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叫邹小妹，是我外婆的第七个孩子。外婆共生了八个孩子，养活了五个。我母亲之外，还有一个舅舅，两个大姨，一个小姨。我的母亲和我的小姨居然共用同一个名字。最大的阿姨出嫁到常熟。一个大姨一个小姨姊妹俩嫁给本村的一对叔侄俩，两家人亲上加亲，拥有完全相同的亲戚。我母亲二十岁时，我父亲开着排涝船驻扎到我母亲的村庄石牌养秀泾。父亲刚离了婚，有人做媒，就与他结了婚，母亲离开了她的村庄。本来她在娘家的名字叫小小妹，我的大姨叫大小妹，我的小姨叫末泡，我母亲出嫁离开后，我的小姨就叫了小小妹。我曾经惊诧于这种情况，总是问母亲，怎么你们这样随意，连个名字也不给起。母亲说那时家家都这样，又不去上学，用不着名字。从小帮着家里干活，放牛，割草，抓鱼，摸虾。母亲非常羡慕她姨娘家的孩子，她的那些表哥们个个上学念书，家里为了供孩子们念书，卖牛卖地。解放时评了中农。我母亲家则完全相反，孩子们都不给上学，全当作劳力替家里干活，一有余钱就买牛买地。解放时评了富农。村里没有地主，外公外婆就成了每次运动的批斗对象。大冬天的站在粪桶里，冷水浇身，逼要金银财宝。后来困难年大饥荒，外公没有熬过来，饿死了。母亲曾告诉我，外公死前曾来家里找母亲父亲，父亲不让母亲开门。我为此很长时间里都想不通父亲这样子做了，母亲为什么还不离婚。外婆则熬过来了，我七八岁时去外婆家，外婆弯着背，搀着我的手，走过村头的桥时告诉我，这座桥她已有二十年没有走了，因为地富反坏右都不准乱说乱动。尽管她的小女儿就嫁在河对岸。外婆活到八十八岁，在睡梦中离开人世，一生没进过医院。
母亲后来还是上了一年学。解放了，每个孩子都要去上学。母亲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她常会炫耀她握笔的姿势，说是老师手把手教的。还会嘲笑父亲，父亲一天学也没上过，自然比不过她握笔姿势准确。可惜只上了一年，就不上了。说是大了，再上学不像样子。我的大姨我的小姨和我的母亲一样，都没能念到书。到了她们自己做了母亲，就拼了命地叫孩子们上学。我的一个表姐补习四年考上法律系，现在是知名大律师。我考了三年做了教师，获评苏州市名教师。我的一个表弟考上名牌大学，现在做了法院副院长。终于每家出了一个大学生。母亲的表哥们则大都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有一个参加了革命，后来在我们的县城里做大干部。记得我五六岁时，母亲背了一草篮新鲜玉米带着我去过这个亲戚家。那时离母亲下放已有十来年。不知道是不是实在过不下去了，还是什么原因，一定是走投无路了，母亲才会去走这门亲戚。
刚结婚时的母亲非常幸福。她一下子成了城里人。我父亲母亲在东门街上租了房子。母亲在制药厂做工，父亲在水利局工作。两人工作稳定，没有负担，吃得好，母亲长胖了，有了月经。之前一直没有。母亲说这些时我简直不能相信。二十岁才来月经，怎么可能！母亲烫了头发，穿了新衣服，微笑着拍了照片，照片上的母亲就像一个电影明星。可是好景不长。不知怎么回事，母亲不被允许做城里人，下放到父亲的老家白塘村（九里泾）。父亲自小父母双亡，随他姑父学米行生意。