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按：这篇摘的是阿伦特接近晚年的生活，作为一个女哲学家，她过的生活与我们现在过的生活并无多大区别。她同样经历了婚姻、爱人的死去、政治生活的参与和生活的琐碎。用感性的话来说，可能每个人所认为的哲学家都是不同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哲学家也是人，更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人。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把哲学家抬得太高或者太低都没有必要。但我认为能把哲学家和常人作出区分的原因之一，可能就是他们在活着的时候都不停止思考。 在巴德学院举行完海因利希的葬礼当天，汉娜·阿伦特在社会研究新学院主持了一次讲座。讲座很成功，可是汉娜不知道她是不是应该为自己马上又继续工作感到愧疚。她给玛丽·麦卡锡写信说:“事实是我已经完全筋疲力尽了，只不过还没有垮掉而已。我并不疲倦。或者说不是很疲倦，只是心灰意冷罢了。我仍然很好地发挥着作用，但是我知道，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障碍也会破坏掉我的平衡我不相信那种恐惧，我曾经给你讲过，它十年来一直伴随着我，我不相信死亡会就这样突如其来地发生了。曾经充满恐惧和惊慌失措的地方如今成了一片空虚。有的时候我觉得倘若身体里没有这种沉重我简直无法行走。不错，我感到我好像飘起来了如果我哪怕早几个月想到了，我会眩晕的。“
1970年圣诞节前几天，安娜·魏尔来纽约了。她打算在纽约呆上几个星期，帮助汉娜料理家务。当有一天安娜买东西回来打开家门的时候，她听见和一个学生坐在客厅里头正在亲密谈话的汉娜招呼道：“海因利希，把你的套鞋脱在门口。”当安娜接若走进客厅的时候，汉娜呻吟着歪倒在沙发甩，再也没说什么。
对海因利希的回忆时时处处追着汉娜，但是她并没有想到要放弃这所房子，她需要那个活跃在这所房子每一个角落里的“缺席的在场“有时候她会坐在海因利希的房间里，坐在他的打字机前，因为这会给她某种东西，就像她说的那样，“这样我能够把握住我自己。“
和玛面·麦卡锡的友谊也是汉娜的一个强有力的支撐。年初她陪伴玛册和她的丈夫游历了西西里，6月里她接受玛丽的邀请到玛丽位于卡斯廷的家里过了几个星期，为了让汉娜能够安安静静地住下来，玛丽特地在车库上头为她不布置了一间客房。然而不久她就明白了，她的女朋友根本就用不着她这祥关心。玛丽买了鳀酱，因为她知道汉娜喜欢吃。而当汉娜后来在储藏室里发现了这一小瓶鳀酱时，她的反应是不高兴。“我们再也没提这件事。”玛丽·麦卡锡回忆道，“但是我知道我竭尽全力讨好她是做过了头了。这种既狭隘而又讨巧的方式是她所不喜欢的。”
汉娜在这间车库上头的房子里寻找到了她所需要的那种用来工作的平静。她开始为6月份由纽约《时代周刊》出版的摘要报纸“五角大楼报”动手写一篇名为“政治当中的谎言”的文章。这篇文章涉及到了来自国防部的秘密材料，这些材料说明了美国的越南政策。对于汉娜来说这些材料证实了华盛顿的政治领袖们对现实是何等的不了解，特别是总统的那些顾问们，汉娜称其为“救火队员“。这些救火队员们肯定会把很多智慧用在草拟演出提纲和为预知可能发生的事件提供理论上，可是与此同时他们却忽视了具体的现实情况。汉娜·阿伦特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这样说道：只有一种东西牵引着他们，那就是他们不惜一切手段想要保持的“美国形象”。自从 “五角大楼报”出版以来人们知道了，“美国是为了保持自己的形象才进行这场战争——不是某人打算成为下一任总统（可是准愿意当第一个打输了一场战争的美国总统？）