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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肯定不是民国的好公民，他在政府禁种鸦片后仍偷偷在种，而且积攒下了一两百斤的烟膏。祖父朱滋清是个有些许文化的农民，他认识一些字，并能用毛笔书写。他应该知道一些“外面的世界”，知道鸦片不是好东西。因为在他在世时，同村的与他年龄相仿的郭某就因为抽大烟，抖光了原本不菲的家产，并向他借了120大洋。但祖父不是国民党员，不是纯粹的爱国主义者，他只是一个普通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因为种鸦片比种粮食利润高，所以他在甘肃景泰县的深山里偷种。祖父爱财，但不是那种把财产看得比命还重要的人。他的装大烟的瓮，埋在正房与东厢房结合部的耳房里。那里不住人。如果祖父把烟膏视若至宝，他完全可以放在他住的房子里，甚至可以在房间里刨坑埋下。但他没有。他知道财富与生命的距离。祖父的烟膏是被他大哥的二儿子和二哥的大儿子联合村上一个叫郭利家的人一同偷走的。我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告诉我是被抢走的。说抢也差不多，三个窃贼那天夜里是做好了抢夺准备的。他们得手撤离后，小屋地上留下了不少鹅卵石，个个足以致人于死地。记得以前看过一个资料，南方某省的一些地方，整村整乡的人串通起来出来行窃。但他们有一个规矩，偷窃被抓后不许伤户主，偷窃者吃了官司被判了刑，家人由同伙帮助抚养。但祖父遇到的窃贼，虽为血亲，却是想致他于死地的悍匪。事有凑巧，那天深夜太奶奶由于拉肚子，不得不起来如厕。厕所在院子的西南角，与被偷小屋对角。太奶奶听到了响动，还未到近处又听了听。也许是被三人中的某人发现了，停止了动静。太奶奶以为自己听错了，没有试图推门进去，也没喊她的四儿子，也就是我祖父。假设一：太奶奶方便后回到堂屋门口，听见了四儿子耳房里的动静，她急忙推门进去，黑暗中感觉有人，大声喊叫起来。于是，鹅卵石雨点般招呼到这个时年该有六十多岁的小脚老太太头上、身上。待全院的人闻声出来，三位“大侠”已翻墙逃走。太奶奶被致重伤，喝了半年中草药才挽回生命。烟膏呢？被抢走了四分之三，但剩了一部分。这让祖父心里多少有些安慰，肝病虽有所加重，却未发展成肝硬化。此后他靠那些烟膏置办了不少地，小日子过得相当不错。但1949年之后他被划为富农或者地主，一家人成了专政对象。父亲那时虽然只有十六岁，但保不齐也会被戴上一顶“分子”的帽子。假设二：太奶奶发现情况后悄悄回到堂屋，告诉了太爷爷，太爷爷起身叫醒几个儿子，大家堵了上去，当场与窃匪搏斗。虽然有几个人被石头砸伤，但却抓住了贼。点亮灯一看，贼是自家人。这时就见大奶奶二奶奶咕咚咕咚给太爷爷跪了下来，请求不要报官。此时二爷不在，在外地某小学教书，大爷抡起棒子猛打儿子，众族人纷纷替几个小伙子求情。太爷爷气得不轻，但手心手背都是肉，虽能高声喊着“家门不幸”、“孽障”、“畜生”，私底下却跟祖父说，家丑不可外扬，放他们走吧。祖父受了一场惊吓，但烟膏没有太大损失。结果呢？他后来成了地主，他的儿子也背上了更深重的“罪孽”。假设三：太奶奶进入耳房后被孙子们砸死。这三个劫匪认为反正出了人命，一不做，二不休，将事主一家结果掉，以免有人报官追究。于是乎，进了东厢房正房，将祖父、祖母、姑姑、父亲四人全部砸死。这之后的事，真的就不好想象，不好往下写了。万幸啊，没有打斗，没出人命。为此事感到庆幸的，应该是我的大爷二爷，尤其是有头有脸，担任过小学校长和皋兰县教育局长的二爷朱滋秀。如果他母亲被他儿子打死了，他在村里和社会上还怎么混，他该怎么处理？如此想来，如有神助。太奶奶未迈开三寸金莲向离她住的堂屋只有十几步之遥的耳房迈进，二爷的儿子及同伙未动用卵石，二爷仍然坐在道德高地上。