姑婆出嫁时家里还有很多地，记得我小时候，每次姑婆回来，总要带我绕村庄走一圈，手指点这里那里，说这一片那一片都是我们家的。等我再长大一点看到一本小说《三探红鱼洞》，才知道这就是地主的变天帐。但是我姑婆的成份不是地主。她的兄弟即我的祖父痴迷赌博，把一份家业全部败光了。正好解放了，只评了个贫农。姑婆嫁给高板桥头陈家，在西塘街上也算是大户。陈家阿公自己开一个小米行，当时算是门当户对。后来娘家败落，自己又不生养，姑婆就把我父亲带在身边，在米行做学徒。姑婆把我父亲当自己儿子一样对待。陈家阿公在日占时，受到日本兵惊吓，日本兵到米行买米，陈家阿公木头木脑不知应对，日本兵生气打了他一枪托，陈家阿公惊吓过度，神智错乱，不久便离开人世。姑婆一个妇道人家，本来在米行里负责买菜烧饭，经常克扣菜金做私房钱，好像知道有一天要靠自己养活自己。她告诉我日本人来的时候，她出城逃难 把攒的几个金戒子扳直了缝在鞋底里才保存下来。这几个金戒子后来派了大用场。后来解放了，父亲去了打水船上工作。姑婆帮人洗衣为生。
因此我母亲被下放到九里泾时，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伯父家住着祖屋，前后三进，至今还有几间房子在老宅上摇摇欲坠。伯父当过生产大队大队长，后来去公路养路处烧饭。伯母一直说自己身体不好，干着看场赶鸡的轻省活。记得我小时候住地震棚，听伯母喊了一夜的哎呦呦，说是要疼死了。事实是我的伯母非常高寿，一直活到九十三岁。我母亲在伯母家的客堂间里搭了一张床，算是安顿下来。那时她有三十元钱。放在客堂间伯母借给她使用的柜子抽屉里，却莫名其妙不见了。母亲为此难过了一辈子。她不能说什么，但从此和伯母生了嫌隙。她唯一能做的是拼命出工干活。父亲的打水船行踪不定，不能经常回家，把母亲一个人丢在这样的一个老家。母亲活成了一个最强的女劳力，除了不会揇河泥，其他农活样样做得最快最好。到她的二女儿考上大学，她离开九里泾重新搬回城里时，她已经是全村人的小妹恩娘。小妹恩娘小妹恩娘，大家这样叫着她，谁家有事了都要来找她去评理，帮着拿主意，她成了村里的“老舅妈”。
母亲结婚六年没能怀上，村里人让她抱养了一个，才抱回来，就有了，又还给人家。母亲生下姐姐，接生婆说没见过这么好看的小囡。雪白粉嫩，是脂油胎。欢天喜地养到一周岁，是冬天，田里农活已经收了，大家一起在公房里搓稻草绳，说说笑笑，姐姐坐在婴儿坐车里，放在身边，已会站立。时不时要爬出来。这样的情景母亲不知描述过多少次。没几天，姐姐发高烧，发到惊厥抽搐，母亲抱着她到东门街下梢头诊所打了退热针，不曾想姐姐一日一日坏下去，再也不会站，连爬也不会了。父亲回家来带了几个人去诊所吵，一点用也没有。后来去上海大医院，才知道姐姐得的是小儿麻痹症。母亲从此成为这个世界上最悲苦的母亲。
我写到这里心有点颤抖。这样一个悲苦的母亲，带着她的孩子，踏上了漫漫求医路，这一路长达十年。看到最后，医生都说姐姐这样，是后遗症中最好的状态了。母亲说出来的求医经历很多，每次说到最后都会说一句，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多。有一次他们抱着姐姐要乘火车去南京看病，忘了带必须要带的红宝书，母亲心急如焚，站台上有一个铁路工作人员把自己的红宝书借给母亲，让他们上了车。