就是涉及到了美国在世界上的形象，要证明美国政府真的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政府。可是这还不够。他们毫无疑问还要全世界都相信美国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汉娜认为这种宣传的糟糕之处在于，这些“形象制造者”自己落入了自己想象的圈套。她解释说：一个冷血的扯谎者还知道自己说的是假话，可是在一个自己欺骗自己的人那儿事实根本就没有容身之地。因为对于她来说最重要的是不自欺欺人。在这种意义上她引用了陀斯妥也夫斯基一部长篇小说中的一句话：“欺骗自己并且把自己的谎言当真的人最后得到的结果就是，无论是在自己周围还是在自己身上，再也分辨不出真实的东西了。“
汉娜·阿伦特对政治和真理的思考赢得了很多人的赞问。她得到了很多大学的邀请，以此为题去作演讲，因此她不得不在这个国家里东奔西走。除此之外，在社会研究新学院里承担的课程和各种各样她必须参加的会议都加重了她的负担。到了1971年年底，她真的精疲力尽了，她的医生检査出她患有心绞痛，他们劝她少工作，生活得更健康一些汉娜对这类劝告的反应一向很粗暴，她给玛丽·麦卡锡写信说：“反正我的心绞痛巳经确诊了，或者不管怎么说我的医生相信这一诊断。虽然无论如何还没有糟糕到为此不安的地步，可是通常的那些废话总是少不了，什么慢慢走路哇，不再抽烟之类的。因为我不会为自己的健康活着，所以我将做我认为是我应该做的事情——避开所有可能将我置于不快乐境地的东西，我指的是那种使我置身其中不舒服的境地。 海因利希·布吕歇尔——阿伦特的第二任丈夫
汉娜当然没有放弃吸烟，但是她经常考虑到退休的事。到目前为止她的经济状况尚不明朗，这时社会研究新学院已经同意寻找有关她退休的条例，而且12月时她得到消息说，她第二次向德国方面提出的赔偿要求成效显著，她那位非常有能力的律师把她的案子一直递到了联邦宪法法院并且得到了答复：同样情况以“阿伦特案”为准。这之后汉娜被批准以高校教师的资格退休并且补发薪金。
汉娜·阿伦特一下子富裕起来了，但是她的状态井不好。她觉得自己一方面自由得如同风中的一片树叶，另一方面回忆又赋予了她怪异的沉重。当她1972年夏天再一次去欧洲旅行的时候，这种回忆又十分活跃起来。她去巴塞尔看望格特鲁德·雅斯贝尔斯，后者年龄已经94岁了，身体虽然矍铄,却患有老年健忘症。迎接汉娜的时候她对汉娜说:“我们俩都失去了自己的丈夫。”仅仅10分钟之后她义问汉娜：“海因利希怎么样？“
8月里汉娜去了康梅湖，她作为洛克非勒基金会的客人下榻于一个宫殿风格、带有大花园的别墅里。别墅里住满了来自界各地的大学教授，他们忘情于这里幽雅的环境，其中有一些人还带来了自己的夫人。汉娜注意到，在那些夫人当中“有些人简直疯疯癫癫，而另外一些人或弹钢琴、或勤奋地为自己丈夫的平庸之作做抄写打字的工作”。对汉娜来说，重要的是享受这里第一流的烹调技术和贮藏丰富的葡萄酒。她此刻的文字创造力正处在一种—般状态中，因此她觉得这个地方过于虚幻。不过她已经动手写一本书的第一章，这是一本关于冥想的书，关于精神生活的书，它应该同《积极生活》具有同等分暈。如同在《枳极生活》里涉及到了工作、生产和活动那样，这本新书也包括三个部分:思想，意志和判断。
汉娜从康梅湖自然又去了特格纳湖，去了那个她和海因利希两年前发现的小旅店。她心里多少有一点害怕，因为她会在这儿又遇上老朋友，比如她遇上了海因利希的老朋友罗伯特·基尔伯持。
本来她和海因利希约定了，在这个夏天里一同i弗爵堡看望海德格尔，可是现在汉娜一个人独自来了。这时候海德格尔家已经修建好了花园里的平房，《存在与时间》的手稿不是由美国人买走，而是被马拉巴赫“席勒-文学挡案馆”买走了。如今海德格尔过着一种悠闲的日子，他的生活芾奏缓慢而稳定：按照规定时间工作，下午稍晚的时候去散步，通常是去一家名叫“猎人小屋”的山间旅舍，在那里喝上一杯葡萄酒，一边眺望整个弗雷堡。
