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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图书馆借了小说《波动》（译林出版社）。捧上手，很快读完。与当时的预感一样，写得一般般，太一般般。 小说，虽然一般般。可要是回到当时，也就是１９７４年的思想与语言环境，这样的小说，只有我们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用那个时代的眼光来看，对这部小说的评价，那就两样了。属于很不一般的小说。 小说，生于时代。小说家的小说，必须与写小说的当下环境，联系起来看。 前不久，在家无聊，重新读了《班主任》短篇小说集。哪个出版社的不记得了，是因为旧读的情感，好多年前，从书摊上淘来的旧书。 重读刘心武的《班主任》，真实的水平，可能不如今天的中学生。可在那个时代，就能像卢新华的小说《伤痕》一样，成为伤痕文学的代表作。 作为从文革中走出来的诗人，推出民办第一文学刊物《今天》的创办者之一，讨论他的小说《波动》，不如回头探讨他的小说生成的当时的语言环境，以及语言中的优势，更有意义。 上海东方电视台，有个主持人，叫曾一凡。这人主持的访谈节目，挺喜欢看。人胖乎乎的，一脸的笑，总带着亲和的磁性。不曾想，这曾一凡是小说作者的同学。 作者在小说《波动》后回忆写作时情形的《断章》说：“曾一凡是同学也是邻居。在‘上山下乡’运动大潮中，他和史康成是立志扎根北京的‘老泡’，指的是泡病号留在城里的人，为数不多但不可小看－－除了有抵挡各种压力的坚韧神经外，还得深谙病理知识造假技术。”（Ｐ１７６） 说到这里，就想说说作者的语言环境。前不久读了关于北京四合院的文章，安枫写的。写的是北京的四合院，以及回忆大诗人臧克家相关往事。读了这篇文章，又想到好多曾经读过的与北京四合院有关的人与事。从随处可见的一把大扇儿摇着，大赤膊的打着，大石墩子坐着，那四合院里的大爷的一口京腔儿侃爷，到老舍的小说与文章，给外地人最大的感觉是什么？语言优势吧？！ 这北京四合院里出来的话，那就是信手拈上一句，便可以谱着曲儿的唱！ 这叫什么呀？这叫京味儿！少了这个京味儿，语言，总好像缺少点什么。 所以，我说，北京人，就占着语言的格外的优势。北京四合院呢，占着更地道的优势。因为什么？因为北京的皇气，因为北京的语言是皇城根下的语言。 说北京，这特别，那特别，这好，那好。压根儿说，北京呀，总归结着皇气儿的好！ 曾一凡，那一脸的笑，软软的，笑不到边。再加上一口纯正的北京话儿，那看相，那范儿，活活的一尊菩萨。所以，他的访谈节目，有有关天然的优势。原来还觉得鲁豫访谈节目好，可与曾一凡的一比较，干脆就没了！ 就说这作者的语言环境吧，与北京的四合院的语言有关。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哪怕是外地去北京的后来人，只要是操了一口的北京话，那就具有了语言的优势。假若把北京话讲得更地道，那就得带上北京四合院的腔调。 特别喜欢听北京的小孩子对话，一口特别有味道纯正带着儿化音的话，像初升的太阳…… 记得有一回北京出差，见一对中学男女学生在涮羊肉。一人面前摆放了一罐雪碧，特别像电视里琼瑶小说里的情景再现。我们坐在不远，我特别用心，特别欢喜的窃听着他们特别纯洁，又特别带着我们那个年代，男女同学间不可能有的那种对话，还是很好听的北京话。 两样的诗，用塑料普通话，用方言的朗诵，其效果很是不一样的。比如，作者听史康成读郭路生的一首诗，格外的激越。假如用长沙话，作者可能是激越不起来的。 诗文：“解开情感的缆绳／告别母爱的港口／要向人生索取／不向命运乞求／红旗就是船舤／太阳就是舵手／请把我的话儿／永远记在心头／”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Ｐ１７８） 他与史康成探讨诗歌，记录有这么一段话：“朗读贺敬之和郭小川的诗，除琅琅上口，跟我们没什么关系，就像票友早上吊嗓子。”（Ｐ１７８） 吊嗓子，得用京腔！ 好了，说了这么多《波动》小说题外话。这样的小说，今天读来，只有历史意义了。可在那个历史时期，可能会与恰似路遥的《人生》那样，在成长阶段打开某个好奇的窗口。 那个时期写这样的小说，与写张扬写《第二次握手》的危险性是差不多的。北岛说：“１９７４年１１月下旬某个清晨，我写完中篇小说《波动》最后一句，长舒了一口气。”（Ｐ１８６）“下了班我忙于转移书信手稿，跟朋友告别，做好入狱准备。”“那年我２６岁，头一次知道恐惧的滋味：它无所不在，浅则触及肌肤－－不寒而栗；深可进入骨髓－－隐隐作痛。”（Ｐ１９２） 读《波动》，让人想起好多七十年代末与八十年代初读过的小说。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８日广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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