母亲带着姐姐到上海大医院住院，她自己每晚睡在医院走廊里，医护人员纷纷给她拿来衣物被褥甚至锅碗瓢盆，还有自己家孩子的玩具。姐姐的病一个疗程要打一百针，母亲天天背着去赤脚医生那里打针。有一段时间村里来了四清工作组，组里有人会打针，天天给姐姐打针。记得有一次母亲背着姐姐打针回家，走在河岸上，姐姐不时提醒说，姆妈，你走过来一点，要掉到河里去了，母亲笑骂，就你怕死。还有一次半途遭遇瓢泼大雨，一路滚爬到家，娘三个全都嚎啕大哭，母亲突然凶恶地对我说，你哭什么，你好手好脚，你和你爸一样，将来总是不要紧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母亲要把我分出去。我常常会想，我和姐姐一母同胞，为什么姐姐是不好的而我是好的。好手好脚的我不能和她们一起哭。有城镇户口有城里工作的父亲每月有五十元钱工资。母亲一头猪养一年也只卖得五十元钱。城乡巨大差别在母亲内心造成巨大创伤，使她不自知地出口伤害了她的小女儿。这个母亲心里的绝望有多深。村里人都说我母亲是那种跌倒也要捂把泥的人。她想尽一切办法赚每一分钱，她要留给她残疾的大女儿，她想要是她死了，没有钱，她的大女儿可怎么活。
母亲拼命干活，可是在生产队里一年干到头，也只能换回口粮，年终分红时分不到一分钱。记得有一阵子冬天都要去挑河泥，地面上划好一块一块，分到各家各户，两边相邻人家家里有男劳力，早早挖完，收工回家，母亲一个人又要挖又要挑，爬上爬下，挖到天已黑透，还是没有挖完。原来两边的人家上面挖完下面都留在那里，挖的是倒漏斗型。我中午去新开河工地给母亲送饭，想帮母亲一起挖泥，可是人小力气小，滚了一身泥也帮不上一点忙。只能陪着母亲做着这无望的苦力。深夜完工回家时，母亲已累得说不出话。
母亲节省每一分钱。她有很多办法。喝水喝的是汤罐里的温吞水，不另烧。最后一把稻草快烧尽时，在火堆里埋一瓦罐水，给我们洗漱。不舍得另外烧水。我们冬天都不洗头，头发里长了虱子。更不洗澡，身上全是厚厚的泥。学校里打预防针，要挑开老泥打，是非常难为情的事。菜炖在饭锅里，不另外炒。她把节省下来的每一根稻草都拿到土窑换砖，母亲的砖堆一年比一年大，后来终于盖起来两上两下的楼房，是村里第一家盖楼房的。有一次我放学回家，那时我已在二中读高中，平时住在姑婆家，一个礼拜回家一次。走在田埂上，村里人在田里捆稻，有一个邻居对我说，你要用功读书啊，你娘省得来一个礼拜都不起一个油锅，就煮一点黄豆当小菜。
我是村里第一个大学生。我能考上大学。全都是因为母亲的坚持。我们村离二中近，所以初中也到二中读。但说近，也有十里路。母亲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烧好粥就搓稻草绳。等粥凉了喊我起床。从不许我缺课。有一次下大雪，母亲到村里给我找同伴，人家都不去上学，说路都看不见了怎么走，我也不想去。母亲还是坚持要我去上学。我只得硬着头皮走向漫漫风雪。几次摔倒爬起，要过独木桥时，我手脚并用，小心翼翼地爬了过去。一路上没有碰到一个人，朝前望望只是白茫茫一片，朝后望望只有自己的一行脚印。不，还有母亲殷切的目光。姐姐虽然残疾，但也在二中读完初中高中。我们得到了二中校长师生的很多帮助。有一个叫红英的女生负责照顾姐姐，打饭，搀扶上下学、上厕所等。学校专门在校园内找到一间房子给姐姐几个做宿舍，其他女生宿舍都在河对岸。学校组织看电影时，是沈校长用他的自行车推着姐姐，走过长长的东塘街西塘街。姐姐学习成绩很好，要不是身体原因，她也能考上大学。
