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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吉星，云南巧家人，1976年生，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在《人民日报》《中国作家》《中国艺术报》《安徽文学》《散文百家》《边疆文学》等各级刊物发表小说、散文、诗歌100余篇（首）。多篇作品入选中考语文试卷和各种选刊、年度选本。现供职于云南省文联。
我的母亲
上小学时，老师要求写一篇关于母亲的作文。回家以后，我跟在母亲的屁股后面转了半天，始终没有找到课文中描写的那个伟大的母亲。左看右看，前思后想，她还是和村里的其他农妇一样，普通得一如门前菜地里的大白菜，平凡得像那自留地里的一垄垄麦苗，无论你睁眼还是闭眼，她那身深蓝色略有些发白的卡基布衣服都根深地固的在我脑海里闪现，激不起一丝一缕春日粉面桃花的惊喜。 在我有些模糊的记忆中，母亲更像是一个男人。当我小学还未毕业，两个姐姐便分别考上了卫校和师范，为了她们每人每月一百元钱的生活费能按时汇去，父亲迫不得已跟随本村的邓舅公去了与越南接壤的文山州，每天早上四点半用人力三轮车帮一家米线厂送米线，把家扔给了母亲。 家里有四亩多水田，那是全家人一年的口粮寄托，每到春天栽完秧，水就变得异常珍贵，生产队会按每家的包产人口安排灌溉用水的时间表，我们叫它排水轮子，通常精确到某家用水从某日几点几分到几点几分，24小时轮轴转，绝不浪费一分钟。到了交接的时间，两家人便在码口处掐着时间数，生怕对方多占用自己一分钟，于是便随时能听到你的表快了我的表慢了之类的争吵，吵输了的人便扛着板锄骂骂咧咧的走了。 由于我家地势较高，属头道码口，是全生产队的水头，于是每年这个季节，生产队长便会在我家大门外的土墙最显眼处贴上一长串的信笺纸，上面密密麻麻的写满了几十户人家用水的时间安排，这时我们总是从大人的胳肢窝里把小脑袋挤进去，在那些密密麻麻的名字中找到父亲这个一家之主的名字，牢牢记住上面的时间，然后反复提醒母亲不要忘记，结果却是我们自己最先忘记了。直到某天深夜，那扇破旧的大木门吱吱嘎嘎打开又吱吱嘎嘎关上的声音把我们惊醒，才猛然想起今晚是我家的水轮子，随后便能听到窗外响起母亲咚咚咚奔跑的脚步声，但我们通常是在一两分钟之后便又进入了梦乡。  母亲回来时，已是第二天早上，她就这样一个人一晚上打着手电筒在漆黑的夜里，在村头的码口与我家包产田一公里多的沟路上来回奔跑着，防止别人偷水。我背着书包上学时，她才一脸疲惫扛着锄头回家，眼睛里布满红红的血丝，撂下锄头又拾起院子角落里的粪桶，把扁担扛上肩，回过头来对我说：“要好好的读书哦，像你大姐二姐那样”。 母亲是个急性子，说话做事都急急躁躁的，说起话来像打机关枪，这增加了她吵架获胜的机率。只要我被别家孩子欺负了，她便一改平时笑咪咪的面容，脸往下一沉，站到小门外的那棵樱桃树下，双手叉腰，像一只发怒的母鸡拼命护着自己小鸡崽似的，唾沫横飞。一开始，对方的母亲也不示弱，两人隔着几十米开外用食指指着对方骂，不过瘾，便用脚跺地跳着骂，不一会儿，母亲的大嗓门和机关枪语速便占了上风，直到对方偃旗息鼓关门拖过孩子一顿打，她才转身进屋，对蹲在墙角的我说：“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以后放泼辣点”。但吵架归吵架，农村人是不会记仇的，用不了几天，村里有人家栽秧打谷、红白喜事，母亲便会立马忘记昨天的不愉快，天不亮就赶去帮忙。我朴实如泥土的母亲，只读过小学三年级的农村妇女，就是用这样的爱憎分明与包容，言传身教，影响了我的一生。 母亲应该可以算是吃苦耐劳的中国农村妇女的典型代表，她的劳动力是全生产队公认的。一直以来，在整个生产队，我都以母亲为骄傲。犁田钯地，这些男人干的活，母亲哪一样都不落下，套上家里那头老牛，左手持鞭右手执犁，那把三四十斤的犁铧便像泥鳅一样在水田里左冲右突，用不了几天，家里的四亩多水田便像一面面不规则的镜子，映照着蓝天白云和母亲布满汗珠的黝黑脸庞。