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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州图书馆见了《朋友之间－－汉娜·阿伦特、玛丽·麦卡锡书信集》（中信出版集团出版，卡罗尔·布莱曼编辑并作序，章艳译），借下了。 读过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自己的藏书）和《论革命》。读《论革命》，有个小故事。图书馆在新华书店搞活动，读者可以选三本书，办好借阅手续，由图书馆向新华书店买单。我选的的三本中，其中一本是汉娜·阿伦特的《论革命》。汉娜·阿伦特和苏珊·桑格塔这两们犹太裔的美国女学者的书，我都喜欢。前者，正步在庙堂多些；后者，漫步在江湖多些。 还读过谷林与止庵的通信集《书简三叠》，是本挺有味道的书。而今，手不摸笔，笔不问笺，邮寄信件除了公文与通知之类，私人间的书信来往，只得在书中品味过往的书信了。 人与人建立起长久的友谊，是件不容易的事。友谊间，能将朋友作为知心人，鱼雁穿梭来往２５年，更是件十分难能可贵的事。可见汉娜·阿伦特、玛丽·麦卡锡两人的友谊之深，相知之深。 洋洋洒洒５００多页的书，４３万５千多字，按时间分了六个部分。顺时而进，鱼贯而出，这书呀，给读者一个“鱼雁成虹”的感觉。多美妙呀，笔笺之间，那道的两个心之间的彩虹，一个是哲学家、思想家、政治理论家；一个是作家、文学评论家。 编者卡罗尔·布莱曼说：“阿伦特与麦卡锡之间的对话是两个旅行者的故事，她们的书信越洋跨海，当她们身陷论点风暴之中时，这些书信成为她们的生命线。她们相互依存，在友谊中寻找庇护所，和同时代那些失败的群体保持距离。……我们跟随着她们二人，行进在遥远几乎无法航行的思想之河上，思考着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生活，因为我们知道，这两个探险者手中始终会保留着火种。”我相信每个编者与译者，都会偏爱自己编译的书与文章，并都会对这些作品，有些言过其实的颂词。我满怀兴趣的从所借来的１５本书中，先选读这本《朋友之间－－汉娜·阿伦特、玛丽·麦卡锡书信集》，可读完之后，收获多多，可仍与编者所言，相去甚远。 书信，的确带着书写之人最原始文本的真实性，可写过书信的人，也可以体会到书信间，哪怕是最好的朋友，其中的装饰性。读这本书，也可以在寻找真实性的同时，读出夸大性与装饰性。两人的层级上看，麦卡锡对阿伦特的崇拜更多一些。麦卡锡的信中说，读了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至少在思想上领先自己十年。而阿伦特对麦卡锡更多的是欣赏与同路。 美国是什么？她们的通信中，发现曾经有这样的说法。汉娜·阿伦特的话说：美国还没“定型”，这还是一个小店主和农民的国家，与其说，这是一个新世界，它其实更像是一个“旧世界”，这里的社会视野非常狭隘，和这个国家的开国者拥有的政治视野根本不可同日而语。美国文学家，汉娜·阿伦特的好朋友玛丽·麦卡锡说：美国，是欧洲还没做出来底片的样片！（《朋友之间－－汉娜·阿伦特、玛丽·麦卡锡书信集》Ｐ２）我们许多的知识分子，言必美国，其实美国真没他们说得那样的具有普世价值。 阿伦特，带有反叛性的思维习惯。在《思维》中写道：“曾经康德说‘愚蠢源自邪恶的心’，这是不对的，”她认为“缺乏思想不是愚蠢，极端聪明的人也可能缺乏思想，邪恶的心不是造成愚蠢的原因，也许正好相反，因为没有思想才会产生邪恶的心。”是这样？阿伦特所说的思想，如果是独立的，经过正反多面对比，又是具有辨识度的思想，才是防止愚蠢的正途。 在对待知识分子的“无判断力的多思”与“多思的无判断力”，与玛丽在信中讨论。以如果我想谋杀我的祖母，我为什么不能这个做的设问与命题，进行了宗教与世俗常识方面的探讨。读这一段时，让我想起下放农村时读过的纳粹德国在训练特工与间谍时，曾经有命令所训的特工，亲手杀死自己父母的课目训练，以驯服特工与间谍的坚定的愚忠。在宗教信仰和政治忠诚，及基本人伦的判断与多思间，过去曾经有苏格拉底的哲学回答：我是多个的我，我得与我生活在一起，我的自我事实上是唯一那个永远不会和我分开的人，我得永远忍受这个不分开的我的陪伴。我不想成为一个谋杀者，不想与谋杀者共度余生。苏格拉底这样哲学式的枯燥回答，让一般的读者更会云里雾里，不明究里，会本能的回答，自己的祖母怎么可以谋杀呢，怎么可以用这样的命题来探讨问题？ 这样的探讨，已经是带有经院式的了。