祖父有大烟，那是公开的秘密。那时种烟的非一家两家，此行当在民间几乎是合法的，至少自以为是合法的。综合当时的社会情况看，那时的经济，似乎可称之为大烟经济。
祖父的烟膏放置的地方，是祖母告诉她的侄子们的。侄子们看四婶特别老实善良，不会拒绝人，有求必应，要什么给什么，因此，烟瘾犯了找她要，赌博输了找她要，勾引别人家的小媳妇时也找她要。时间长了，侄子们不但没满足，反而有了更大的欲望更高的要求。祖父的烟膏应该不少。三个大小伙子用器皿装，装不完，便抹在了棉袄、衣服的里子里，装在了衣服裤子兜里。这几个人当时是怎么组织怎么约定的，不清楚。让人不解的是，他们各自拿了不少后，居然将一大砂锅烟膏埋在了离村三里地的娘娘庙坡下的石碓里，后来被村上的保长陈子贤带人起了出来。这一砂锅他们要二次分配？要合伙干什么买卖？还是要捐出去做公益事业？不得而知。被起出来的一大砂锅烟膏，保长手一挥，大家分掉。好像一家一碗。我太奶奶在那里阻拦，啼哭求告，却也只分了一小碗，而且在她悲愤地往家走时，还让别人手伸到碗里抓走了一把。郭利家偷回家的烟膏，收集起来放到一个器皿里，半夜放到了院子里的草木灰灰堆里。不巧的是那天晚上他二弟闹肚子，在厕所发现了情况，等他哥哥埋好东西拍拍手心满意足地回家后，这个弟弟过去挖了出来，回到屋里跟老婆一商量，不能放家里呀，大哥会发现会找他们要会拼命的。于是弟弟（外号二黄）连夜将烟膏送去了几十里外的岳父家。二黄在等待发大财，置房买地换老婆，抽烟赌博逛城市里的窑子。结局却是，二黄的老丈人日后在女儿女婿来要回烟膏时说，大烟让他抽光了。二黄大闹一场，于事无补，以大病一场作结。郭利家呢，丢了烟膏，一口痰上来，疯了。据说前前后后，郭利家疯了好多年。祖父两个侄子中的一个，事发后他的尕爹我的尕爷一顿大棒招呼，心不甘情不愿但又不得不将烟膏交给了尕爹。尕爷当时是如何收拾他的某个侄子的，无从考证。推论一下。尕爷乃家中老小，平时受太爷爷太奶奶的宠爱，有着比较高的家庭地位。他知道情况后，将侄子叫进门来，关上门，骂一句“你个驴日哈的，胆子也太大了。”然后抡起大棒往侄子背上、屁股上、腿上猛打，侄子跪下来求饶，尕爷不为所动，继续胖揍，直到侄子彻底怂了怕了，他才住手，厉声喝问，烟呢？侄子抖抖索索地说出了埋藏地点，尕爷拿个大背斗，与侄子一起去悄悄地挖了出来。侄子不敢问怎么处理，尕爷自管自拿回了家。后来呢，侄子自会说出实情，但尕爷说没有那么回事。尕爷拿到烟膏后没还给祖父，同样送到了岳父家保存。但据说虽未被其岳父家全吞掉，却被抠去了一半多。以尕奶奶十分干净利落的情况看，她家当时应是上中农以上的家境。至于有了那些烟膏后发展到了何种水平，不详。但以尕爷的情况推断，他岳父家可能也没大发。那些烟，不是被抽了，就是被赌了。看来种烟是坏良心的事，祖父遭到了报应，妄图以祖父之烟发财的人也没什么太好的下场。
民国后期开始禁烟，但对于已种出的烟，作为个人财产还是予以保护的。于是，祖父开始了起诉，打官司。他状告了什么人呢？从父亲的倾诉中推断，似乎包括三个窃贼，特别是准备充当杀手的郭姓小伙，包括大手一挥分掉烟膏的保长，财主陈子贤，包括分（抢）了他烟膏的一些村民。
