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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峰|元亨利贞:王阳明(下)

 新锐散文 2020-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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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版


元亨利贞:王阳明(下)

柏峰

十、四句教

王阳明用四句话概括其为学宗旨:“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就是著名的四句教——这四句话的意思是:心的本体晶莹纯洁、无善无恶;但意念一经产生,善恶也随之而来;能区分何为善、何为恶这种能力,就是孟子所说的“良知”;而儒学理论的重点之一就是——格物,在这里就是“为善去恶”。这真是画龙点睛,简易直接,不偏有,不著空,直趋中道——这是王阳明哲学思想的高度概括和凝练总结。

心体活泼自由,并不执着于具体善恶观念,不执着于善的作用形式。因为世俗善恶观念及善的作用形式会因时因地因群体而异,而心体先天至善之性却是永恒的。

心体无善无恶,一“动”起来,即作用起来,就会“有善有恶”,发为善念善行或恶念恶行,就有了价值取向,各种善恶心念与行为形成习性。善习的作用是正面的、善的,恶习的作用是负面的,非正常的。 

格物就是致良知的功夫。王阳明早期尊崇程朱理学,他的格竹行为,是为了实践朱熹的“格物致知”。不料格了七天七夜,什么也没发现,人却因此病倒,从此对“格物”学说产生了极大的怀疑。于是,王阳明开始反对程颐朱熹从事事物物中求理的“格物致知”方法,认为事理无穷无尽,格之则未免烦累,故提倡从自己内心去求理,认为“理”全在人“心”,“理”化生宇宙天地万物,人秉其秀气,故人心自秉其精要。

他赞成陆九渊“心即理”说,认为格物的下手处,就是体认本心,不消外求。不过,王阳明并不完全认同陆九渊,说:陆象山之学“其学问思辨,致知格物之语,亦未免沿袭之累”。王阳明的格物重点在于“致良知”,在于“知行合一”。“良知”是“知”,“致”是推致、是行。“致良知”即内含着“知行合一”的意义。作为一种认识论,知行观在中国哲学史上出现甚早,《尚书·说命中》里就有“知之非艰,行之唯艰”的话。古代知行观,自春秋至唐,均以《左传》所倡知易行难为主。到了程朱,则认为“知”与“行”之间,“知”逻辑在先,处于更重要的优先的地位。可以概括为:知高于行、知先行后或知本行末。如程颐的观点:

君子以识为本,行次焉。今有人,力能行之,而识不足以知之,则有异端之惑,将流荡而不知反,好恶失其宜,是非乱其真,虽有尾生之信,曾子之孝,吾弗贵也。

须是识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须得光照。

譬如人欲往京师,必知是出那门,行那路,然后可往;如不知,虽有欲行之心,其将何之?

朱熹继承了二程观点,认为知先行后:

义理不明,如何践履?

知与行功夫须并列……然又须先知得方行得,所以《大学》先说‘致知’,《中庸》说‘知’先于‘仁’、‘勇’,而孔子先说‘知及之’。

穷理既明,则理之所在,动必由之。无高而不可行之理,但世俗以苟且浅近之见谓之不可行耳。……理之所在,即是中道。惟穷之不深,则无所准则,而有过不及之患,未有穷理既深而反有此患也。

——程朱倡知先行后说,虽认为知行有先后轻重之分别,但两者不可分割、不可偏废。先知并非达到“知至才去力行’,而是主张在具体实践中”知行互发”,其实属于知行不二论:

论先后,当以致知为先。论轻重,当以力行为重。

王阳明在知行不二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出了“知行合一”说,知必能行,行必有知。他说:

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

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是其人已曾行孝行,方可以称他知孝知,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的话,便可称为知孝知悌。

还说:

一念发动处即是行。

——王阳明反对朱熹的“先知后行”之说,认为朱熹“先知后行”有分裂知行之嫌——这是王阳明的误会。两人的知行观及其学说并没有原则性的矛盾。黄宗羲评价朱熹、陆九渊时说过:“二先生同植纲常,同扶名教,同宗孔孟。”其子黄百家也说:“二先生之立教不同,然如诏入室者,虽东西异户,乃至户中,则一也。”这些话用于朱熹与王阳明同样合适。

