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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 丝路新散文 siluxinsanwen 白 1 渭南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办 柏峰专栏 柏峰散文的语言精粹而富有艺术表现力，思想深刻，意境优美。 。 。 作者简介 柏 峰
真正把儒学推向主流的学者  董仲舒是西汉的伟大思想家和哲学家。这话没错，在西汉没有能其他人能超过董仲舒。之所以说他伟大，是因为他自从孔子开创的儒家学说经过孟子等人到了汉武帝时期，期间历经了几乎是毁灭性的秦火的焚烧已经走向低谷，而董仲舒横空出来赋予了其新的生命，而且，从此走向占统治地位——也真应了《诗经》里的一句话：“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没有董仲舒的出现，也许儒家学说要走向统治地位还得许多时日。 董仲舒是学者。既然是学者，就得有专门的学问，他的学问是研修“春秋公羊学”——孔夫子删定的《春秋》，由于太过精炼了，需要专门的诠释，于是，就出现了《春秋左传》《春秋谷梁传》《春秋公羊传》这三种著作来诠释《春秋》这部“微言大义”的经典。不过，这三部诠释各有侧重，《春秋公羊传》呢，主要诠释《春秋》的“义”也就是其思想理论。据说，《春秋公羊传》的作者是子夏的学生，战国时期齐国的公羊高。是不是公羊高，现在还没有定论。古人著书，对著作权好像意识淡漠，不像如今怎么重视，看得比什么都重。远的不说，就说《金瓶梅》吧，其作者是谁，直到现在也弄不清楚，“兰陵笑笑生”就是一个迷雾重重的谜。我一直认为，学习和研究文学，主体是作品，而不是作者。喜欢一部作品，那就很好地认真阅读，从中吮吸思想和艺术的营养，或者尽心去体会和揭示作品的审美构成，这是学习阅读和研究文学作品的正途，绝不是把文学作品放置一边，而去专门研究其作者，甚至旁及作者的家庭和社会关系。这与作品的生成有没有关系，有，这是不能否认的，但是，这些又与作品的关系究竟有多么大呢？就说《金瓶梅》，它的价值和意义就是作品本身，作品完成了作者也就消失了，消失的越彻底越好。西方文论提倡“文本细读”的研究方法，讲究作品就是一独立而封闭的完整世界，与作者已经相脱离了，要研究的就是“文本”。这就很好，避免纠缠在与文学作品意义不大的东西上边。对《春秋公羊传》的作者也应该采取这种方法，有《春秋公羊传》就好。虽然不能明确其作者，并不影响它的自身的价值和意义，也不影响成为儒家经典。 董仲舒当然不是仅仅研修《春秋公羊传》，他博览群经，只不过觉得《春秋公羊传》对当下的社会现实有一定的思想资源利用价值，董仲舒想通过这部书来有所有益于世，因此，他很崇尚《春秋公羊传》，倡扬这部书的思想主张。董仲舒教学甚有特色，做学问更是非常专心，《汉书.董仲舒传》说他： 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 汉文帝时，始置《书》《诗》博士，分别研修这两门学问，称之为一经博士。到了汉景帝时代，又置《春秋》博士，董仲舒是为《春秋》博士。他进行教学采取的是“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的方式，也就是跟随他学习时间长久的学生来给新来的学生讲授知识，而他本人并不是给全部的学生都面授，有的学生甚至没有见过他。做学问呢？“三年不窥园”，且要注意，此处的“三”，不是实数，而是虚指许多的意思。这句话是说，董仲舒埋头于经籍连续多年都顾不上看一眼窗外的花园，其专注的态度真令人敬佩。他非常注意自己的行为和言谈，一切按照礼的要求，所以，得到了大家的尊重并愿意拜他为师——董仲舒读书、讲学与做学问，培养了不少对国家有用的人才，有兰陵褚大、广川殷忠、温吕步舒等。这些学生有的很有出息。褚大至梁相，步舒至长史，曾经以《春秋》义决淮南狱，天子皆以为是。还有的学生，至于命大夫，为主郎、褐者、掌故者以百数。并且，其后治《春秋》为博士者，皆出于董仲舒一脉。 董仲舒做学问很有入世的想法，就是期望能对国家政治治理和争取比较好的前途有所作用而已。这也是我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读书、做学问以及讲学莫不是心怀天下，很少考虑自己的进退，总觉得应该替天下苍生找到一条平安之道，不惜以身许国。不过，尽管有这样抱负，却常常事与愿违，得不到施展才华的机遇，于是，有这样两条道路的选择：一是继续读书讲学，薪火传递，希望他的学生能有所作为，或者利用学术声望影响执政者，以期达到所希望的天下治理之理想。另一条道路是退隐，这里有大隐、小隐之分，小隐隐于山林，不闻不问人间世事，由儒学转入老庄或者佛学，追求人生的另一个世界；大隐呢，隐于市，而心存魏阙，准备随时出来登上政治舞台。不过，这两条道路也都坎坷曲折，很多优秀的知识分就这样消失在历史的天幕…… 很少看见董仲舒奔走权门拜谒王公贵族。而与他同时代的其他治《春秋》的人大不一样，比如公孙弘，这个人一心做官，也会做官，做学问比不上董仲舒，常常令他嫉妒不已，但是，在仕途上却比他幸运，《汉书》评价公孙弘：“公孙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这里的“希世用事”，是指察世俗而行事——也就是说，善于在社会上周旋，以此，做了高官。