汉娜·阿伦特有时候会羡慕海德格尔这种宁静的生活，但是她却放弃了迁居到瑞士来的计划，尽管她越来越不能忍受美国的政治局面了。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在发表就职演讲的时候曾许诺要把美国从越战中拯救出来。可是撤军进行得缓慢艰难而且三心二意，人们仍然还相信会给北越以致命的军事打击。1972年春天尼克松下令轰炸北越的城市和港口，到了圣诞节他又下令实施所谓“圣诞轰炸”，说是以此给河内上最后一课。尼克松大肆庆祝自己政策的胜利，并且在11月以压倒多数再次当选为美国总统。“每一个人都从他手里买下了这种虚构的产品”，汉娜讽刺那些轻信的美国人道。
她本来己经不打算再这样投人地研究政治了，“我在政治理论方面投人得够多了，从现在开始我还要一直做下去的，是从事对与交往政洽有关的事物的研究，她对她的老朋友、“艾希曼事件”之后由于见解相左曾长时间断绝往来后来又和好的汉斯·约纳斯这样说道。约纳斯肯定了她的意见，并且他们两人约定，将来一起从事对于那些他们年轻时候就感兴趣的哲学问题的研究，或者倒不如说他们俩以玩笑的态度达成共识：“现在已经到了关键时刻”。
对汉娜来说，继续写她那本为《积极生活》作补充的书，倒是一件很实际的事情。她以古罗马哲学家加图的一句话作为这本书的结语：“人即使什么都不做也绝不稍微积极一点，即使认为自己孤寂也决不放弃独处，她是要以这个句子为出发点回答以下问题：思考时的人干什么？以及为什么人在思考时不孤寂？为解答这些问题她已经付出了很多努力，但是现在她才得到了面对广大听众阐发自己的思想的机会。苏格兰的阿伯丁大学邀请她于1973年年初开班吉福德讲座，这个讲座十分重要，只有最著名的学者才能有此殊荣站到这个讲台上，一旦接受了邀请，汉娜将名列杰出人物的名单之中，而且是其中的妇女第一人。
汉娜接受了邀请，4月里她乘飞机前往伦敦，她将在那里和玛丽·麦卡锡会面，然后她们俩人一道前往阿伯丁，玛丽要在第一次讲座时在场。她答应汉娜决不捣乱，而且为了不惹眼穿一件苏格兰方格披肩。
第一场演讲于4月23日举行，最后一场按计划要等到5月14日。汉娜·阿伦特谈的第一个题目是她最为关注的课题，即“论思想“，然而她对这个问题的阐述绝不似其越目所显示的那样非政治化。她最初产生从事思想硏究的想法是在耶路撒冷目睹审判艾希曼的时候，当时面前的这个犯下了滔天大罪的男人看起来逛那么庸常，那么不起眼，这使她大吃一惊。她所谓“恶魔的平庸”指的正是这种平淡无奇。
现在汉娜要做的事是探究以下问题：这种表现为平庸的恶有哪一些根源？她不相信某人是恶的因为某人有一颗邪恶的心或者某人为恶念所诱使。她也不相信邪恶与黑暗或智慧有某种关系或者被理解为只不过是违背了道德戒律。按照这种阐述恶被言作是一种力量，那是一种可以使人的思想堕落或者对其产生消极影响的力量。汉娜·阿伦特的观点与此相反，恶的根源就存在于人的思想里。因此她问道：“也许思想——除去习惯干对所做之事或引起注意之事进行探究，而并不顾及事件和特殊的内涵之外——竟然属于制止人们去作恶或者恰恰相反，诱使人们作恶的前提条件之列。
汉娜·阿伦特对此的回答是肯定的。在她看来苏格拉底的发现思想是一种“无言的对话”而非別的——正是思想的前提条件。思想者必定从世界和人群中引退，他是孤寂的，但不孤浊。因为他完整地进入社会继而在这个过程中体验到，他在思想上分裂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分裂成了两个人。
正如和其他人交往一祥，人在思想里同自己也有交流，也有不断的提问和回答，谈话和反诘、在这种原始的二重性里双方不能够相互脱离，它们必须“在一个屋檐下”共生并且条件地相互妥协。或者换一种说法：我得和我自己和平相处。
在汉娜看来，这种取得协调一致的必要性是人们通常称作良心的源泉。良心被理解为内心的交谈，它制止人去作恶。于是汉娜·阿伦特问道：那么究竟有谁心付情愿于不得不和一个杀人犯或者骗子生活在一起呢？
每当人们开始思考的时候他便在进行着这种对谈并且唤醒了自己的内心里的伙伴。他无法逃脱他的伙伴——除非他放弃了思考，这是堕落，如汉娜在艾希曼这种人身上所见，因此她称其为“浑浑噩噩的人“。