每年生产队安排出工出劳清理山脚堰沟的淤泥，总有几个劳力弱的大男人被生产队长骂，这个脾气暴躁的生产队长这时总是指着我的母亲说：“你们看看某某某，几个站起屙尿的大男人，还不如一个婆娘，白球混了”。这时我便可以在小伙伴们面前趾高气扬了。 以前家里很穷，因祖辈租了地主家十多亩地，老祖一人种不过来，便请了几个人帮忙，到我爷爷这辈便被划为了富农成分，文革期间被人批斗，还被抄了家，穷得叮当响。母亲嫁过来时，结婚用的衣服和被子都是去借的。母亲从嫁过来就没过上一天好日子，也没吃过一顿饱饭，家里虽有四亩薄田，但每年收了稻谷后，却是不能放开了吃的，要分出一半的稻谷和高山上的农户换成包谷或洋芋，一斤稻谷可以换两斤包谷或是三斤洋芋，只有这样，才能维持全家人一年的口粮。 儿时的我们想吃一顿饱饭或是想吃肉，便只能到外婆家，当时外公在曲靖会泽农场工作，有工资收入，每次去外婆家都像打牙祭把肚子撑得滚圆。但当时就是在这种门不当户不对的情况下，母亲硬是不顾外公外婆的强烈反对，嫁进了这个掘地三尺也挖不出半个铜板的穷家，支撑她作出决定的就是：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村人，这样的人会过日子，家穷不怕，只要人能吃苦耐劳，光景总会越过越好的。  然而从两个姐姐和我降生以来，家境却并没有太多的变化。为了供两个姐姐念完中专中师，父亲常年在外打工，但蹬人力三轮车挣来的钱除了大姐二姐的生活费外，几乎没有积余，家里的柴米油盐、地里的种子化肥、村里的人亲往来，所有的开支全靠母亲一人支撑着。后来家里原本破旧的几间瓦房因地基移动裂开了比拳头还大的缝隙，不敢再住人了，父母便决定拆了重建。那年头，农村新建房屋，是除了孩子考上中专中师以外的头等大事。母亲硬是凭着勤劳善良的本性和诚实守信的品性，向同村几户家境相对好一点的人家借来二千多元钱，还变卖了当年结婚时外公外婆陪嫁的十多块银元，终于完成了老屋的翻修。 但随后那两千多元的债像一座山一样压在母亲的肩上。为了早日还清欠债，母亲在每年冬天农闲时节，干起了一件全村只有男人才干的事------做瓦。这是极重的苦力活。每一片瓦要经过踩泥、码泥堆、做成泥桶坯、晒干、将每个泥桶坯用手拍成四片泥瓦片、进窑烧制等七八道工序，完全的纯手工。做瓦得等冬天农闲时，但冬天亮得晚黑得早，白天时间短，母亲便每天清晨五点过就起床做瓦，有时天太黑，就用家里的马灯照着，从早做到晚，一天能做三百多个泥桶，晒干之后就是一千多片瓦坯，这让村里好多做瓦的大男人都自叹不如，他们一天最多也只能做两百多个泥桶。 冬天天气冷，有时早上泥水盆里会有一层薄薄的冰，母亲便把冰敲开继续做瓦。许多年以后，我依然可以想象得到在零度的环境中，赤手捧起泥片，就着冰水做瓦的那种刺入骨髓的冷。每到冬天，母亲粗糙的手便会裂开一道道往外渗着血珠的口子，抹上凡士林，除了让手变黑以外并不起多大作用，于是母亲的十个手指头上便缠满了一层又一层的胶布，有时我们不小心碰到那些渗血的口子，母亲的手便会猛的颤抖一下，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刻骨铭心的痛啊? 母亲就是这样坚持了四个冬天，还清了家里修房所欠下的外债。大姐二姐也参加了工作，父亲不再外出打工，回家陪母亲一起营务庄稼，我考入了昭通卫校成了一名医生，家境开始逐渐变好，父母也成了乡里乡亲们尊重的对象。是啊，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作为一个贫穷的农村家庭，能把三个孩子培养成才，吃上公家饭，端上铁饭碗，是多么的不容易，需要承受多少艰难困苦啊？  后来，凭借母亲赐给我的吃苦耐劳和朴实无华、不曲不挠永不服输的品性，我从一个乡镇计生办的医生，一步一个脚印走到县上、市上、省上，来到了春城昆明，成为了一名省级机关公务员。 为了替我照看三岁多的孩子，母亲迫不得已离开那片生活了六十年的土地，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熙熙攘攘的人群、川流不息的汽车，一切都是那样的陌生和无奈。