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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地行记》是两个英国人写的。一个是Ｗ·ＨＴ奥登，诗人与评论家；一个是克里斯托弗·衣修德，小说家。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王家新译。 这书已经读完一个多月了。因为到福建旅行，又回家乡二十天，没及时的留下读行脚印。 读完《战地行记》，到底是诗人与小说家的文字，与烽火的战场，保持着与专业战场记者的职业区别上的距离，赶的都是“边边场”。与借书时，想读外国人写的中国战场中真实的人，真实的场景，真实的事件的期望，有些距离。 有意思的读点，歪打正着的读到其中一个作者奥登，詹姆斯·乔伊斯的天书《芬尼根守灵夜》第２７９页，提到了他。这说明，这个诗人在英国的名气着实的不小。奥登的反应呢？他说：“乔伊斯，我真的不能说很在乎他，即使我的名字进入了《芬尼根守灵夜》，获得了某种不朽。” 抗日战争，真的是乱世英雄起四方。书有介绍了这么一个情节。作者之一的小说家，给一个将军当顾问。按小说家的说法，这个将军，是一个真正的土匪。最后连５００元的大洋都不愿意付。给顾问送一块牌匾。习惯的做法，送了一块牌匾，就可以勾销所欠的债务了。可外国人的还债意识，也是中国人，中国将军不能理解，惹不起的。这个小说家，与做牌匾的人说好了，没有他的同意，牌匾总会存在各样的问题，永远做不好。将军无奈，最后把钱还是还给了顾问。 书中可信的是因为穷，日本人给了非常可观的赏金策反时，许多的农民当了日本人的奸细。当然，这样的奸细，时常又很容易被发现。只一句，“你是奸细！”对方就红了脸，承认了当奸细的全部过程。结果呢？枪毙！ 接待，也是生产力。在战争时期的接待，更显得尤为重要。中国人，特别讲面子。今日，给了人一分的面子，他日非常可能会获得十倍的报偿。张学良在抗战时期，就深深的懂得这个道理。西安的招待所，按时作者的说法，是世界上最奇怪的宾馆之一。一座日耳曼式的极其现代的建筑，配有私人浴室，自来水，中央供暖系统一理发店及舞池。 《战地行记》中读到，日本军队中有许多东北人，也有白俄人。当他们被俘时，被告知不会被处决，高兴得手舞足蹈。 另外一个细节，是中国人与英国人的统后和指挥原则在战场上有很大的不同。英国人注重战场的实际情况。而中国更强烈军人的气节，国家的名声，明知可以避免的伤亡，也不愿意做理智的选择。上海之战，“敢死队”占据着“中国铸币仓库”。英国将军特尔弗·斯莫利特发现，如果中国人守着仓库，日本人的炮弹一定会轰过苏州河，落入苏州路及其纵深区域。他叫中国人撤退。中国人不干，说得有总司令本人的命令。英国人与蒋夫人交涉。她说，不，他们必须战死，而后中国才能生。英国人坚持自己的主张，最后说通了总司令本人，让这个营撤了出来。 《战地行记》后面的几幅图片，倒是拍下了战争环境下中国人的当时的境况与神情。 ２０１８年７月２２日广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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