做了高官，还不忘给董仲舒出点难题，你说我“从谀”，我看你“谀”也不“谀”，胶西王仗着是汉武帝的“兄王”，脾气暴躁，为所欲为，朝廷派去两千石的官吏，说杀就杀，接连杀了几个，官吏多不愿意去胶西王那里干事，害怕不得善终。公孙弘瞅准了这个机会，给汉武帝建议：“独董仲舒可使相胶西王”——这明里是抬举董仲舒有能力做胶西王的相，实际上是把董仲舒往火坑推，他想，董仲舒这个学者意气十足的人那里是“尤纵姿”的胶西王的对手，学会“谀”了，还有可能在胶西王府邸里混下去，不“谀”呢，非死即伤，公孙弘在等着看董仲舒的一场好戏。然而，公孙弘万万没有想到，胶西王非常崇拜董仲舒，认为他是当世的大儒，对董仲舒“善待之”，这是公孙弘始根本没有预料到的。董仲舒心里自然明白，公孙弘推荐自己做胶西王的相的真实用意，但他正气凛然，却也和胶西王没有什么大的冲突，后以病辞去相位。班固说董仲舒：“凡相两国，辄事骄王，正身以率下，数上疏谏争，教令国中，所居而治”——“凡相两国”，是说董仲舒除过胶西王为相，还做过“江都相”“事易王”，这是在他与汉武帝策对之后，汉武帝重其才学而任命的。去胶西王处，是第二次为“相”。为“江都相”，《汉书》记载比较详细： 对既毕，天子以仲舒为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骄，好勇。仲舒以礼谊匡正，王敬重焉……仲舒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所欲。中废为中大夫。 易王刘非也是个脾气粗暴之人，更可怕的是还怀有“贰心”。他知道董仲舒是其时独一无二的儒学大家，现在有他来做相，帮助治理国家，觉得是上天在有意给了他好比辅助齐桓公成为霸主的管仲，企图篡夺中央政权。当刘非提出：“桓公决疑于管仲，寡人决疑于君”，董仲舒呢，才不会做他的什么“管仲”，婉转提醒刘非，“臣不足以奉大对”，又说： 闻昔者鲁君问柳下惠：“吾欲伐齐，何如？”柳下惠曰：“不可。”归有忧色，曰：“吾闻伐国不问仁人，此言何为至于我哉！”徒见问耳，且犹羞之，况设诈以伐吴虞？繇此言之，粤本无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以仲尼之门，五尺之童羞称五伯，为其先诈力而后仁谊也。苟为诈而已，故不足称于大君子之门也。五伯比于他诸侯为贤，其比三王，犹武夫之于美玉也。 王曰：“善。” 这段记载非常重要，说明了董仲舒这个学者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立场坚定，绝不做有害于国家统一的事情。他运用自己的学术优势以古喻今，劝阻刘非的非分之想。之所以劝阻刘非不要有非分之想。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董仲舒在政治上坚持“大一统”的理念。坚持这个理念，在西汉历史时期非常重要，这就避免了国家分裂与战乱以及生灵涂炭的局面——学者也有学者的价值和用处，知道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能放眼天下大势，及时作出有益于国家民族的判断和选择。 董仲舒到底是学者，念念不忘精进学术。在做江都王相的时候，“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他用《春秋公羊传》记载的灾异变化的历史现象和采用阴阳交替理论做为执政决断事情的依据，还做了些乞雨和止涝等事情，也许有巧合吧，居然有点灵验。须知，在汉代，阴阳五行学说盛行，这原本是古代思想家和哲学家解释客观世界的一套理论，得到了董仲舒的重视和阐释。他决定依据这个理论来解释当时出现的“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灾”等现象，并写成文字的东西。没有想到的是，董仲舒刚刚完成了草稿，还未来及正式誊写清楚上书给汉武帝，就被主父偃偷偷看见了，看过之后，心生嫉恨，偷走其书稿，上交给汉武帝。汉武帝“召视诸儒”，请大家讨论，发表看法，可惜的是，“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大愚”，汉武帝大怒，立时把董仲舒下了监狱，且判了死罪。好在汉武帝念及董仲舒的才华，特别是与自己的三次策对很是有见识，思虑再三，免了其死罪，放出囚牢。董仲舒被免去江都相，“废为中大夫”。经过这次打击，董仲舒再也不敢谈论“灾异”了。他“为人廉直”，朝廷内外一片清誉，不长时间，又遭遇第二次命运的“蹭蹬。”主父偃的陷害没有得逞，虽说下狱贬官却保住了生命，也算不幸之大幸也。至于遭受公孙弘的暗算，大家已知端倪，此处略去不提。 此后，董仲舒“去位归居，终不问家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退回家园，整日读书写作，整理自己的书稿阐发自己的学术观点，立功不成，那就立言吧。然而，朝廷有时候还向他咨询一些事情，董仲舒也不敢怠慢，倾尽回答。 董仲舒的主要思想和学术观点是什么呢？ 应该说他的哲学思想和理念是阴阳五行的学说。