十一、王阳明学说的影响

黄宗羲的《明儒学案》记载,王阳明之后,他的学说计有浙中、江有、南中、楚中、北方、粤闽、泰州等七个学案。其他受王学影响,并以其为宗者也不在少数。

受王阳明直接影响形成的浙中学派,其主要弟子有王畿、钱德洪,以及徐爱等。徐爱是王阳明的妹夫,也是王阳明最早的及门弟子。他初闻王学,以为和先儒的传统解说有出入,惊异不定,觉得无从下手。既而深入进去,并反身实践,始信王学为孔门之嫡传,由是而成为笃信王学之第一人。王阳明也称他为自已门下之颜渊。他在王学门下的实际地位,也确实有与颜渊相似之处,一是他去世较早,未及得闻王阳明的致良知之说;二是他笃信实践,虽得王学之真,但在理论上却极少发明。他曾根据王阳明讲解《大学》的基本宗旨,编成王阳明最主要的著作《传习录》。徐爱为学的特点在于强调涵养、省察、克治、收放心,以培养心之体。他认为,学者之患在于好名,只有去私才能宜于物、他说,“心德者,人之根源也,而不可少缓;文章名业者,人之枝叶也,而非所汲汲”;“夫人所以不宜于物者,私害之也。”与徐爱的情况稍有不同,王畿师从王阳明的时间比较长,后且在吴、楚、闽、越、江、浙一带讲学长达四十年,专心传播王学。所至之处,听者云集,影响极大,莫不以其为王学之宗主。他为学主张大彻大悟,以无念为宗,将儒学的宗旨归为虎寂,具有融合儒释道的思想倾向。其学最值得称说者,是他与钱德洪关于王阳明四句教的一番争论:1527年,嘉靖六年九月,王阳明将赴广西,临行前的一天晚上,王畿与钱德洪就这四句话的不同理解发生争议。王畿认为,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得心是无善无恶之心,则意、知、物俱是无善无恶;若说意有善恶,毕竟心体还有善恶在。为此,他强调王学之四句教纯系“权法,未可执定“,并由此进一步提出”四元“说,以为为学需“悟得心是无善无恶之心,意即是无善无恶之意,知即是无善无恶之知,物即是无善无恶之物”。主张从先天心体上上根,断言良知一点虚明,便是作圣之机。时时保住此一点虚明,便是致知。由此把王阳明的良知说进一步引向禅学。 对于王畿的解释,钱德洪当然无法赞成。他认为,王学的四句教是“定本,不可移易”。因为心体原是无善无恶的,但大有习心,意念上便有善恶在,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正是复那性体的功夫,两人争论不休,遂请王阳明详加解释。王的解释是,“二人之见,正好相资为用,不可各执一边。我这里接人,原有此二种。利根之人,直从本原上悟入,人心本体原是明莹无滞的,原是个未发之中;利根之人一悟本体即是功夫,人己内外一齐俱透了。其次不免有习心在,本体受蔽,故且教在意念上实落为善去恶,功夫熟后,渣滓去得尽时,本体亦明尽了。汝中(王畿)之见,是我这里接利根人的;德洪之见,是我这里为其次立法的。二君相敢为用,则中人上下皆可引入于道;若各执一边,眼前便有失人,便于通体各有未尽。”——由于此段话说在越城之天泉桥上,故史称“天泉证道”。

至于钱德洪,也是王阳明的一个著名弟子。其学术思想除了上述与王畿的争论外,主要是阐释王学的一些基本精神。他认为,充塞天地之间者,只是此一良知。天只此知之虚明,地只此知之凝聚,鬼神只此知之妙用,四时日月只此知之流行,人与万物只此知之合散,而大只此知之精粹也。其学以收敛为主,注重于事物上实心磨练,主张在诚意之中求正心之功,反对虚忆以求悟,而不切乎民彝物则之常。曾说,“著衣吃饭,即是尽心至命之动。”其学宗旨与王畿从心体上顿悟明显不同。