官司打的时间不算短，因为直到祖父去世后官司才结束，才算赢。因为财产被盗，在伤心之地呆得很难受，也因为告了保长与村上的人，被怨恨被排挤被打击被报复，有人扬言要害他的独子。因此，祖父抛下家业，远走了兰州。兰州到皋兰，现在高速公路的距离是三十多公里，铁路五十公里，过去的驿道“官路”，大概五十公里以上。据父亲回忆，他们出逃时，祖父背着父亲，小脚的祖母与年幼的姑姑背着些生活用品。一家四口，这一百里路走了多久没人记得，但折算起来，需要两天两夜。祖父一家到了兰州，应该居住在黄河铁桥北边的白塔山下，那里可以挖窑洞住。祖父当时因肝病身体极差，干不了什么活，祖母和姑姑在兰州的一个毛厂当撕毛工，可以赚点小钱。那种工是临时工、计件工，按每天撕的羊毛数量发钱。每天早晨要去厂门口排队。据父亲讲，二爷的二儿子，我们叫四爹的，是毛厂的“先生”，他发牌子时常常不发给婶婶和堂妹，感觉他们的出现是给自己丢脸。他发牌子时，看见婶婶堂妹排在这头，他就从那头发；排在那头，他就从这头发。所以可怜的母女并不是每天都有活干的。父亲当时十岁左右。为了生计，他去铁路上背道碴。他记忆深刻的是，有一次下冰雹，鸡蛋大，他被打得晕头转向，差点被打死。官司赢了，赔偿的钱由他二哥安排，给他办了后事。朱滋秀局长事后告诉侄子一家，那钱办了后事，但还不太够用，他还贴了。他的侄子，十一二岁的朱毓才不会算账，也不敢算账。但家族人们的心理，应该有一笔清楚的账。祖父最初被葬在白塔山下的某个山坡上。几年后借安葬他的母亲我的太奶奶，迁坟迁回了皋兰县窦家庄附近的芦昌沟祖坟。在祖坟里，坟头是最小的。
祖父在世时，曾借给同村郭挺贞120大洋。因为还不起，郭将八亩新砂地偿还了父亲。但二爷说，这一家孤儿寡母的，守不住田产，先由他掌管，待父亲长大成人后再还田于他。可是当父亲十八岁左右去要回田产时，二爷流着泪说，田都分给了他的儿子们，现在要不回来了。不过1949年后，这些田没有算到父亲头上，父亲被定为中农。从这个意义上说，二爷做了好事。毕竟是亲二伯呀！
祖父生前在祖母娘家那里买了几亩水砂地。我们那里的水有点咸，如果直接浇到土地里，会越浇土地越盐碱越僵化越板结，会寸草不生。而浇到压砂的田里，却能使庄稼茁壮成长。砂子压在田里，有神效。祖父去世后，父亲去向他的舅舅们要水砂地。得到的答复是，他们杨家的水地不能卖给外姓人。他们将三十亩旱田给了父亲，做了置换。此块田1949年后因修铁路被占用一部分，在所有田地收归集体之前，父亲拿到过一小笔钱。上天眷顾！父亲对祖父最深刻的印象，是祖父带着他放羊时，拿石头打羊角的情景。很多事他都忘了，但此情此景，他人到中年时仍能绘声绘色地讲给我们听。祖父带着妻儿走兰州时，这群羊被托给了祖母的娘家人，与他们的羊一起放。几年之后，当父亲重回皋兰，到舅舅家要回羊时，被告知，羊被狼吃光了。父亲一直不明白，不是说“母羊下母羊，三年五个羊”吗？按常理，三五年之后羊翻倍应该没有一点问题。他家的羊咋就没有繁殖力呢？狼会吃羊不假，但咋那么能吃，将一群羊吞了呢？狼咋只吃他的羊而不吃舅舅家的羊呢？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他搞不懂的东西太多了。羊是没了，回家做梦喝羊汤吧。祖父生前家里还是有大牲畜的，他种大烟，驴车马车是少不了的工具。但那些牲畜去了哪里呢？