阿伦特不同意苏格拉底的说法。可她的说法，同样也让人在思想的我的迷雾中，昏昏然然。 小说创作，作者陷入叙说者的情境后，会有一种不可自拔的角度反串。玛丽以给阿伦特的信是就提到这位的情况。“我的小说《令人迷恋的生活》进展顺利，但是每当我写到性的时候，你总让我良心不安。我在描写一个有关色诱的场景时，你会拉着我的胳膊说‘停’。这种想象中的抗议非常有效，我只好重写，把原来的女主人公的视野改换成男人的。”（Ｐ８１） 女人间，哪怕是阿伦特，也少不得八卦。给玛丽的信中提到他的前夫（或前恋人）鲍登的小说卖给《巴黎评论》的事，还说虽然没直接提她的名，但也明显看得出化名“ｄ·ｙ”是写的她的生活。《巴黎评论》所花的５００美金，肯定会的是其中的八卦价值。 玛丽给阿伦特的信说，非常想在巴黎也与在罗马一样有个“圈子”，一群大家都相互认识的朋友。不习惯这里的朋友，多是一对一对单独来往。对君特·斯拉格的《铁皮鼓》觉得不像别人说的那样好，有点装腔作势，属于特有的流亡者文学类型。而汉娜的回信则表示，《铁皮鼓》是部匠心十足的作品，好像阅读了世界所有的现代文学作品，然后决定它们的技巧来写自己的作品。阿伦特告诉玛丽，特别喜欢她的《群体》（玛丽的颠峰的成功作品）。说这部作品，与她的其他作品不同，“整体风格更加柔美更加忧伤，准确地描写了那个时代，但却是在一定的距离之外观察的。你赢得了某种视角，或者说：你到达了某个点，这个点让你远离了原来的生活，让所有的一切都可以还原到客观的状态，你自己已经不再直接卷入其中了。”（Ｐ２３７）汉娜所说的，某个点，远离原来的生活，还原客观的状态，其实是文学创作的高水准的基本要求。 汉娜还告诉卡麦锡，自己同样也处在分裂的人格中。“关于另一个我，我和我自己之间沉默的对话，但不是在两个自我之间。在思考的时候，你是没有自我的－－没有年龄，没有心理特征，根本不是‘真正的’你。这种二合一可能很奇怪，这两个自我互相交换，每一个都认为自己是‘真正的’自我，结果就出现了身份危机这种荒唐的事情，包括在寻找真正的自我的过程中的无穷尽逆退现象。”（Ｐ３６７）读过昆德拉的小说《身份》，一种文学样式对汉娜这段话的阐释。像这样的人格分裂，别人身上是否强烈，我不知道。我自己在年轻时就已经强烈的感受到了，并开始注入自觉意义上的理性开掘。这也是坚持长期读书，去读各种各样书的一个驱动。人的一生，从汉娜的关于另一个我的命题出发，就是一个发现另一个自我，追加本真我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区别在于被动与主动，以及所发掘的广度与深度不同。 读通信，绝大多数是话，对于不作专门研究的读者来说，都是没有太多意义的家长里短和不太相干的信息。可以从这一大堆的文字中，捡拾出一些对自己有帮助，有启示的东东来，已经是非常大的收获了。 １９７５年１２月４日，汉娜·阿伦特在纽约住所因中风后，不久便死了。她出过车祸，去世前她的《精神生活》第二部分还没完成。本书的作者摘录了尼采的话，献给汉娜·阿伦特：“和你在一起，我亲爱的声音，和你在一起，人类幸福最后一点气息，请和我交谈，哪怕只是短短的一个小时，因为你的存在，我欺骗自己并不孤独，让自己去寻找人群和爱，因为我的心不愿意相信爱已死去。”（Ｐ５７４）在作者的眼中，汉娜与尼采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玛丽放下了自己的创作计划（未完成的《食人者与传教士》），用三年的时间，帮助她的老朋友汉娜·阿伦特整理和出版遗稿。玛丽还委托本书的作者，将来把她与汉娜的通信整理出来。卡罗尔·布莱曼做到了，并将书信集的书名为《朋友之间》。让读者可以在悦读中，领略那２５年的通信间，架起的一道绚丽的彩虹。 另外，还想说的，在翻阅本书前，带着一个目的，想在书中找出一些依据，结果没找到。这个目的，是十多年前在读汉娜的《极权主义的起源》时，听来一个说法。说《极权主义起源》写了德国纳粹和前苏联两个国家的极权，原本是要写第三个国家的，第三个国家便是中国。最终在汉娜与玛丽的通信中，没有找到如此这般任何的蛛丝马迹。 用尼采的话，也是译者译后最强烈的体会，结束这篇读书札记：“除了我自己，没有人和我对话，我听到了我的声音，但它也只是一个垂死者的声音，即将逝去。”（Ｐ５７５） ２０１８年５月９日广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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