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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巴渣娘” 黄兴 母亲已经离开我们两年多了，她生于1944年，殁于2020年，享年76岁。母亲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家妇女，先后历经了一穷二白的农村大集体生产和分田到户单干的家庭承包责任制两个不同的年代，卑微矮小的她犹如一粒小小尘埃，穷尽生命中的“洪荒之力”，一步步移开了每个年代堵在她前行路上的一颗颗“米粒”大山。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斯人已逝，亲恩长存。每年的清明或七夕，虽远隔故乡千山万水，一时回不来，我都特意委托家中大姐代我到母亲坟头多上一柱香，多烧一堆灰，多放一挂鞭。是夜，睡意全无、思绪万千的我脑海里波涛荡漾。往事如烟，扑面而来，我在记忆深处又一页一页翻开母亲那本无字的书…… 我的母亲从小就是一个苦人儿。她7岁那年，我的刘姓亲外公因伤致残，丧失劳动力。三年后，实在忍受不了生活压力折磨的外婆把年仅6岁的大姨送人当了童养媳，带着妈妈和附近村里一个穷困潦倒的光棍，我的吴姓外公共同生活。母亲13岁那年，外婆和吴姓外公的孩子即我的小姨降生了，吴姓外公本来体弱多病，添丁加口后家境更加困难。外婆没办法，母亲被迫送给我村那个没有一儿半女的傻子爹，将来给他当儿养老送终。傻子爹平时一半糊涂一半清醒，生前一直是村民们嘲讽的对象。刚来的头几个月，妈妈天天来到村口小路，望着外婆那天转身离去的方向痛哭。可以想象那时我的母亲这个年幼的“外来妹”心里是多么的无依无助，孤苦伶仃啊！更为不幸的是，半年不到，我母亲因为一场大病无钱送医院治疗，导致一只眼睛感染永久失明。 18岁那年，邻村的陈爷爷有心撮合母亲父亲，谁也没有料到那时的父亲想都不想地拒绝了。我父亲和母亲同年，母亲大他半岁。6岁那年，狠心的爷爷抛弃了我的亲奶奶和他三个年幼的儿子，净身出户另组新家，大伯不到9岁，叔叔才6个月。陈爷爷和奶奶等人苦口婆心不停地好心相劝，父亲逼不得已才同意了这门亲事。这两个年轻的苦人儿搭伙后，奶奶分他们一个空荡荡的小穷窝，我的两个姐姐先后出生。那时的农村特别重男轻女，一个女人一辈子要是生不出儿子来，就会被村里人瞧不起，在人面前永远抬不起头来。见母亲一口气连生两个“赔钱货”，我那个上了年纪的曾奶奶对我妈一脸嫌弃，骂起人来一点情面都不留，一直到1969年母亲生下我，曾奶奶的脸色才慢慢有所缓和。 母亲过去在我面前常说，做人做事不要怕吃亏，不能占别人便宜，更不要去惹事。生产队那阵子，下冬农闲时和村民们一起外出修水库，母亲怕村民们嫌她个子小（母亲身高不到1.45米），挑不动土，和她搭伙吃亏，故意找出家里最大的箢箕，每次上的土比同伴还多，一个劳动日下来，总要比别人多担几个来回。在生产队出工按计件算工分时，母亲总是被队里安排去插最贱的稻田，去锄最硬的麦地，割最远处水田最密的稻子，挑禾场里最湿的草。有时母亲觉得身体不舒服，也想去女社员堆里找点轻巧的活儿干干，队长马上赶了过来，说这些轻巧活儿事先都已经安排给队里那些需要照顾的女同志，这里没你事了，你还是回去干吧！母亲二话没说，悻悻走开。 无论母亲平时怎么小心翼翼，无妄之灾还是落到了她头上。大概74～75年的时候，我的邻居张婶家两个两三岁的小妹妹连续因病先后夭折，我记得小妹们长得都很齐整，逗人喜爱，张婶和伯伯把她们当掌上明珠，真没想到她们两个说没就没了。