我考上大学那一年，我们终于搬进城里。住在汽车站附近。我母亲迎来了她的赚钱时代。她摆过茶摊，卖过茶叶蛋，到人家厂里烧饭。后来确定下来卖香烟。我女儿到现在提到我母亲，都说我卖香烟阿婆怎样怎样，还写过一篇长文《我的卖香烟阿婆》。母亲有一个木盒子，可以关闭可以打开，里面排列着一包包香烟。整条的香烟放在一个大的布袋子里。当然也卖假烟。她的三顿饭都是趁空随便乱塞一点。每天最惊险的是躲执法队，母亲说远远听见有响动，就跑到女厕所里。这样卖了几年香烟，母亲盘了一个杂货店。终于可以坐下来卖货了。但这家杂货店的前主人那离婚的丈夫是个神经病，时不时的拿了一把菜刀要到店里来砍人，所以别人都不敢接手。只有我母亲实在太想要一个可以遮风挡雨的店面了，拼了命盘下这间弄堂口的铁皮房子。母亲全心全力守这家叫玲珑的烟杂店。有一次我三十岁生日，大家在饭店里等了半天，我母亲都没有来，知道她被生意耽搁不肯关店。我丈夫生气地跑到店里，硬是帮着上了门板关了店。再后来，母亲攒了钱，买了一个真正的店面。她想这下好了，有了这间店面，我姐姐就可以衣食无忧了，姐姐自学了裁缝手艺，帮人做做衣服，总可以养活自己了。
这样开开心心又过了几年。母亲生病了。总说有点胃疼，吃不下饭，人一天天瘦下来。我总是给她到医院拿一点胃药，随便吃吃。有一次我周末回家，父亲说你母亲好像一盏油灯，油要耗尽了，给她到医院看看吧。母亲大概是实在熬不下去了同意去医院看病，一查，已是贲门癌晚期。医生说这种腺癌很凶险，好像一个鸡蛋，现在爆开了，溅开来，到处都是，已失去开刀的意义。也就是说一点办法都没有了。我现在很后悔把实情告诉母亲，母亲得知自己得了癌症，说看不好就不要看了，邓小平都要死的。邓小平是母亲最崇拜的伟人，邓小平去世的时候，母亲哭得很伤心，她说邓小平最好了，允许老百姓勤劳致富。现在想想瞒也瞒不住，母亲得病的消息传到村里，二十几家人家每家都来人探病。我舅舅把他抓到的黄鳝都拿到我家里。我丈夫坚持要看病，请了假陪我母亲上海无锡到处看病，后来也只能是看中医，配了中药吃，闻着味道，苦得不得了。我买了各样好吃的拿回去，牛奶，小西瓜，姐姐烧了好吃的菜，母亲已经什么都吃不下了。母亲一生养过无数只鸡鸭，却没有吃过一个完整的鸡腿。母亲是九八年冬天离开人世的。去世前几天，她硬撑着起了床，拿了一双我父亲单位发的小孩运动鞋，走去厂里要求调换一双小一点的，她说那双我外孙女（我女儿）穿着有点嫌大。有一天太阳很好，母亲自己吃力地搬了藤椅子到阳台上，晒着温暖的阳光，反反复复地说，有太阳晒晒真好啊，晒得着太阳真好啊。
母亲出殡那天，楼下马路上站满了人。都是母亲小店的顾客。他们当中有卖小笼包的，有摸鱼为生的，甚至有吸毒的，当然更多的是普通打工的。母亲的店里有一个公用电话，我们住的是城乡结合部，这些人租住在里面靠河岸的村子里，母亲守在弄堂口，是这些人进进出出的必经之地，几年下来，母亲成了所有人的小店阿婆。他们在我母亲店里寄过钥匙寄过小孩，他们在我母亲店里赊过卷面、电话费。有一次我看见母亲在帮摸鱼的补一条皮裤子，那个瘦得吓人的吸毒的，要是母亲没有给他那卷卷面，会不会已经饿死了。
