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3 陪父亲走走 中秋的阳光，明晃晃的，温暖宜人，恰到好处。 在故乡长江边的南溪古县城，阳光就这样无私照在年迈的父亲和我的身上，折射出我与父亲并行漫步的影子。 想不到，这竟是与父亲最后的相聚。 十天后，哥哥在清晨打来电话：父亲昨夜走了！ 我心中仿佛被巨石猛然一击，大脑一片空白、茫然，真不敢相信，我那曾经力大如牛的父亲走了。难道我那一生坎坷、壮年暴躁、晚年温和，从不向命运低头的父亲真的走了？ 不知为啥，从小我和兄妹就叫父亲“伯伯”，不叫爹和爸，我不知道其它地方有没有这样叫的，也不知这是不是湖广填四川时带来的叫法。伯伯的一生，平凡而“传奇”：九岁时全劳力—铁路工人—勤劳的农民—善良坚强的老人。 最初的记忆 对伯伯最初的记忆底片，镌刻着他用川南常用的箩筐，挑着我和比我大一岁多的姐姐，与我妈妈一路走二十多里山路到县城，先赶场，再到城里外公外婆家玩。我那时才三岁左右吧，途中妈妈叫伯伯不要老挑着我们走，坚持让我们自己走，不要娇气。走不了一会，我就嚷：“脚痛，走不动了！”伯伯又挑着走。嘿，别看伯伯中等身材，劲大着呢，走路象小跑。妈妈在后面喊：“走路象飞哟，又没得哪个在追你！”伯伯那时才三十来岁，生活虽清贫，但总是乐呵呵的，边走边亮开嗓子来几曲山歌。 过去，总是对母爱感受得多，我还写过散文《母亲的泪花》、诗歌《我是九月的种子》，记录母亲的深恩，母亲在家里总是主角，而伯伯是配角，象一头默默拉犁的牛。他没有温暖的话，留给我童年的是有时怒目圆睁的大眼，他那高高扬起粗糙的结满厚厚老茧靠它养活全家的大手：“看老子揍你！”，我们兄妹如小鸟轰然而散，他又忙庄稼活去了。我三岁多便背上小背篼，跟着伯伯上山，他在前面驾牛犁地，我呢，紧跟身后捡那从土里翻出的红苕，这是生产队集体收获时无法收干净留下的。太阳升高了，伯伯干脆脱了上衣，露出健康结实如大山一般的脊背来，他仿佛有使不完的劲。我兄弟姊妹六个，加上伯伯、妈妈和奶奶，全家九口人一天要吃多少东西啊，加上没油水，吃得更多。那是吃“大锅饭”的时代，生产队分到各家的粮食，根本不够吃，一天只吃两顿饭，都是冬春外出借粮，夏秋还粮，还常挨饿。少小的我有时还能捡一小背篼的红苕，够全家吃一顿了。面黄肌瘦的乡亲们对我的行为没说过啥，真是厚道、善良。 读 书 “老子再穷，只要你读得，去借去讨，也要供你读书！”伯伯一生都为自己这个“英明”决定得意。 伯伯儿时命苦，可以说是苦水“泡”大的。不满三十岁的爷爷，大热天挑一百多斤谷子到三十多里外交租子，在路上喝冷水拉肚子，无钱医治,几天就死了，伯伯才九岁，二十几岁的奶奶从此守寡。奶奶是缠过脚的小足女人，不能下地干活，连割草也只能跪、坐在地上。还是孩子的伯伯就下田干庄稼活，如今九岁的孩子在干啥呢？坐在教室上课，大多还常在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怀里撒娇呢！伯伯却只得下田、犁地、插秧、打谷子，干壮年男人干的活。奶奶说，伯伯还没有犁头高。有时牛干累了，发疯式地从田中跃起，拖着犁头满山乱跑，伯伯在后面追不上，哇哇大哭。奶奶和伯伯、孃孃常青菜萝卜糊口，每天只吃两顿饭，哪有钱送伯伯上学啊，属于伯伯的是饥饿和苦涩的童年。解放了，伯伯长大了，在政府组织的文化扫盲中，他识了一些字，我们小时候，他常给我们读《四川日报》上的新闻，结结巴巴，但大概意思听得明白，他尊敬甚至崇拜文化人，常说：“穷不丢猪，富不丢书。”我们六姊妹都先后送去上学。 我终生难忘伯伯送我到县城上学的情景。 十二岁那年，我在村小毕业了，那时升学靠推荐，能直接上县城中学的凤毛麟角，一个乡镇一年只有一两个名额。伯伯和妈妈多次找学校和乡里的头头：“我家娃娃做梦都想进县城读书，求求你们帮帮忙吧！” 好话说了几大堆，终于打动了他们，全村当年就只有我收到了县中录取通知书。伯伯背上妈妈为我捆好的棉背，一路步行送我到县中，交了七元六角学费。为我铺好了床，已近黄昏，他还要赶回去忙活计呢，我送他到校外，他说，要吃饱，听老师的话，一心读书别贪玩。望着他在暮色中渐渐消失的背影，我鼻子酸酸，伯伯的告诫和背影永远留在我脑海。 生活艰难。壮年的伯伯凶巴巴的，双手厚厚的老茧，小腿青筋鼓绽，比蚯蚓还大，伯伯却从没打过我。但在我上小学五年级时，写字潦草，被他发现，用一只大手扯了一下我耳朵：“写点字象蚂蚁,歪歪斜斜!”从此做作业不敢马虎了。这也是他唯一一次对我 “动武”。 红苕、包谷、泡咸菜等伴随我度过了中学时代。第一次参加高，考名落孙山，是到学校复习来年再考？还是从此安心当农民修地球？折磨着伯伯妈妈和我的心，因为家中实在无力供我上学了，复习后能否考上？雾里看花。最后伯伯和妈妈作出很有气魄的决定：“上，再考不上就安心修地球！”于是伯伯和我牵了家中唯一那头小猪，在乡场上卖了凑学费，我又坐在了县中的教室里。 那年八月下旬的一天傍晚，从乡上开会回来的伯伯从衣兜里掏出一封信，伯伯脸上露出了少有的笑容：“可能考上了！”我拆开一看，果然是重庆煤矿学校寄来的录取通知书，那时中专毕业国家都分配工作，我算是“鲤鱼跳农门”了。