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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梨穷，二梨富，三梨卖酒醋。”不知是否因为和梨涡一样圆的缘故，我们老家把手指上的斗（螺纹）做“梨”。我有三个梨，那就是个卖酒醋的命。倒也真是，自会打酱油后，拿着购货证，提着小兜篮去供销社买油盐酱醋就全归我这个老大了。八九岁时，爷爷摘回些时令蔬菜后，挑一些卖相好的，就让我独自提上一篮，去区政府，公社，或学校的食堂，南瓜三分一斤，丝瓜五分一斤的去卖菜。而今干了超市这行，掐指算来，已然真正卖了十五年酒醋了。 
今年“两会”后，“地摊经济”突然就火了。引车卖浆，贩夫走卒，历来是底层民众成本最低的谋生职业。疫情之下，国家重新开放支持“地摊经济”，底层民众为了生活，纷纷响应，摆个地摊，做点小生意，为各自的小梦想奋斗。
记得十三四岁时，我就曾和妹妹把家里种的西瓜拿到街上卖，简单的一担西瓜，一块菜板，一把菜刀，一杆手称，一个装钱的饭盒，一个西瓜摊就摆好了。然后怯生生的坐等顾客光临，拙笨的用手称称重，那是自己最早的摆摊经历。高中毕业那年，父亲为了增加收入，种了几块地的辣椒，这卖辣椒的活又轮到我了。听说王宅菜场价格每斤要比陶村高出1毛钱，于是天刚蒙蒙亮，就和村里的几位叔伯，用自行车载了两大蛇皮袋，骑三十多里路，赶到王宅菜场去卖辣椒。在嘈杂的市场边找块地方，铺上一个蛇皮袋，倒出辣椒，就用半生不熟的武义话开始叫卖。第一天因为辣椒卖相好，卖的特别顺利，两大袋辣椒没多少功夫就销售一空了。同去的勇斌父亲却一袋都没卖完，于是帮他拿过来一袋卖完了，才一起回家。
或许是卖辣椒的人越来越多，市场饱和了，后来就越来越难卖了。有一天早市都已散了，我却还有一袋辣椒没有卖掉，带回家去，又不甘心，就寻思去那附近村庄转转，看能否销掉一些。于是骑着自行车顶着火辣辣的太阳，沿着乡间小道，硬着头皮，用半生的武义话高声叫卖：“卖辣椒嗳！卖辣椒嗳！”。时近中午，看到有冒烟的厨房，就停车在门口探头问“辣椒要不要？要买辣辣吗？”好心的阿姨大妈，听说我大热天的从宣平骑车出来卖辣椒，都热心的帮我买一点，我也非常感激她们，称好后就另外送她们一大把。一袋辣椒终于半卖半送被我卖光了。
家里正忙着“双抢”，我已经耽误了一上午了，急匆匆地顶着酷暑正午的大太阳就往家赶。回家骑的都是上脚路，特别是翻过樊岭，要推着自行车走五里上坡路。白晃晃的阳光是那么刺眼，一双脚就像在火炉上烤一般。那五里路是那么漫长，汗流得眼睛都睁不开，满嘴咸戚戚的，只是机械的推着车拼命往上走。赶到家，把称一放，喝口水，扒拉口饭，来不及休息，又赶到田里割稻去了。
开超市的头几年，为了增加收入，早日还清外债，晚上还在店门口摆烧烤摊，卖烤串和麻辣烫。我负责买菜，早起去菜场，玉米，藕都是挑最粗最大的，青菜韭菜都是挑最鲜最嫩的。底汤也不是用XX精，XX粉之类调制，而是用几根大牛骨在煤球炉上文火慢熬大半天熬出来的。妻子是个爱干净的人，蔬菜要清洗的干干净净，她说光顾我们摊位的学生多，要特别注意卫生，千万别吃出问题来。冬天本来水就冰，还要洗一些冷冻的食物，手指手背因冻疮变的红肿粗大，再加上穿串时被竹签刺伤，油炸时被油烫伤，一双手都是伤痕累累。由于量足味好，回头客多，特别是学生放学时，生意忙都忙不过来，妻子烧烤，丈母娘卖麻辣烫，我负责收钱，像打仗一样，那时超市的生意就只能丢给上小学五六年级的儿子一个去管了。
摆地摊，做生意，只要老老实实，热情周到，回头客一多，生意总会好起来。爷爷曾跟我讲起他年轻时当挑夫的一些旧事。在米市，就常见米行老板在和一些卖米者在争吵，“我干米行这么多年，手一摸就知道掺没掺水，还想骗我，你这米我不要！”。掺了水的卖米者转完整个米市也卖不出去，最后只能蚀本处理。爷爷还曾讲到另一件事，一个布庄，进来一老头，伙计一看是个土里土气的乡下老头，就不太搭理他，问了也是三句不响，四句不应，于是，老头就出店门了。对门的伙计早就看在眼里了，看老头出了店，马上就热情地招呼，搀扶着他进了店里，又是让座又是泡茶，耐心的帮他介绍挑选布料。最后，老头挑了好几匹布料，让自家的伙计赶来车子拉走了。原来是乡下的老财主，为女儿置办嫁妆进城来买布料。看着老财主带着挑好布料驾车走了，对面的老板气的直跳脚，把伙计骂个狗血喷头。
爷爷常说，不管做人还是做生意，都要老老实实，看人不能只看衣裳不看人。
我常记得爷爷这些话，老老实实的经营着这家小店十多年了，每天招呼着如亲人般熟悉的老顾客。早年间常来买小零食的小女生，现在都已带着儿女来给小孩买零食了，常笑着说，“叔叔阿姨真是看着我们长大的。”今年的中考已经结束，又一批天天嘻嘻哈哈来店买饮料买零食的初中生将毕业离去。自己守着这方小店，看着一批又一批的学生长大离开，卖着人世间最俗气，也最有烟火气的油盐酱醋，继续着“三梨卖酒醋”的人生，慢慢变老。
作者简介：聂钦，金华市作协会员，近年已在各地报刊，网络平台发表散文多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