张婶异常伤心难过，好长时间都沉浸在丧女之痛中不能自拔，原本俊俏的脸蛋儿憔悴得吓人。那时的农村迷信盛行，邻居伯伯陆续在外面请来好几个仙姑道士为张婶作法祛病。这些云游四方的大师们好像都商量好了似的，他们时而躺在张婶房间的大床上，盖着被子说要升天向玉皇大帝求情，只见这些人口中喃喃自语，念念有词，嘴里说些旁人根本听不懂的话；时而又见他们从床上起身穿上法袍走出房门，一边摇头晃脑，一边吟经唱典，手舞法鞭在堂屋里上窜下跳、装神弄鬼。一番折腾后，这些人竟然都异口同声一口咬定说是我母亲几年前在他家未盖厨房时，在灶台位置钉过两回猪桩，就是那猪桩克死了邻家小妹，犯到了张婶。 众口铄金，三人成虎。那还得了啊！伤心至极的张婶披头散发，哭着喊着要来我家找母亲拼命，被伯伯和众人死死抱住。张婶长得高高大大，平时能说会道，心灵手巧，模样俊俏，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做的饭菜特别好吃，是村里数一数二的好媳妇。再加上伯伯又是铁矿正式工人，张婶头胎生的又是儿子，因此她在村里人缘极好，村里每家有什么大事小情都要请她出面操持，我的曾奶奶也特别特别喜欢她。此后，张婶远远的只要一见到我母亲就指桑骂槐地叫骂，整个村里的男女老少都偏向张婶，都对我妈横眉冷眼，我的母亲百口难辩。 尽管我母亲处处回避张婶，不跟她计较。然而，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该来的终于还是来了。一天中午，她们两个收工回来去喂猪，不想张婶在我母亲喂猪的地方撞见了。张婶又开始指桑骂槐，缠着我妈不依不饶。我母亲哀求她道：“她大娘呀！你莫迷信了，我怎么会狠心去钉死兰兰姊妹呀！”“你这个恶毒女人，偷偷弄死了我的女儿还不承认，我跟你拼了！”张婶暴跳如雷，发疯似的向我妈扑了过来，不想惊着了正在猪潲盆边吃食的大白猪，它惊恐地突然跑了起来，张婶一不小心被猪绳绊了个嘴啃泥，张婶气急败坏，呼天抢地哭喊着，村里的人都惊动了。我的曾奶奶见是我妈惹的祸，骂骂咧咧赶过来要打她。曾奶奶迈着三寸金莲小脚，冷不防滑倒在地上，疼得直叫。我爷爷和二爷听见了从家里冲了出来，我曾奶奶竟然说是我母亲推倒她的，爷爷气得一句话不说，一巴掌就甩了过来，母亲捂着脸哭着离开了。 晚上，父亲回来了，家里一点烟火气都没有。在房里，妈妈抱着三岁的弟弟在默默流泪，我和两个姐姐无声地围着妈妈。父亲问明情况后，冲出家门去找爷爷算账。爷爷理直气壮地说：“这么个不成器的媳妇你舍不得打，我来替你教育”。父亲怒不可遏：“她再有错，也轮不到你们”……一顿老拳重重地落在爷爷身上。从此，村里再也没人在母亲和张婶面前提那猪桩杀人的事了。事后，妈妈多次在我们面前感叹：“关键时刻我娘家总是没人来帮我撑腰，你父亲又一直嫌弃我。那天要不是想到我死了你们姊妹几个可怜，当晚我就吊死了”！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我家劳力少，人口多，常年是村里的超支户，平时粮食都不够吃，菜总是腌菜或酱豆豉，逢年过节才能吃好一点。我的父母每天忙着出工挣工分，心思根本没在做饭炒菜上。那时生产队每年分的食用油少得可怜，我吃菜根本没见着一个油星子，饭菜比猪食还难进口。过年时每个小孩做套新衣服更是想都别想。我家衣服总是老大穿了老二穿，老二穿了老三穿；每一件衣服都是新三年，旧三年，破破烂烂又三年。衣服太烂了，根本没法补啊！ 