浙中学派的另一重要传人是黄绾。黄绾早年师从谢铎,刻苦自修,宗程朱理学,后笃信王阳明良知之说,以为简捷直接,圣学无疑,遂以阳明为师,称门弟子。然而到了晚年,又背叛王学,以为王学是禅学,其空虚之蔽,误人非细。于是对王学持严厉的批评态度。他从天性人情之真出发,反对王阳明去欲去七情的说法,认为情与欲皆不能去,因为人之有喜怒哀乐之情是自然的,故而只能使情的发挥得其正,而不能强去之。他又反对正其义不谋其利的传统思想,主张圣人之学既要探讨义利如何统一,又要研究人之情如何,得其正。他的基本观点是利义并重,二者皆不可轻。“利不可轻矣,然有义存焉。”因此从黄绾的思想倾向里,不仅透露出王学乃至整个宋明理学的危机,而且预示着与心学、理学相对待的经世致用之学的勃兴。

王阳明的思想影响除了在他的家乡形成势力巨大的浙中学派外,还在他长期做官讲学的江右即江西地区形成了颇有势力的江右学派。江右学派的主要代表有邹守益、聂豹、罗洪先等。他们因坚持王学致良知的正统观念,往往被视为王学的正宗。邹守益的从学经历与黄绾差不多,也是先宗程朱,后师阳明。只是后来他并没有像黄绾那样背叛王学,而是谨守王学传统。故而黄宗羲称其能推原阳明未尽之旨而不失其侍者。其学以主敬为根本特色,以为“圣门要旨,只在修己以敬。敬也者,良知之精明而不杂以尘俗也。”修己以敬,就是戒慎恐惧,常精常明,不为物欲所障蔽。“一有障蔽,使与扫除,雷厉风行,复见本体。”他主张“寂感无二时,体用无二界,如称名与字。然称名而字在其中,称字而名在其中”,反对分知为内,物为外;知为寂,物为感,动静有二时,体用有二界的观点。认为这分明是破裂心体,是害道。在谈到良知问题时,邹守益认为,良知虚灵,昼夜不息,与天同运,与川同流。以独知为良知,以戒俱慎独为致良知的主要修养方法,并尽力身体力行,可谓有功师门不少。    

王阳明后学除了上述浙中学派、江右学派的几个代表人物外,真正在当时产生极大影响的,还要数泰州学派。泰州学派的创始人是王阳明的高足王艮。王艮出身灶丁,家贫不能竟学,后师从王阳明,颇得阳明思想的精髓,然往往驾师说之上,持论益高远,出入于释道二教。王艮的学术特征是发挥百姓日用之学,讲说儒家经书时颇多自己的独到心得,不拘泥于传统的传注。他的传道与传统儒者一直囿于知识分子的小范围中明显不同,而主要是面向下层民众说法,即所谓“入山林求会隐逸,至市井启发愚蒙。”鉴于这种特殊的传道对象,王艮在发挥阳明的学说时,更注意结合百姓的实际情况而发议论。

他认为,天地万物一体,人性之体就是天性之体。天性之体是活泼泼的,如鸢飞鱼跃。因此,人性也就不假安排,而是顺着天性去做就是了。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只是致良知便了。至于他所说的良知,也只是百姓日用。他说:“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凡有异者,皆是异端。”——这样,王艮便自然地将原本神圣的儒家道学的外衣扯了下来,使之成为愚夫愚妇能知能行者。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王艮的学说不仅预示着宋明理学危机的加深和崩溃,而且其思想体系中确实闪耀着某些近代理性因素的火花。当然,这些因素已与乃师王阳明的思想相差甚远。王艮死后,其子王辟继承其讲席。其学以不犯手为妙,即一切听任自然,所谓鸟啼花落,山峙川流,饥食渴饮,夏葛冬袭,“至道无其蕴矣”。他强调,“学者所以全其乐者也,不乐则非学矣”。王艮之学除了传其子之外,其弟子尚有林春、徐樾。其子的弟子有韩贞、李贽。徐樾的弟子有赵贞吉、颜均等。

在王学后学尤其是泰州学派的传人中,最具有异端性格和叛逆精神的还要数李贽,他被当时最高统治者视为"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洪水猛兽,并下令逮捕入狱,将其迫害致死。