阴阳是事物相互依存又相互转化的两个方面，阴盛阳衰，阳盛阴衰，阴阳平衡，阴消阳长，阳长阴消，事物就是这样在平衡又不平衡的状态中发展的，此起彼伏，此伏彼起，且互为条件，圆融一起，不能分离，而五行呢，在阴阳理论的基础上，构成世界的五个主要物质元素同样是相生相克的，董仲舒认为，五行的相生的顺序是：木—火—土—金—水，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反之，又相克，这样终而又始，循环不尽，由此产生万物构成世界——这是他治学和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的指导思想。在这一思想体系的指导思想下，董仲舒通过对《春秋公羊传》诠释和解读，提出了自己的学术思想观点，大致是： 1.“天人感应”的学说。董仲舒在《春秋繁露.深察名号》里说：“天人之际，合二为一”。上天与人互相交通，互相感应，不过，天是人的主宰。在《春秋繁露.郊义》里，他说： 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 在《郊祭》里指出： 天者，百神之大君也，事天不备，虽百神犹无益也。 董仲舒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的存在。他的“天人感应”的观点，继承了孟子和邹衍以来天人合一的学说，并进一步阐述，形成了自己的学说。他认为：“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天不仅仅天是万物之祖，而且天还是对万物和人类是非的最终决裁者，在与汉武帝策对之一里，他直言不讳地说： 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 这段话其实是董仲舒利用天的最终裁决权，来规范和辖制人君，警示人君要依天顺道才行，否则，天就会降下灾害和怪异来谴告或者警惧之。人君是天之子，代表天的意志，反过来，人君就要承天要顺着天地意志行事才行。怎样才能依天顺道呢？董仲舒指出：“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那就要尽量地升阳而抑阴，要讲究“德”而避免“刑”。应该说，董仲舒的关于“德”治的思想是具有进步意义。仔细考察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的学说，可以说，这一观点，既为人君主政天下提供了可能的理论根据，同时，也限制和警示人君要依天顺道，要以“德”治理天下。 2.关于“正”和“人性论”的思想观点。而要以“德”治天下，其有效的途径是什么呢？董仲舒依据《春秋公羊传》的学说，提出了“正”的问题。在策对之一里，他这样论述道： 臣谨按《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 董仲舒提出自上而下的“正”，正什么呢？正心。心怎么来正？那就是用儒家学说来正人心，也就说，用儒家学说统一人们的认识和思想，只有这样才能正心。正心则正朝廷，正百官，正万民，正四方。正的结果是非常美好的： 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徕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 为了正人心董仲舒提出了自己的人性论。关于人性的讨论，从孔夫子就开始了，他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认为人性差别不大，是由于后天的习染才使人性有了差别。孟子认为人性善，荀子认为人性恶。董仲舒则认为，要讨论人性的问题，首先得弄清楚什么是“性”这个概念，不弄清楚这个概念，一切讨论都是无益的。他认为，“性”就是“生”，在《春秋繁露.深察名号》里论述道：“生之自然之资，谓之性”，“性者，质也”——人生来自然的本质，未经任何加工就是人的本性。与孔夫子的人性论相一致。既然人生来自然段本质就是本性，那么，也无所谓“性善”或者“性恶”之说。性之“善”“恶”看来本质是基础，习染是条件。因此，董仲舒把人性分为三个等次：一是“圣人之性”；二是“斗筲之性”；三是“中民之性”——这三个等次的性呢，“圣人之性”与“斗筲之性”是至高与最低的“性”，“圣人之性”是生而所自有的；“斗筲之性”，顽劣不堪教育，只有“中民之性”是需要教育才能向善的：“中民之性如茧如卵，卵待覆二十日，而后能为雏；茧待缫以涫汤，而后能为丝；性待渐于教训，而后能为善。”这就提出了正人心关键在“中民”，中民的性善了，其心必正，那么，天下何愁不正呢？ 3.提倡“大一统”理论思想。在策对之三里，董仲舒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提出了“大一统”的思想，为什么他在这个历史阶段要提倡“大一统”的思想呢？这是因为，西汉建立以来，既实行郡县制，也实行分封制，而分封制是国家分裂的主要根源，一些诸侯国不断叛乱就是很好的例证。为了国家的强盛和统一，就需要加强中央政权，实行全国一致的法律和政策，所以，董仲舒面对西汉存在的这些社会矛盾，提倡“大一统”是很有远见和正确的政治主张。 4.“推明孔氏，抑黜百家”——为了实现政治上的“大一统”，就要统一认识和思想，董仲舒说： 今师异道，人异论，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斜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思想意见，得到了汉武帝的积极响应，并开始实行这一政策。