父亲记得，有一年天旱，人们要外出去买粮。三爷借了祖父一挂马车去凉州买粮，结果路上遇到土匪，他扔了马车一个人跑了回来。当然，是否赔偿了说不清，但记得三爷欠他们家粮食。有一年饥馑，皋兰欠收，而迁居景泰大砂沟的三爷家情况还好。不得已，父亲到景泰大砂沟去找三伯父要粮，但遭到拒绝。此时还是大爷的儿子，我们叫八爹的父亲的堂兄主持公道，找他们的三爹理论，为父亲要回了一点粮食。其余的牲畜呢？因为去兰州，卖了？送人了？没有答案。父亲的办法是，跟他小叔合作，他帮小叔干一切可干的农活，我祖母为她小叔子家干一些诸如收拾粮食、看驴磨面、家庭杂务等等的事，他小叔（尕爹）帮他出牲口犁田种地。我尕爹于我父亲，是有恩的。他就站在父亲前面就是一道保护的屏障，就能防止别人欺负。他带侄子种地，从侄子处虽然也得一些粮食、劳役的回报，但侄子没他的帮助，根本就玩不转，难以生存。当然，父亲离开农村出去工作后，关于恩与报恩的问题，困扰了他很长时间。某种意义上，也影响了他与族人的关系。
据族谱说，祖父朱滋清生于1902年，殁于1943年，享年41岁。祖父能不能看小说，是否“能写会算”不清楚，但他的毛笔字写的不错。在作为传家之宝的炕柜的柜盖里面，有祖父写的他们一家人的生辰八字。此柜我们家1962年从青海下放回乡时又开始使用，1972年春节后我们离开蔡家河中庄村时，送给了外祖母家。前几年母亲健在时有一次问我，炕柜小舅不要了，问怎么处理（此前我叮嘱过加以保护），我说把盖子留下，柜子扔掉。后来我回父母家时拍过照片。
祖父有点文化不奇怪，因为曾祖父有文化，是个乡村郎中。他的六个儿子中，二儿子上了师范学校，做了县教育局长；五儿子上过军队的测绘学校，成了公路工程师。其他儿子虽未取得功名，但认识几个字似在情理之中。据说祖父的胆子很大，是个不怕鬼的狠角色。种大烟时，他常常一个人去人烟稀少、十分隐蔽的山沟里，住山洞（挖砂形成的窑），啃干粮，下苦力。往回运烟时，必定是昼伏夜出，深夜行走，免得惹麻烦。深夜行走有深夜行走的便利，当然也有不便。沿路山沟里“鬼火”（磷光）不断，野兽出没，叫声凄厉。但祖父跟他儿子说这些时，有的是得意、轻松，没有恐惧、后怕。祖父是个什么形象呢？他没有留下一张照片，父亲对他也只有模糊的印象。以逻辑推断，祖母个子不高，而父亲却有一米八的身高，那么祖父应该是个高个子。魁梧不魁梧呢？在他生病前或被疾病严重消耗前，他或许是健壮的。祖父是沉默的，还是开朗的？一个有一定文化、家境相对不错的农民，应该对社会、对人生是满意的。被侄子们算计之前，他应该很淡然，很豁达，很开朗。总感觉祖父具有叛逆性。他敢偷种大烟，被偷抢之后又敢于告官，说明他不屈服于命运，总想有所改变，想过上好日子。也想在他的认识水平上惩恶扬善。仔细想来，我之所以成了杂文人，表现出一定的社会批判性，可能这里面有潜在的基因遗传。我的不合时宜的思想和行为，祖父有一定责任，这一点他不能否认。牛撇捺，一九五七年出生，甘肃皋兰人。退休职员，业余文史爱好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宁夏杂文学会会长。著有《牛撇捺文集》（八卷）等。 请支持如下稿件：人性之美、大爱情怀、乡愁、 亲情友情爱情、生态情怀、性灵自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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