李贽的叛逆性格主要体现在对宋明理学正统的批判上。他从阳明心学的一些基本原则出发,竭力反对宋明理学家的道德说教和神秘主义。他认为,宋明理学家所推崇的孔子已远不是历史上的真实的孔子,真实的孔子是人,而不是神。真实的孔子人人可学,而被宋明理学家神秘化了的孔圣人,则不可学,也不必学。因此,他竭力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反对对孔子不切实际的迷信。对于儒家的那些典籍,李贽认为,多半并不出于那些圣人之口,因而并不能作为"万世之至论",而应根据这些话语的具体背景进行研究和分析。故此他坚决反对宋明理学家假借圣人的语言以治人的把戏。他称这些理学家为假道学,为"穿窬之盗",为欺世盗名者。他们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既可恶、可恨,甚切可杀、可剐。由此可见,李贽对那些假道学家是如何的憎恨。事实上,在没有新的资源作凭借的历史条件下,他所向往的也只能是那些所谓的真儒学、真道学。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李贽的叛逆性格和异端思想只是对宋明理学正统有效,他所呼唤和向往的依然是传统的儒学或称之为早期儒学。

可是,在清初的一些学者眼里,例如顾炎武、王夫之、朱之瑜等先生却持有不同的意见,认为王阳明学说为禅。王夫之在《礼记章句》中指责王学:

姚江王氏始出焉,则以其所得于佛老者,殆攀是篇(《中庸》)以为证据。其为妄也既莫之穷诘,而其失之皎然易见者,则但取经中片句只字与彼相似者,以为文过之媒。至于全书之意,详略相因,巨细尽华,一以贯之……迨其徒二王、钱、罗之流,恬不知耻,而窃佛老之土苴以相附会,则害愈烈,而人心之坏,世道之否,莫不由之矣。

王夫之又借着自己的《张子正蒙注》再次责王学之末,丧尽廉耻,忘及父君:王氏之学,一传而为王畿,再传而为李贽。无忌惮之教立,而廉耻丧,盗贼兴……故君父可以不恤,名义可以不顾,陆子静出而宋亡,其流祸一也。

——关键是在最后的一句话,暗指王学断送明代天下!顾炎武更是激愤,在《日知录》中斥责王阳明破坏学风:

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百有余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衍)之清谈,王介甫(安石)之新说。其在于今,则王伯安(守仁)之良知是也。

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拨乱世,反诸正,岂不在后贤乎?

他的语意比王夫之更显明。后来远走日本的朱之瑜在《答林春信问》里直率地说:明朝以时文取士,此物为尘羹土饭,而讲道者又迂腐不近人情……讲

正心诚意,大资非笑,于是分门标榜,遂成水火,而国家被其祸。

王夫之、顾炎武以及朱之瑜等人,都是一代学问大家,这样严词指责王阳明的学说,甚至以为明代天下沦丧其祸因全在于此——若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些学问大家的话确实能发人深省深长思之。由于清代开山学者对王阳明学说的否定和批判,王学发展到清代逐渐式微。

但是,就在清初王、顾、朱等否定王阳明学说的同时,甚至还早一点时间,王阳明的学说便流传至日本。他们在16世纪初期就翻译出版了《阳明全集》。著名学者中江藤树致力于研究王阳明的学说,后渐盛于日本。二松学舍大学在18世纪中叶就设立阳明学研究中心,出版阳明学刊至今。美国的哈佛大学、夏威夷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均设有阳明学研究机构。英国在1913年就开始编译王阳明生平及其哲学著作在国内传播。澳大利亚、加拿大、俄罗斯、比利时以及东南亚的一些国家都有学者从事阳明学研究——王阳明的学说将会产生更大的影响。

王阳明虽然终生读经讲学心不旁骛,但是,仍然是一位非常杰出的诗人,他有一首这样的诗:

初日曈曈似晓霞,雨痕新霁渡头沙。  

溪深几曲云藏峡,树老千年雪作花。  

白鸟去边回驿路,青崖缺处见人家。  

遍行奇胜才经此,江上天劳羡九华。

——这是王阳明陶醉于九华山的沟壑、云雾、阳光、树木、花草之美,信笔写来,其意境、语言、音韵的优美自不待言,而表达的意念也丰富深邃,只一句“树老千年雪作花”便令人联想翩翩回味无穷呵! 漫漫的思想历程,一生能做到这样杰出作为和成就,套用《易经》的话,元亨利贞:王阳明!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柏峰,陕西蒲城人。著有多种文学理论专著、散文集。曾获全国及省级文学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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