每年的大年初四，父母都会带着我们姊妹四个给外婆外公拜年。一路上，妈妈总是不停地嘱咐我们，不要眼馋大姨家那边孩子的新衣服，不要去抢表姐表弟的玩具，吃饭夹菜不要抢，第一碗饭吃完，就要跟外婆外公说吃饱了，外婆家的锅没有我们家的大，一次煮不了那么多饭，我们家小孩吃多了，后面外婆外公就没饭吃。虽然那时我只有七八岁，但我听懂了母亲的话。 到了外婆家，大姨家的四个小孩正在追逐嘻闹。哇！他们家每个人都穿着新衣，打扮得漂漂亮亮，我们眼里除了羡慕还是羡慕。那时大姨父是小学公办老师，月月有工资，没什么不良嗜好，有钱有闲，一门心思都在儿女们的梳妆打扮上。每次去外婆家，他都把孩子们打扮得花枝招展，让外婆外公赚足了面子。我的大姨身高1.66米以上，人也长得极标致，好像当时电影幕布里走出来的明星。别看大姨是个农村女人，现在她70多岁了，气质和范儿绝不输老艺术家田华。天呐！同是一母胞妹，为何一个美若西施，另一个丑如“无盐”？外婆啊，您在怀我妈妈的时候是不是不小心打瞌睡睡着了，你把不好的都给了我妈妈，把好的都传了我大姨，命运太不公平了，我第一次心里为母亲鸣屈喊冤。 开饭啦！大姨家小孩坐四方桌一边，我家小孩坐对面，另两边分别坐着外婆外公和四个大人。泾渭分明的楚河汉界啊！大姨父默默地先给他的孩子分了饭菜，视我家这边孩子为无物。吃饭时，妈妈时不时的拿眼瞅着我们。我平时吃饭挺快的，正准备夹菜吃，不想和母亲的眼光碰上了，我连忙缩回手，把空筷子放进嘴里咬着，故意放慢吃饭速度，妈妈对我会心一笑。 饭后，母亲站在锅台边洗碗，外婆坐在火塘边把父亲喊了过去，每年的老节目开始了：“你看看福儿（大姨父）那边小孩，你再看看你那边小孩，穿得邋邋遢遢，破破烂烂，年年都是叫花子样。我那女儿一生巴渣，本就命苦，怎么偏又碰到你这么一个没得用的男人呀！”爸爸在旁边尴尬地站着，妈妈连忙替老爸解围：“妈，现在一个劳动日才一块二毛钱不到，家里小孩又多，他累死累活都没用啊，你不能总拿他和妹夫比！”外婆闭着双眼，摇了摇头，不再说话，我这才注意到她的脸颊里流淌着两行泪水。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农村迅速推广，国家走出了经济改革的第一步。分田到户后没几年，没想到我家也悄然发生着可喜的变化：家里的粮食“突然”多起来，我再也不用担心饿肚子了；青黄不接时节，一日三餐家里都有白米饭吃；平时，家里来了客人，母亲都要去打酒称肉，再也不是清茶寡水让客人空过；包饺子吃不必再等到过年，家里有人想吃就包；过年第一次我家每人都有做新衣裳，破破烂烂的旧衣服再也没人捡着穿了……好日子终于开始啦！小时候的那个难呀，虽过去多年，我记忆犹新：每年的5、6月份，我家一日三餐顿顿麦食，早餐麦糊子，中午麦坨儿，晚上麦面皮，连吃几十天，没见一粒米，一点胃口都没有。我整天哭哭啼啼吵着要吃米饭。母亲总是哄着我说：“你父亲中午到郭桥粮店买米去了，回来马上给你煮饭吃。”我听了跑到门口，小手扶着门框，眼睛直勾勾地望着外面，心里盼着父亲快点回来。母亲拿着碗连忙跟了过去：好乖，好乖！来，来，来！先吃完这碗麦坨儿再来等。我含着泪水，嘴里的麦坨儿怎么也吞不下去。 父亲从小聪明，是生产队里土生土长的农技员，虽然他断断续续只读到三年级，可是村里的农机器具，什么打谷机呀，小柴油发电机呀，送水站水泵电动机呀不转了，队长就请父亲来捣鼓捣鼓几下，那些罢了工的机器居然都重新欢快地叫了起来。 