伯伯双眼放光、妈妈泪流。妈妈为我准备了棉被和衣裤等，伯伯累得满头大汗地送我到县城车站，客车慢慢启动，伯伯还在叮嘱：“路上小心，到学校给家里写信！”这样的经历，让我后来对朱自清的散文《背影》写父亲送儿子上学的场面十分感动和亲切。 大爱无言 抗美援朝，伯伯想当志愿军，但是独子，没上成战场。五十年代国家兴建内江至宜宾铁路，伯伯当上了一名铁路工人，他吃住在工地，苦活累活抢着干，还当上了大班长，家中堂屋贴满了立功大红奖状，张张都是他用汗水换来的。六十年代初闹饥荒，为了不让全家老小饿死，他谢绝了领导、工友的苦苦劝留，回家种地。并一直担任生产队长，他比其它生产队提前一年搞土地承包，个人冒风险，但乡亲们提前一年吃饱了饭。 伯伯和妈妈常唠叨：“娃娃们都窝在家里没出息，鸟儿翅膀硬了就要远走高飞。”但又担心：“闭眼睛那天，不要一个娃娃都不在身边哦！”如今，除了大哥仍在乡下，其余的全在外闯荡。我工作的矿山离老家虽只有一百多公里，每月按时汇给二老生活费，但除了逢年过节，平常很难回家一次。伯伯总是说：“家里一切都好，安心上班。”看到儿孙们回家，他们笑得一脸阳光。每逢过年，他都要从生活费中拿出一张崭新的十元钱，亲手给我女儿作压岁钱。我女儿舍不得花，一直珍藏着。新千年第一年，妈妈中风瘫痪，不能说话，全靠伯伯照料，使妈妈在离世前一年多的时间里，受到了精心的照顾。 令我内心悲哀的是，伯伯的头发先是花白，再就是满头白发，额头皱纹密布,就如罗中立那幅叫《父亲》的名画，让人感到岁月的沧桑和人生的无奈。他总是说：“回来看看就行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我的第一篇散文在宜宾《金沙》季刊发表，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回家读给伯伯和妈妈听，他们笑了：“娃娃写的东西，上了书呢！”后来，我认真工作之余，一直笔耕，在一些报刊，包括伯伯心中神圣的省报《四川日报》发过作品，获过一些奖。我却从没向他们讲过，觉得讲了他们也不一定懂，况且写文章与农民种地一样，平常得很，自己在外上班能混碗饭吃，二老也就放心了。但有一次回老家伯伯和妈妈突然对我说：“写东西亏脑筋哦！”我告诉他们：“干自己喜欢的事，别人觉得苦，自己却快活呢！舞文弄墨还能结交朋友。”如今想来，我为什么不象农民盘点收成那样，常向他们“汇报”我在写作上的收成呢？二老已驾鹤西去，永远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去年七月，伯伯病重、肝硬化。我立即带上妻儿去看他。他平静、开心，我摸他的腹部，硬如石头。医生说：“能吃就弄点好吃的吧，最多还有两三个月了” 伯伯反来安慰我们：“人活一世，草活一秋，你们别耽心我。”“痛吗？”“不痛，只是胸腔硬顶着出气紧。”后来获知，伯伯晚上痛得难过，就吃止痛片，后来吃止痛片也不管用了。听朋友说，肝硬化病人几乎是痛死的，但却没听他哼过一声。他的生命进入倒计时，见一次就少一次了。 去年中秋，我回去看望，与伯伯在县城街上在长江边聊天。令我意外的是，他的思维是那样的清晰敏捷，没有一点老年迟钝。在他心中，我还是没长大的孩子，他在絮说着对儿孙的挂欠，谈我儿时的点滴。回顾自己的一生，他很满意，儿孙满堂，凭自己的劳动生活，自己在乡间是堂堂正正受人尊敬的老人。我俩仿佛心灵默契，都不谈他的病不谈生死，他平淡的话语散发着温情的父爱，渗透了我身心。一天时光飞快而去，伯伯送我到车站，目送我远行。我已走到二十多米街对面，忽然他的声音从我背后传来：“你放心，我没问题，过年回来！” 想不到，才过十天，伯伯就离开了，他留给儿孙最后一句话：“我要离开你们了！”神智清晰，仿佛去一个早已熟知的地方，心中却又难舍亲人。他如哲人一般，面对病痛与生死，没有惊慌、抱怨，冷静坦然，连呻吟一声也没有。按故乡风俗，他是圆满的，他回到老家落气，安埋在他生前自己选定的山坡上。 伯伯走了。一生清贫，他没留下一份财物。但却留给了我终身受用的东西：正直、坚强、乐观、宽容……假如有来生，我一定还做他的儿子。唉，过去与父母聚少离多，觉得日子长着呢，连坐下来拉拉家常也很少。其实，孝敬老人并不需要我们更多的给予什么，真该趁他们健在，常陪他们走走、聊聊…… 作者简介：郑友贵，作品散见《中国文化报》、《文艺报》、《香港文艺报》、《四川日报》、《青年作家》等，出版诗集《目光如初》、散文集《故乡在远方》等，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中国煤矿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记者文学研究会理事。其创作追求新颖自然，独有意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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