汉娜在她后来出版的著作《论精神生活》当中就此写道；“谁对这神无言的交流没有认识（对什么进行考察，说什么以及做什么），那么他在交流时就找不到反驳自己的东西，也就是说，他既不能也不愿意为自己的言论和行动辩解；犯下任何一种罪行在他看来也无所谓，因为他可以指望自己很快就把发生的一切都忘记了[……]。一种没有思想的生活完全可能；接着它不再发展它自己的性格——它不仅没有意义，而且是彻底僵死的。不思想的人就如同梦游者。
汉娜·阿伦特肯定不是梦游者。她热爱思考。玛丽·麦卡锡透露说，汉娜是她曾经注视过其思考的惟一一人。她一动不动地坐在沙发上，好像睡着了一样，双手抱头，有时双目紧闭，有时又大睁着眼睛，每一个必须穿过房间的人都得蹑手蹑脚地走路，她需要那种她得以遁人自身的时期。然而对于她来说同样重要的是，最终又投身于公共生活和热烈的讨论之中。
她在思考和宁静时期之后大多会求助的第一个人就是海因利希·布吕歇尔。同他交谈犹如与对谈的延长。汉娜现在缺少的正是这种深信不疑的交流。
此时的汉娜还是一个颇有风韵的妇人。海因利希·布吕歇尔死后不久，与汉娜在50年代末结下友情的诗人奥登出现在她的身旁并且向她求婚。汉娜自然拒绝了他，作出这种决断在汉娜当然很不轻松，因为她预感到了拒绝他将会多么严重地伤害他。奥登在后来的几年里从一个衣冠楚楚的绅土潦倒得成了一个流浪汉，而且丝毫也不掩饰自己的绝望。往遭到汉娜拒绝的那天他拼命喝酒，后来汉娜不得不把他拖上电梯。她当时给玛丽·麦卡锡写信说道：“我痛恨同情，总是避之惟恐不及，而且我相信我从来没有认识过某个人曾经在我的心里唤起同情达到这种程度。
在阿伯丁的讲座结束之后汉娜第一次与海因利希以外的另一个男人一同去度假，她和她的老朋友汉斯·摩根陶一起在罗德岛度过了两个星期。而当摩根陶和汉娜之间的关系进入了与汉娜和奥登的关系相似的状态时，悠闲的假期一下变得黯然失色了，他向汉娜建议把他们之间的友谊再推进一步，发展成婚姻关系，汉娜不得不也拒绝了他，在她看来摩根陶是那种十分不一般的男人，她很看重他，旦却只能作为朋友。他不可取代海因利希的位置。
汉娜回到纽约不久。9月里的一天，她得到了H.奧登的死讯，这个消息深深地震撼了她，从表面上看她没有像海因利冷死后那么镇静。让她痛苦的是她没有能在需要的吋候帮助奥登。“我总是想到威斯坦”，她给玛丽·麦卡锡写信这样说道，“想到他生活中的不幸，想到他来请求我的保护时我拒绝了他。“
汉娜在威斯坦的葬礼之后重读了他的所有诗歌作品并且为他写了一篇诔词。她回忆道：“每当他看起来不能再抗争的时候，每当他那肮脏而且破烂的家里的自来水管出了故障，以至于他不得不使用街角那个酒店的卫生间的时候，每当他的衣服〈没有人能劝动他相信一个男人至少需要两套衣服，需要两双皮鞋，以备需要洗涤或者修补时替换——我们一年又一年就这个题目发生争吵〉脏了或者裤子破烂得从上到下都裂开了的时候——简而言之每当他面临麻烦的时候，他就开始怪腔怪调地唱起那首经过改头换面的《数一数咱们的幸福》：‘你应该想到你拥有了什么。”
1973年11月初，汉娜如同每年那样去巴德学院拜谒海因利希的墓地，坐在墓碑附近的一座石凳上。圣诞节前几天她接到一封电报：《党派评论》的主编之一菲利普·拉夫去世了。人们在他家里发现他已经死了，死状很离奇。汉娜给玛丽·麦卡锡写信谈到她对亲朋好友一个个离开人世的印象时这样说道：“我不得不承认，这种‘树叶凋零’（或者叫‘树倒猢狲散的过程使得我的感觉都有点麻木了。好像衰老的过程并不——如歌德所说——意味着‘逐渐从现象世界引退’（我对此没什么反对意见），而是一个熟悉的世界〈无所谓朋友敌人）逐渐（很突然）变成了一片充满了陌生的面孔的荒芜之地。换句话说，并非我引退，而是这个世界正在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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