分田到户后，我的父亲就被我的老家——大冶市还地桥镇的黄石第四水泥厂这家中型乡镇企业请去当维修电工，爸爸脚踏实地，兢兢业业，很快成为“四水”配电室顶呱呱的高级电工，从普普通通的打工人被提拔成配电设备部门的车间主任。八小时之外，父亲还时常被周边厂矿请去搞电器维修，除工资外还多了一份外快，月收入比当时的那些国家正式工人高了不少。母亲老了曾不止一次对我说过：“当初陈爷爷说媒的时候，你爸爸不同意。我背后偷偷去奶奶家看你父亲，发现他虽然年纪不大，也吃了不少苦，但对你奶奶和叔叔没得话说，是我心中顶天立地的男人。我知道他一生嫌弃我，凭感觉他绝不会和你爷爷一样抛弃我和他的孩子们！”啊，这就是我的老母亲！真没想到这个年轻时经常被父亲骂成“浑不浑汤不汤”的女人，心底竟然那么那么的透亮，我对母亲肃然起敬。 父亲在外面忙着赚钱，母亲在家也没闲着。两个姐姐虽然没读多少书，但在妈妈的带领下，在苦水里慢慢泡大的她们都成了村里的种田能手。特别是我那个大姐，和奥运冠军邓亚萍那样天生骨子里憋着一口气，不服输，不能输，插秧、割谷、提稗、锄麦等农活样样出色。每天，母亲带着我家的“娘子军”早出晚归，没日没夜的在田间地头忙乎着。双抢时节，父亲因为外面有事忙着不能及时赶回家。为了不误农时，晚稻能尽量早插一夜，我那身高不足1.45米的母亲不等不靠，勇闯农村男人禁区，竟然成为了我村少有的几个能扶犁抖耙的“女把式”之一。刚学犁田时，我家水牛不听话，母亲一时驾驭不了，手忙脚乱中犁铧不小心划过我母亲的一只脚，顿时血流如注，母亲忍着剧痛，简单包扎后，又上了火线，几天下来，母亲的那只脚肿得老高老高。 1981年的金秋时节，我们全家怀着喜悦的心情彻底告别了那个一间房子三张床的穷窝窝，搬进了新做的连三间“火砖屋”，我们姐弟终于各有各的房子了，好日子真是拼出来的啊！ 没想到，一个偶然事件让我家的老邻居张婶同我杠上了。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搬家后的第一个大年初一，我下去张婶家和小伙伴们打“五十K”，我找张婶女儿阿秋借扑克，她不但不借，还怪我多事。这边小伙伴们在急催，那边我央求阿秋只借最后一次，谁料阿秋这次吃了称坨铁了心不借，过年过岁的搞得小伙伴们非常扫兴，我觉得很没面子，临走时摞下“狠话”：阿秋，咱走着瞧！大年初四的一大早，阿秋什么事都没有似的大摇大摆来我家借缝纫机“连衣裳”，我警告她必须马上离开。阿秋平时被张婶宠惯了，根本不吃我这一套，若无其事地继续踩她的缝纫机。我一声大吼冲过去夺了她的衣服，扔到地上。阿秋哪里受过如此奇耻大辱，拿着衣服哭着出了门。张婶听到哭声马上赶了过来，阿秋添油加醋，张婶火冒三丈，母女俩联袂上演的一曲好戏出场了。 阿秋哭得梨花带雨，张婶哭得呼天抢地，母女俩互相搀扶着一步步向我家缓缓走来，不明就里的村民闻讯后纷纷放下手中的活计，从四面八方围了过来。母亲问我情况后连忙让我上楼躲了起来。张婶气势汹汹要母亲交人，一来我家就开始掀桌子砸酒杯摔碗筷，把我家的椅子踢翻了好几条。当时，家里刚好来了四个客人正准备吃酒，张婶这么一闹，客人们酒都没喝，就急急忙忙地离开了。见折腾差不多了，张婶一下子瘫倒在地上，手舞脚蹬，声嘶力竭地哭喊着，叫骂着。村民们这时才明白过来，静静地站在一边交头接耳。我母亲上前把她扶了起来，连连向她赔礼：“她大娘啊！小孩子不懂事，您莫同他见识，等他爸爸晚上回来教育他。”张婶气呼呼地大声喊道：“你这个伢平时有心思得很，竟然敢骑到老娘头上来了，今天不把他交出来，老娘就吊死在你屋里！”说着还真的拿着绳子要上吊，众人这才上前合力把她抬走。风波过后，在后面6年的时间里，我再没有跟张婶讲一句话，她家的门我再也没有踏进去一次。