母亲是个农村人，是个永远无法融入城市生活的农村人。她不会跳广场舞，她坐公交车也会晕车，她只敢去菜市场和孙子幼儿园那两条街，远了怕迷路回不来，她和小区里的退休老太永远聊不到一块儿，她听不懂CPI是什么东西，只知道菜市场里白菜都要一块多钱一斤，说太贵了，要是在老家随便田边地角种两块，一年到头都吃不完，因此她在这个城市没有一个朋友。 我与妻都忙于工作，早出晚归，谁都没有注意到一个农村老人在这个城市的孤单与苦闷。有一天下午，我正在开会，突然接到孩子幼儿园老师打来的电话，说放学十多分钟了，其他孩子都接完了，只剩我女儿一个人没人接。放下电话，我急忙打母亲的电话，响了半天她才接，电话一接通，我就不耐烦的吼道：“妈你怎么搞的，现在还不去接孩子？别的早就接完了”。说完这话，我才听到手机里传来扑哧扑哧的喘气声，母亲一边喘着粗气，一边像个做错事孩子，上气不接下气的说：“我的手表——不知怎么——停了，刚才——看手机——才发现——时间过了，不怕-——我跑着去——再过——四五分钟——就到了”。我的眼睛一下子就模糊了。 我仿佛看到，一个患有关节炎的农村老太，一瘸一拐的奔跑在昆明的街头，嘴里喘着粗气，额头上布满汗珠却来不及用手擦去，一脸的自责和内疚。 就这样，母亲默默的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为孩子们坚守着，从不在我们面前叫一声苦和累，每天接完孩子回家吃过晚饭，她便早早地回到她的小屋里休息了，但我知道她每天晚上都失眠，天不亮就起来了。渐渐的，母亲的话越来越少，甚至一整天都不怎么说话了。有一天中午我在单位食堂里吃完饭，回家拿一份材料，打开家门，母亲一个人静静的坐在有些昏暗的客厅里，我问她怎么不开电视看，她说看多了眼睛疼，不想看。我说那出去走走吧，她说脚疼，院子里又没个朋友，街上车多人多，心烦。 看着面容有些憔悴的母亲，原来满头的青丝有一半变成了白发，粗糙的双手不停的揉着有些肿胀的膝盖，每次要站起来，都得用两只手撑住膝盖，手脚一起用力才能站起来，这时，我听见了骨节咯吱咯吱的声响。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看母亲，我才突然发现母亲老了，不再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能背一百二三十斤走一里山路都不带大喘气，能犁田钯地说话像打机关枪的母亲了，她只是一个老人，一个需要儿女们关爱的老人。  那一夜，我失眠了，我真正理解了母亲对土地的眷念和对父亲的思念。少时夫妻老来伴，她需要的不是这个繁华的城市和衣柜里我为她买来的品牌服装，而是与父亲在农村的吵吵闹闹中渡过快乐的晚年。 我与妻商量，决定送她回到农村老家，贤惠的妻立马同意了，说孩子两人换着接，我们辛苦一点，应该可以应付得了。第二天，我把想法和母亲一说，我明显感觉到她的眼里闪过一丝惊喜，但随即又忧心忡忡的说：“我走了孩子谁来带？请个保姆我和你爸都不放心”。我故作轻松的说：“不用请保姆，我现在工作轻闲得很，自己带得过来”。母亲的眉梢舒展开来，那丝惊喜又重新回来了。她说：“那我先回去一段时间，如果你们忙不过来了，我又来帮你们带”。 一整天，母亲一反往日的闷闷不乐，开心地忙着收拾家务，把所有的垃圾倒得一干二净，把她的衣物叠得整整齐齐的放进旅行包里。我去长途汽车客运站给她买了回家的车票，晚上我拿车票给她的时候，同时给了她两千元钱，让她带回家用，车票她拿着了，钱却说什么都不要，说家里有，就这样推来挡去四五个回合，她把钱收下了。第二天早上，我送她到客运站，车临开动时，她把头伸出车窗外，对我说：“钱我压在我那张床的枕头下面了，家里有地，菜自己种来吃，我和你爸用不了多少钱，你们在城里开销大，自己省着点用”。 车开走了，天空下起了小雨，我分不清脸上流淌的是雨水还是泪水...... 来源：首发37度悦读，转载请联系授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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