母亲一生悲苦，却对人善良。记得小时候有一年冬天，讨饭的特别多，来一个给几块糕，来一个给几块糕，眼看晒在匾里的糕不多了。一次远远望见门前田岸上又走来几个讨饭的，母亲赶紧把糕拿回家里，叫我们躲进家里，不要发出声音。后来我看到一本小说《千江有水千江月》，里面女主人公贞观和外公一起去自家田里摘瓜，看见有人在偷瓜，也是躲起来。不是怕，是避免尴尬。但是有一天来的是一个母亲带了三个小孩，母亲不但给了几块糕，还盛了一碗米饭给小孩吃，绞湿毛巾给小孩子擦脸。青黄不接的季节，早上睡得朦朦胧胧时，常常有村里人会来家里借米，母亲总会舀出半淘箩米借给人家。说人家都是男孩，饭量大，我们家都是女的，饭量小。母亲去世前最后一次去玉山医院看病，实在走不动，我叫了一辆三轮车，上正阳桥时，母亲说妹妹我们下来走，上坡很累的，你又这么重，人家踏不动的。我现在每次看见三轮车，总会想起我那个最会顾怜别人的母亲。
母亲在汽车站摆小摊卖香烟好几年，遇见过各色各样的骗子，却从来没有上当受骗。她从来不相信天上会掉馅饼。我跟他们无亲无故，他们为什么要把好处给我？母亲只相信自己，凡事只有靠自己。她也不喜欢攀亲结友，记得我小时候父亲给我认过两次干亲，都被母亲回掉了。
母亲哪里会想到她只能活到五十九岁。母亲以为自己会活到很老很老。我们姐妹俩清理母亲遗物时发现，我每年过年买给她的棉毛衫裤、羊毛衫，都没有拆包，全新的有十几套。她给自己纳了三十双鞋底，整整齐齐地捆扎好放在橱柜里，平时穿用的都是最旧最破的。这些都要留到很老很老时穿用。但是都用不到了，一把火都烧掉了。
我母亲在乡下时，六月里，一年一次会晒衣服。她晒的衣物里，有我们姐妹俩婴儿时的小帽子，小袜子，小衣裤。还有她自己的一条看上去很高级的呢料裤，淡烟灰色，卷边，宽腿，还有一件香烟纱的短袖子。这些衣物是母亲做制药厂女工时的行头，下放后，她再也没有机会穿了，只是每年拿出来晒晒。我常常想要是母亲没有被下放，她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呢？
有一次我看到一个资料，了解到脊髓灰质炎疫苗在美国罗斯福总统亲自关心下，于一九五六年已被索尔克等美国科学家研制成功。可惜的是我姐姐一九六四年冬天得病，脊髓灰质炎疫苗这种可以与日争辉的人类救星还没有来到中国。幸运的是我姐姐遇到了世界上最伟大的母亲。
母亲离开我们将近二十年，我们都过得很好，母亲她知道不知道呢？
我刚过完五十三岁生日，生日那天给我的小外孙讲我出生的故事。我母亲生我那天早上依旧出工干活，她和几个妇女负责把割下来的花草（学名紫云英）踩到泥塘里，沤肥。踩着踩着，她感觉要生了，赶紧往家跑，一脚门槛里一脚门槛外，我就出来了。大概是早上十点钟左右。我的名字叫朱小英，紫云英的英，就是一朵小红花的意思。外孙子三岁了，他一边听一边不断地问问题，阿婆，你的妈妈在哪里？死了。死了是什么？她到哪里去了？她到天上去了。因为几次上坟都没有带他去，大晚上的又不想说坟墓。她去了天上的哪里？我回答不出来，只得说，阿婆不知道。我写到这里，抬头看窗外，阳光正好。
简介：朱小英，一九八七年毕业于苏州大学中文系。现任教于江苏省昆山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