两年过去了，我对张婶依旧如故。张婶见了我，总是老远喊我名字，我装着没听见；在路上碰到她，远远的我就弯路绕着走，实在绕不了，就低头不语从她身边一闪而过。张婶把这些事都告诉了我妈，我妈多次劝我和张婶和解，我总是默默流泪，母亲在一旁唉声叹气。一直到1988年9月，我从普通学校的还地桥高中考入湖北理工学院，是我村自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制度以来第一个成功跳出农门的大学生，张婶特意过来我家祝贺。我这才紧紧握着她的手动情地说道：“张婶，谢谢您！”其实，6年的心结我早就解开，我深深懂得和解和尊严都来自实力。 2009年春节，我和弟弟细姐三家人分别开着各家的私家车从广州回湖北陪父母过年。大年初一，嫁到大冶城区附近的大姐一家人也来团聚。看到一大家子差不多发到30人，祖孙三代热热闹闹，其乐融融。忽然，母亲哭了起来：“你们外婆去世整整十年了，我现在只有你大姨这个亲妹妹，虽然我和她一生没有来往，现在人老了，我特别想去看看她。”为了圆母亲的这个新年愿望，大年初四，我家姊妹几个开着三部车，满载十八人，浩浩荡荡向大姨家驶去。到了大姨家的村口，我扶着母亲下了车，村里有人一下子认出了我妈妈，连忙跑到大姨家报信。大姨大姨父急急赶了过来，以最隆重的礼节迎接我的母亲。大姨紧紧抱住妈妈流着泪说：“姐，最后还是您赢了！”大姨父在旁边抓着母亲的手也热泪盈眶，由衷之言脱口而出：“姐，您才是最有福之人啊！”原来，大姨家的几个子女都过得不怎么好。一生傲气的大姨大姨父眼泪都流干了，在村里人面前抬不起头来。而从小受穷受苦的我家姊妹则大不相同，我的两个姐姐都嫁得很好，家庭圆满幸福。我和弟弟在广州创业办厂，买房买车，风生水起。短短几十年，大姨和我母亲的命运彻底反转过来。 小时候，我知道母亲是十分疼爱我的，但我心里一直因为没有得到母亲更多的爱而感到深深的遗憾：早晨去上学的路上，我也多么想像小刚一样手里拿着一个表面烤得焦黄的馒头津津有味地吃着；放学时下雨了，我多么渴望母亲像小丽妈妈那样急匆匆赶到学校送来雨衣和雨靴接我回家；过年了，我也能像小强那样穿着他妈妈特意为他定做的满身新衣在小伙伴们面前神气地跑来跑去；生日时能和小东一样吃到一碗妈妈做的香喷喷的荷包蛋……我知道家里穷，妈妈里里外外忙不过来，我把那份童年的渴望深埋心底，从未对人说过。母亲老了，我只能过年的时候才能回去陪她几天，她常常在我面前边说边抹泪水：“小时候家里穷，你们几个吃没吃的，穿没穿的，村里都瞧不起咱家人，儿呀，你们受苦了，妈妈对不起你们。你们从小没享我的福，老来我却沾了你们的光。” 感恩时代，感念母亲，过去的穷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我家祖孙三代虽然都输在人生的起跑线上，唯进步，不止步，我们从未奢望要当人生赛场上那个光芒四射的冠军，但我们一定是那个全力以赴、后来居上，终点时刻向最前方阵发起冲刺的奔跑者，人生虽有遗憾，人生必然无悔。 
黄兴，生于1969年，大冶还地桥人，1991年毕业于湖北理工学院。1993—1995年期间，曾在《中国教育报》《工人日报》《中国建材报》《健康日报》《大学生》等多家报刊发表文章，现为广州申田印刷有限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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