（读nei）位吃了我的药糖，又酸~~~~又甜的~~~~薄荷~~~~凉~~~~糖~~~~”或是“卖药糖~~~~的又来了，吃嘛味儿啊有嘛味儿，不酸不甜不要钱哎~~~~”。玻璃盒四周缠绕着一圈小灯泡，在黝黑昏暗的胡同里显得格外醒目。 这种繁盛的胡同叫卖，自1956年公私合营后，逐渐淡薄。1958年大跃进，各行各业忙着大炼钢铁，为1070万吨钢奋斗；天津市根据“一定要根治海河”的指示，又轰轰烈烈的展开了改造海河工程，提出了清浊分流，咸淡分家的目标。整个城市不分男女老幼，都投入到这两项运动中，胡同叫卖逐渐从繁荣步入衰亡。 1959年后，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物资短缺，商品供应不足，许多生活必需品都是凭票证定量供应。那些五花八门、丰富多彩叫卖声已经销声匿迹，类似解放前的那种倒卖各种日用品的黑市场重新出现。 那时最流行的一种叫卖声是“粗的细的全国的，鞋的布的工业的，烟的糖的糕点的，油的肉的副食的……”倒卖的是粗粮票、面粉票、全国粮票，鞋票、布票、工业品票，烟票、糖票、糕点票，油票、肉票、副食品票……以及棉花票、肥皂票、鸡蛋票、纺织卷等数十种票证，不一而足。 那时节，除了国营的商店，卖吃食、卖杂物的小贩几乎是看不见了，唯一例外的是一个叫卖“牛肉汤”的。每天的晚饭时刻出现的那声吆喝，在那忍饥挨饿的年月里充满了诱惑力：“哎~~~~牛肉汤啊，香喷喷、热呼呼的牛肉汤啊！”花上一角钱，买上一小碗，却让人大跌眼镜。小碗里是一汪灰褐色、浑吞吞的液体，嚐上一口齁咸。这种煮牛下水的残汤剩汁，放到今日让人不屑一顾，在那时也算是不可多得的美味。 1963年，国家经济开始好转，但那些小摊小贩被定义为投机倒把行为，是要割掉的资本主义尾巴，是取缔的对象。于是，那曾经流行了上千年的叫卖声风光不再。即使有一些倒卖小商品的“违法者” 也不敢大事声张，只能偷偷摸摸的地下经营，叫卖声自然也是难以听到了。唯一的一个亮点是在普通老百姓眼中消失了好几年的花生米，重新回到老百姓餐桌上。一些胆大的“违法者”私下里从农村捣腾点花生米，炒熟了，小打小闹赚点外快。于是，出现了“大果仁一毛一大两” 的吆喝声。（一毛即一角钱，一大两指十两进位的重量单位，当时废弃16两进位的时间还不长，民间还有不少16两杆称存在并使用） 文革时期基本延续着前一时期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政策，叫卖文化已经没有合法存在的土壤。随着四人帮的倒台，政治桎梏的逐渐松动，小品中“换大米~~~~”的吆喝声传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改革开放之后，各种经济形式并存，市场繁荣，购销两旺，沉寂多年的叫卖声再度响起，叫卖文化也再次被人们关注。 但昔日的那些叫卖声毕竟时过境迁。目前还能够听到“磨剪子嘞~~~~戗菜刀~~~~”的吆喝，算是半个多世纪前流传下来的、为数不多的传统叫卖声了。像“擦油烟机~~~~”，“换窗纱——”之类的吆喝，则是随着家用电器的普及和人民居住水平提高，应运而生的新型叫卖吆喝，更多的经营者用起了录音扬声器，通过高音喇叭反复叫卖着：“新鲜的北塘大海蟹、琵琶虾！”，“出口转内销，服装大甩卖了嘞！”嗓门大，音量足，多了些噪声污染，少了些婉转亲切。 无论如何，曾经回荡在我们城市的叫卖声再一次响起，都是社会进步发展的结果，都是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的真实反映，它穿透历史的空间，伴随着城市的脉动，见证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城市的发展，并伴随着城乡人民生活步入小康。 而这种“城市的记忆——都市的叫卖声”，将使祖先留给我们的这份丰富的口头文化遗产----叫卖文化，得到保护、传承和发扬光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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