汉武帝是具有雄才大略的人，他重用卫青、霍去病等大将，终于消弭了自从秦代至今的匈奴之害，保障了西汉的经济社会向前持续发展的势头，这就需要举全国之力来进行，否则就不可能取得胜利，而要举全国之力就要有一个权威的中央政权确保政令的实施和贯彻，所以，在经济上他重用桑弘羊收回盐铁经营权，以增强财政收入；思想上采取董仲舒的这一意见，保证了全国上下思想的“大一统”，可以说，桑弘羊与董仲舒是汉武帝时代社会走向强盛的两位强力的推手。有人认为，董仲舒是大汉帝国的总设计师，就其思想与认识方面而言，确实是这样。 5.“王道之三纲”的观点。在《春秋繁露.基义》里，董仲舒提出“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的观点。他认为“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后来，人们依据他的这个观点，提出了“三钢”伦理道德观，就是所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而“臣”、“子”、“妻”完全是为了配合“君”、“父、“夫”的存在而存在，这是绝对的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董仲舒的这一观点到了宋代的理学家时代，更是被具体化和理论化了，影响我国以后的社会伦理道德生成与发展。 6.“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观点。董仲舒这是在策对里边提出这个观点的，他认为，“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道者，万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指出“道”的永恒不变，若是天下更替也只不过是补救“道”之“失”，与“道”的存在没有关系。这个“道”实质上就是儒家学说，以“仁义”、“忠孝”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而已。从正面来说，这个“道”对于我国封建社会的稳定与其内在的社会秩序的建立确实起到了促进作用，特别是以这个“道”为价值观而产生的文化与文明，具有鲜明的特色而区别于世界其他的文化与文明，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从负面来说，这个“道”也阻止了我国的社会向民主与科学以及文明开放的程度进步。 董仲舒还提出的“三统”的历史观，所谓“三统”就是“黑统”、“白统”和“赤统”，他认为，在历史上夏王朝就是黑统，商王朝是白统，周王朝是赤统，三者依次循环，从黑到白再到赤，而这“三统”的变化就是王朝的社会更替，这显然是董仲舒的一种解释历史发展的观点。依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社会的更替主要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而发生。 董仲舒所从事的似乎是要为当世寻找一条合乎理性的且又合乎人心的路径的思想理论工作，为此，他研修儒家经典，特别是对《春秋公羊传》情有独钟而且依据社会实际进行了阐释和解读，并运用到汉朝的国家政治管理和研究人性等伦理道德的建立上，这就是这位学者的学术和思想贡献。能有这样的贡献就很不简单了。刘向是不是他的学生，还待考证，刘向甚是敬佩董仲舒，说：“董仲舒有王佐之才，虽伊、吕亡以加；莞、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这个评价很高。《汉书》记载： 仲舒所著，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十余万言，皆传于后世。 为什么能传之于后呢，这段话的末尾有这样一句话“掇其切当世施朝廷者著于篇”，也就是说，他的著述“切当世”、“施朝廷”，具有现实的理论和思想以及操作价值。很遗憾，《汉书》所列举的董仲舒的这些著作大部分都已经失传了，仅仅留有《汉书》收录的策对三篇和《春秋繁露》这部书。我在想：董仲舒的读书也好，讲学也好还是做学问也好，其目的就是替朝廷治理国家而想方设法，他提出的种种观点和思想学说，都是围绕这个主题而开展的。纵观我国思想史，真正能提出具有原创意义的学术思想观点的人不是很多，而董仲舒却成就了自己的一番事业。可以这样认为，董仲舒是继孔夫子和孟子之后，朱熹、王阳明之前的一位最为伟大的儒家学者，影响了我国学术思想史的走向，特别是为政治哲学和伦理道德观念支撑起了基本的构架。董仲舒是不会被历史湮灭的伟大存在。 丝路  新 散 文  高端平台 丝路新散文，打造高端平台。提倡有格局有高度、哲理与诗意相结合的文体。丝路新散文，欢迎一切有格调、有情怀、有温度的文字。优秀稿件将在《丝路新散文》杂志刊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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